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笑蜀

通常認為，只要私人產權制度不從根本上改變，只要實行市場經濟体制，國民財富的共有共享、社會的公平正義就都無從談起。但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這個判斷在當代已經難于成立。

美國不可能沒有窮人

年初去美國訪問，從

這种景觀，是美國社會問題的一個縮影。美國無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用美國2005年划定的貧困標准（單身年收入低于9570美元；兩口之家低于12830美元；三口之家低于16090美元；四口之家低于19350美元；五口之家低于22610美元）來衡量，它的窮人仍不算少，達3500万人；其中300万人無家可歸。

市場經濟國家都會有貧富分化，窮人問題都會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考察，美國的窮人問題倒也不難理解。何況，美國的窮人問題，不完全是美國社會自身的問題，美國是世界上非法移民最多的國家，八十年代美國有過一次大赦，270万非法移民因為此番大赦全部取得了合法身份。但僅僅20年過去，美國的非法移民竟從零起步，猛增到了現在的1200万，是大赦當年的四倍還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數量如此巨大的非法移民，几乎全部是窮人。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注定了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不能不付出代价，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就是一個主要的代价。

這就是說，只要市場經濟体制不變，只要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格局不變，美國就不免始終為窮人問題所困扰。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我們還應該看到另一個方面，那就是說，只要市場經濟体制是正常的，貧富分化就會處于一個正常的狀態，不至于無從遏制；只要社會体制是正常的，人性善的一面就會自動地起作用，帶動整個社會意識和社會的實際運行，從而使已經產生的窮人問題，得到最大限度的緩解。這种背景下，窮人問題縱然始終是一個問題，但卻是一個不斷解決中的問題，一個破坏性有限的問題，一個不會超出心理承受底線的問題，也就不可能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進而顛覆整個社會。

美國怎樣照顧窮人

提到美國窮人，我們通常稱他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樣的表述其實是不准确的。美國人自己所說的窮人，主要以收入為標准，收入低就是窮人。而收入和實際的生活質量，二者未必是正相關，甚至多數情況下不是正相關，我們卻簡單地把收入水准和生活質量划了等號。

我在美國遇到几個朋友，都是十多年前從大陸移民美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個人年收入都在十万美元以上，開奔馳車，住獨立別墅，屬于典型的中產階級。但他們仍然對美國很多牢騷。一個女學者就抱怨說，她每個月能拿到的實際工資，只有名義工資的四分之三，還有四分之一被政府的稅收拿走了。拿去干什么了呢？主要拿去救濟窮人了。他們認為美國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窮人的天堂；富人的好日子不用講；窮人雖然收入少，但收入一旦低于貧困線，社會保障就會應有盡有，他們就可以躺在國家身上過日子，生活質量也不會差到哪去。唯獨中產階級最難受，工作壓力大，經濟負擔也重。當然，說歸說，真要他們离開中產階級隊伍，他們還是不干的。因為做富人几乎不可能，美國很少暴富机會；做窮人他們顯然又不情愿。

美國對窮人的照顧，以及其他弱勢群体的照顧，确實比較周到。

我在美國見到的殘疾人和老人，大多騎電瓶助動車獨來獨往，活力十足。而不像國內的殘疾人和老人，自己昏昏然坐在助動車中，背后總有人推車照料。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人的獨立性強，能不求人盡量不求人；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几乎所有細節上，對殘疾人和老人交通上的人性關怀已經十分完備，正常情況下只身一人足以應付局面。所有路口、所有建筑物的出口和入口，都有無障礙通道。公共汽車如果不裝置可与路面無縫鏈接的活動踏板，電梯如果不裝置盲人專用按鈕，一律不得出厂。諸如此類的人性化措施，為殘疾人和老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方便，使他們最大限度地享有行動自由，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常人狀態。

這里的無障礙通道，不只具有交通意義，更具有社會學意義。換句話說，它也是欠缺行動能力的那部分特殊人群的生存通道。如果沒有這樣的通道，生活中的許多扇門無疑將對他們關閉，他們的生存机會、他們的幸福指數將大打折扣。

為不具備相應生存能力的弱者打造相應的生存通道，使他們能夠最大限度地融入主流社會，享受正常人的正常生活。美國對老弱病殘如此，對人口數量更為龐大的窮人更是如此。

先說住房。華盛頓唐人街（又稱中國城）有座灰紅兩色建筑，叫“華樂大廈”，紐約黃金地段也有此類建筑，叫“孔子大樓”，都是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住戶九成以上是華人。廉租房的照顧對象當然不限于華人。聯邦政府規定，只要符合低收入的條件，即兩人之家年收入不超過45,350元；三人之家不超過51,050元；四人之家不超過56,700元；五人之家不超過61,250元，均可申請廉租房。申請一旦獲准，則不僅房租低于市价，而且只需繳納不超過家庭收入30%的租金，差額部分可憑住房券向政府兌取現金。

