王琳

刑事司法的現代化是圍繞著對被告人的權利保護而展開的。注重對“坏人”權利保護的理由就在于，我們每一個人都無法控制自己不成為嫌疑人甚至被告人，如果沒有對“坏人”的保護，又怎能讓無罪者脫罪，讓有冤者昭雪？

也許有人會說，我一輩子老老實實做法律之下的順民，我一不殺人，

這個事情曝光以后，當地公安局一位主任稱，經他們初步調查，打人的是協警員，不是警務人員。老實說，對于這樣的調查結果我們已經耳熟能詳了：又見警察打人，但一調查又是“臨時工”干的。最嚴厲的處理結果也無非是“壁虎斷尾”式的清退該協警。而新的協警還會補充進來，協警抓嫖也會繼續。只不過，下一個受害者未必會有劉老師這般幸運———想想看，那“小姐”不知被多少嫖客“寵幸”了多少回，要記清每個嫖客的樣貌怕是有相當難度的。万一“小姐”一時搞混了，“嫖客”就算有冤也無處訴，被警察或協警打了也就打了，不光打，還得交一筆不菲的銀子，否則就勞動教養去吧！

也有人會說，我晚上不上街不就成了嗎？但就算你躲在家里，也未必能躲過禍端。8月21日深夜，四川綿陽市南河路某理發店老板鄧女士和丈夫已經入睡，突然被門外一陣巨大的撬門聲惊醒，三名男子闖入寢室大聲喝道：“不准動，把燈打開！”被嚇得魂飛魄散的鄧女士第一反應就是“遇到搶匪了”。慌亂中，赤裸著上身的她赶緊把丈夫的衣服穿在身上，下身圍著浴巾把燈打開。這時一個男子才表明身份說：“我們是城廂派出所的民警，馬上跟我們到派出所走一趟。”當鄧女士向三男子索看證件時，對方的回答竟然是：“你們管不著。”是的，當公民連要求警察先示證再執法都“管不著”時，警察權的恣意妄為就不難理解了。在公民無法對警察執法行使監督權的背景下，再好的老好人，再躲進自己的住宅也不能避免來自警察權的傷害。鄧女士可是位眾口稱贊的好人，她還被推選為首屆“感動綿陽人物”候選人。但就是這樣一位好人，在短短半年時間里已經被警察檢查了三次，一個守法的公民被公權力如此戲弄，能不人心惶惶嗎？

當然，在制度上，我們對警察弄權，乃至對協警弄權都是有規可制的。先說協警，早在2004年，公安部就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對聘用的輔警、協警隊伍在三年內全部清退。但事實上，上面提到的云南那檔子事不還是“協警”干的？作為一個規避公安部通知的事實是，原來由各地方公安机關聘請的輔警或協警都紛紛改旗易幟，由當地政府聘請，且在經費保障、人員進出上均由地方政府直接負責，但人員的調配与使用卻仍由政府授權公安机關管理。如此“專項清理”用“換湯不換藥”來形容當是再貼切不過了。部委決策与地方實踐的脫鉤，再次凸顯出制度推行本身存在一個監督的空白。連約束權力的制度都無法監督施行，又怎能期待這一制度能真正發揮約束權力的效用？

而關于入室檢查，依《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明文規定，警察一應出示身份證件，二應出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關開具的檢查證明文件”。當公民要求出示證件時，警察卻說“你管不著”，當然是違法的。可問題在于，警察入室檢查違了法，又當如何呢？我們可曾見過相關警察被追究責任的相關報道？

如果說無救濟則無權利，那么有權力則必須有責任———与權力相伴隨的責任追究不僅應表現在法律文本上，更應体現在執法過程中。當權力被濫用卻事實上無須承擔任何責任，与權力相對應的權利也就危險了。

來源：東方早報

（陽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