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籍艾滋幼童求醫遭拒，但一夜之間形勢又發生了大逆轉。廣州市儿童醫院已經承諾為其提供手術治療，并表示在醫生、技術和設備上都沒有任何問題。五歲的孩子或許還不明白圍繞他發生的這一切，包括醫療系統的拒絕或接納，以及生命隨著這一進程呈現出的波折。目前，院方已經完成了對幼童的會診，准備采用外科手術為他進行

由于感染了HIV病毒，且長達9個月沒有正常進食，幼童的体質很差，即便進行手術其效果也有待觀察，但這一特別的個案顯然朝著正常的醫治途徑發展。事已至此，艾滋幼童的戲劇化遭遇仍然無法令人釋怀。艾滋病一直被看作是一种社會病症，會集中反映諸多可憎可恨可愛的社會心理。在這一最新的案例上，最應該給予療救希望的醫生出于种种考慮，曾表現出近似于歧視的推諉態度。非政府組織以及大眾媒介則立足各自職能，鍥而不舍地行動，在醫術之外施以充滿悲憫的援救。

盡管事態逐漸樂觀，但由艾滋幼童的求醫所暴露的普遍問題依舊在。如果說能否施救主要体現為醫療技術問題，那么是否給予援救則主要是人道問題。在艾滋幼童的治療上，人道主義的立場一度讓位于技術上的堂皇借口，所幸的是，這种局面在強大的輿論下得到了糾正。但不能不体認到，醫療程序對幼童從抗拒到啟動，其改變的動力來源是社會綜合壓力而非醫者自覺。這也證明在針對艾滋患者的常規病治療上，技術從來不是最大的障礙，醫德的決心及此基礎上的跨院協作机制的缺乏才是根本。

從廣州現有的醫療資源配置看，專門的定點醫院偏重于艾滋病人的收治，在病患的并發症治療方面存有薄弱。而對于綜合性的全科醫院來說，艾滋病的醫治水平也參差不齊，一旦發現艾滋病患者就診，經常是消极應對或婉言拒絕。這就是艾滋幼童們不得不忍受的醫療現實，而在廣州之外，此种境遇更加惡劣。如此，就會出現類似于艾滋幼童的遭遇：艾滋病專門醫院心有余但技術不全面，綜合醫院有技術但忌諱HIV的感染危險。如果能建立起兩類醫院間的會診和合作机制，集中各自的診治优勢，能自動啟動對艾滋病患的治療，將徹底扭轉艾滋幼童們的命運。

這樣的跨醫院協作并非空想，它在部分領域已有成功先例。廣州市第八醫院就曾与廣州婦嬰醫院聯手，為一名艾滋孕婦進行過剖腹產，并且至今保持著類似的合作。這种局部嘗試性的醫院合作能否形成固定模式？推動它形成的動力又應該來自何方？很明顯，醫療行政主管部門是主体，在推動跨醫院的技術合作，應對艾滋患者并發症救治難的困境，進而實現合作模式的日常運作等方面它難卸職責。已有醫生提醒艾滋幼童在儿童醫院做手術后，再回到艾滋病醫院治療。這一專業建議實質上顯示并呼應了醫療界對跨院合作的欲求。

針對艾滋病患的跨院合作若能從經驗上升為協作模式，將創造開放的治療格局，除了可以提高醫療資源的利用效率，還可以為社會力量的介入提供渠道，比如增加境外醫生或資金的支持力度，改善艾滋患者的整体醫療環境。當然，合作框架或机制從無到有，從經驗探索走向成熟需要時間，然而就在費心推演合作利弊的同時，一幕幕非人道的圖景或會重演：据不完全統計，僅今年上半年，我國就有10起以上艾滋病人要求手術被拒的事例。其中一名需要做食道擴張的幼童，上月因遲遲未能手術，虛弱而死。湖南一名感染者眼睛出現感染情況一年多，手術被拒，雙眼失明……

在排除歧視的理性狀態下，治療艾滋病人的并發症應“還原”為單純的技術問題。要避免將它放置在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中自我糾纏、自我束縛。現實主義的思路是，在醫療資源不平衡布局的狀況下，相應的技術協作、技術普及、技術升級等籌划最終有待于行政力量的推動，從而超越醫院間的區隔甚至壁壘。湖南籍艾滋幼童的個案能否演繹成一种社會力量，促進行政推手浮出水面，目前懸而未決。行政方的動力生成固然非朝夕可以獲致，但那些徘徊在生死邊緣的不幸者能等到那一天嗎？

來源：南方都市報

（陽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