對窮人租房縱然頗多關照，但窮人仍未必滿足。我在馬里蘭州見到一個前几年移民美國的老同事，因財力所限，他只能暫且租住公寓樓。談到住房情況，盡管沒有明說，但從他的神色看得出來，不能擁有獨立房產多少還是讓他覺得沒面子。所以他正在籌錢，計划近期購房。而如果購房時他的收入水准沒有大的提升，作為低收入者，他將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購房优惠。比如可申請抵押信貸證書，10年內享受個人所得稅的抵免；甚至可以讓政府交頭款——2003年，布什總統簽署了補助無房戶買房的法案。根据該法案，凡有能力支付月供款、但沒有足夠的錢支付頭款的美國家庭，均可申請低收入家庭特別資助，政府將為他們交納頭款和辦理房屋過戶手續的有關費用。這顯然是一個需要燒錢的事業。据統計，過去35年中，聯邦政府主要用于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的支出高達1万億美元，此項費用今后無疑還要節節攀升。

窮人住房補貼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但跟美國的公共醫療開支相比，不過小巫而已。美國的絕大多數老年華人，鄉土觀念再重，也沒有葉落歸根的打算。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留戀美國的醫療保障体系。在美國，只要你年滿65歲，就可以持有一張“老人證明”；如果你沒有職業和足夠的財產，還可以持有一張“窮人證明”。持有“老人證明”者，醫療費用可報銷80%左右；持有“窮人證明”者，醫療費用可全部報銷。1997年，美國又設立了一個儿童保健計划，專門資助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假若上述三項福利都無緣享有，別急，美國窮人還可以申請其他地方性的免費保險計划。所以，美國的老弱病殘窮根本不需要為看病發愁，不管得了什么病，只要還有辦法救，無論采用什么醫療手段，醫院都會全力搶救，然后幫他們找錢報銷。

美國國防費用之高久已為世人詬病。但國防費用其實不是美國最大宗的公共開支。2003年，美國國民醫療總費用達16790億美元，其中，直接的公共投入就占到46％，共計7723億美元。這還不包括為醫療保障提供的稅收減免。該年度美國國防費用則不過4152億美元，遠低于公共醫療費用。公共醫療雖然耗資甚巨，但美國并無一個全民醫療保障体系，富人和中產階級很難從中受益，主要是照顧老弱病殘窮。

針對老弱病殘窮的國內食品援助計划，規模也很浩大。它包括15個子項目，即食品券計划、婦女和嬰幼儿營養專項補充計划、農貿市場營養計划、全國學校午餐計划、學校早餐計划、暑假食品服務計划、儿童和成人看護中心食品計划、食用商品補充計划、特別牛奶計划、波多黎各及太平洋諸島食品援助計划、印地安保留區食品分配計划、營養服務激勵計划、營養援助計划、無家可歸儿童營養計划，以及緊急食品援助計划、營養教育和培訓計划。這些計划總的宗旨，是保證窮人、儿童、母親、老人獲得所需的營養和食品。在布什政府提出的2006年財政預算中，僅食品券計划的預算即高達500億美元。

此外，還有各种名目的其他福利項目，譬如“殘障福利金”，再譬如中小學教育補助、高等教育補助、養老補助、失業補助等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覆蓋了窮人生活的各個領域。所以，美國的窮人，往往只是收入意義上的窮人，而不是生活質量意義上的窮人。以下數据或能說明部分問題——

46%的美國窮人家庭實際上擁有自己的房屋。其典型房屋一般有三間臥室，一個半衛生間，一個車庫，一個晒台。美國窮人家庭中，住房擁擠的只占6%。

76%的美國窮人家庭有空調。

75%的美國窮人家庭擁有一輛汽車，30%的美國窮人家庭擁有兩輛汽車。

美國窮人的孩子和美國中產階級的孩子在攝取蛋白質、維他命和礦物質方面几乎沒有差別，他們一般都營養過剩，平均比二戰期間參加諾曼底登陸的美國軍人高一英寸，重十磅。

窮仍能分享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紅利，窮仍能得其所哉，所以美國的窮人一般沒有強烈的生存壓力，沒有強烈的反社會尤其是反精英情緒。當然也有一些反社會的暴力事件，但都屬于零星個案，不具有普遍意義。美國社會當然為此付出了代价，据統計，社會福利支出已占到聯邦政府將近一半的非利息支出，相當于美國GDP的9%。

美國為什么能照顧窮人

社會政策必須以一定的社會條件為前提。美國對窮人的照顧能夠實現，無疑是因為美國社會已經具備了相應的社會條件。

這樣的社會條件，第一是民主。“民主能當飯吃嗎？”這是一個我們經常遭遇到的質疑。其實歷史經驗早就告訴我們，對于窮人來說，民主确實能當飯吃，沒有民主确實很可能就沒有飯吃。什么叫民主政治？一定意義上講，民主政治就是壓力政治，就是社會向政府施加壓力，迫使政府的公共政策不能不更多地向民眾傾斜的政治。民主的一個重要標竿是選舉。選舉主要派什么用場？其實選舉的主要功能不是選哪個党執政，不是選誰當總統，選舉主要是選公共政策。誰的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接近最大多數的民意，誰就能贏得選舉的最后胜利。因此每個政党的競選過程，都是其公共政策的調整過程，都是根据選舉形勢調整其公共政策的過程。所以，政党的競爭，政治家的競爭，根本上說，都是公共政策的競爭。主要通過選舉，通過選舉反映出來的民意壓力，根据選舉反映出來的社會需求，各党派不斷校正其公共政策，從而使公共政策趨于最优化，保證絕大多數人最大限度地受惠。羅斯福以來的半個多世紀中，美國保障窮人生存的所有福利政策，都有一個發生和演進的過程。不同的福利政策，發生和演進的具体路徑或有不同，但其主要是因應選舉施加的民意壓力，主要因應選舉体現的社會需求，是這個總的規律在起作用，這一點卻是無一例外。

競爭是公共政策進化的主要動力。人都有自利和懶惰的一面，由人組成的政党和政府，亦不會免俗。沒有競爭導致的民意壓力和生存危机，公共政策的主觀和偏執就無從避免，并且這种主觀和偏執如果不發展到物极必反的程度，一般難有系統糾錯的可能。公共政策因此必須是可選項，必須可以讓民眾比較和選擇。通過公共政策的競爭，通過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通過博弈所展現的社會合力，來修正公共政策可能的失當，使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趨于客觀、平衡和理性。選舉則是公共政策展開競爭的一個最成熟的平台。對于窮人來說，選舉尤為不可或缺，因為選票是窮人最重要的武器。任何明顯剝奪窮人的公共政策，都不僅要失去窮人的選票，而且因為違反道德良知，而要引發強烈的社會義憤，招致來自其他階級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廣泛抵制，選戰中大面積地丟城失地就是必然的報應了。所以，只要是實行了成熟的選舉政治的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保障多一點點還是少一點點，不同政党、不同政治家或有分歧；但在必須維持一個起碼的保障水准，必須讓窮人能過得下去這點上，則是決無分歧的，這個底線是任何政党任何政治家都不敢突破的。只要有成熟的民主制度，只要有成熟的選舉政治，窮人就有保障，有飯吃，因此是一個普遍的規律。

照顧窮人的第二個社會條件則是自由。所謂自由，就是可以做法律未曾明文限制的一切事的自由。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國民財富的分配大致有三個層次，第一次分配通過市場自由競爭實現。第二次分配主要通過稅收實現，政府以稅收為基礎實現轉移支付，使無力從市場中獲得起碼生存資源的弱者，能從政府提供的轉移支付中獲益，維持基本生存。第三次分配則是在社會自組織高度發育的基礎上，通過志愿者和千姿百態的NGO，實現社會的自我救助。第一次分配主要是實現效率，第二第三次分配則主要是實現社會公正。現在一個普遍的趨勢是，文明水准愈高的國家，第二次分配繼續保持其重要性的同時，第三次分配對社會公正的貢獻愈來愈大，對窮人的生存狀況愈來愈具有決定性意義。如果說第二次分配能否到位，主要取決于民主進程；那么第三次分配則主要取決于自由狀況，尤其是結社自由狀況。

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可能是全世界最活躍、最發達的。美國總共三億人口，各類非營利組織就有160万個，平均不足兩百人就有一個。其所支配的國民財富，更是天文數字——年度總費用占美國GDP的9%，几与聯邦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持平。

美國非營利組織的功能多种多樣，救助窮人及其他弱勢群体，則是其主要功能。我在紐約逗留期間，移民美國多年的朋友C君來看我，比約定時間晚了好几個鐘頭。見面時他很抱歉地解釋說，他是從一個很遠很遠的社區赶過來的。因為他參加了一個志愿者組織，每周都要去那個社區免費講課。他還是非營利組織“明日中華”的骨干，專為中國中西部農村小學募集善款，幫助他們修校舍和建圖書館。他的專業本來是IT，但他真正的愛好卻只是公益。他同時在好几個NGO兼職，當職業跟愛好的沖突終于無法回避時，他不惜辭去了在微軟公司的工作。

像C君這樣的公益愛好者，在美國很普遍。政府為窮人和其他弱勢群体提供的公共服務，主要針對一般需求，是基礎性的、平均化的公共服務。對窮人和其他弱勢群体的特殊需求，政府往往難以滿足。非政府組織的長處，則在于為窮人和其他弱勢群体的特殊需求提供精确的個性化服務。C君參与的志愿者組織，服務對象就主要是移民美國不久的窮孩子。他們的使命，就是教那些窮孩子學英語，并引導他們了解美國社會各方面的情況。

針對老人的志愿者組織，在美國也是五花八門。譬如“輪子上的飯菜”，主要任務是騎著自行車給獨居老人送飯。還有一些志愿者組織定期或不定期地探望老人，既掌握他們的健康狀況，還可以滿足他們的交流需要。服務于盲人和其他殘疾人的、服務于囚犯子女的、服務于失業者的、服務于無家可歸者的特定的志愿者組織，亦層出不窮。總的規律是，但凡窮人和其他弱勢群体有什么新的需求，很快就會自發產生一個相應的民間組織，為之提供定向服務。

志愿者組織之如火如荼，顯然基于美國強大的自治傳統。早在19世紀，托克維爾就這樣寫道：“美國人不論年齡多大，不論處于什么地位，不論志趣是什么，無不時時在組織社團。”各個權利主体之間的自由結合，在美國人從來都是天經地義。只要不存在暴動的危險和其他有組織犯罪的危險，任何人建立任何名目的組織，都是不容干涉的。惟其如此，美國民間社會才能對窮人及其他弱勢群体新的需求一直保持敏感，總是能以組織的形式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

照顧窮人的最后一個重要社會條件，在我看來就是博愛。即便在最嚴格的市場秩序規范下產生的財富分化，也并非天然合理。再嚴格的規范也不可能絕對公平，自由競爭的胜出者不能把胜出的功勞完全歸于一己，而應怀著謙卑之心，怀著對社會、對天地万物的感恩之心，回饋社會，与社會尤其与弱勢群体分享財富。窮人必須受到照顧，這早已是發達國家的共識。對弱者物質保障上的粗漏，精神上的歧視，在他們都意味著最大的政治不正确，誰敢在這個問題上挑戰，誰就會碰得頭破血流。正是以這樣的共識為基礎，生長出發達國家一整套的慈善文化、公益文化。這點上美國沒有獨特性。美國的獨特性，在于高度發達的第三部門保障了公民社會對慈善事業、公益事業的主導權。即便是公共服務，能社會提供的也盡可能讓社會來提供，能不讓政府做的也盡可能不讓政府做。也就是說，不僅市場不容政府插手，即便在屬于政府天職的公共服務領域，公民也有不選擇政府的自由，政府的權力同樣是有邊界的，這可以說是美國慈善文化、公益文化最大的特色。

私產保護、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必要前提

美國對窮人的照顧當然談不上盡善盡美，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如開篇所述，無家可歸者的問題，非法移民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美國就一直想不出辦法解決。

美國的無家可歸者形形色色，有的因為貧困，有的無關貧困。我在白宮前面的拉法耶特公園見到一頂小帳篷，帳篷主人康賽普珊．皮喬托就是一個無家可歸者。因為不滿美國核武政策，她在這里駐扎了整整26年，抗議了整整26年，從不曾主動离開過哪怕是一天。

皮喬托是一個選擇自我放逐的政治流浪者。至于選擇自我放逐的文化流浪者，藝術流浪者，更是所在多有。他們隔几天到政府救助站吃上一頓飽飯，洗上一個熱水澡，就又精神抖擻地踏上流浪的旅程。在富麗堂皇的城市背景下，他們确實顯得扎眼。但或許正是這种扎眼，反襯出都市的光怪陸离，反襯出多元社會的包容和大气？

移民問題最是复雜。20年來，美國政府想了很多辦法阻止非法移民，但基本上歸于無效。為什么？主要就因為美國社會有對非法移民的強大需求。美國的建筑公司、肉聯厂等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大量勞工來自非法移民。美國人工很貴，最新通過的最低工資達每小時7.25美元，而非法移民的工資要求較低，其間的落差，就成了不良企業的重要利潤來源。如何對待非法移民一直是美國社會爭論不休的問題。放任么？非法移民确實帶來困扰；打擊么？非法移民又确實給了美國甜頭。美國政府就在這樣的兩難中一直猶疑著，欲擒又縱，欲縱又擒。不良企業就在這樣的猶疑中不斷飽餐著非法勞工的人權紅利。

這就是說，美國對窮人的照顧，其實也有死角。至少，生活在美國的非國籍人群与公共福利基本絕緣。但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美國公共福利對于本國窮人的有效保障，在國民范圍內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正義，則是應該肯定的。而我們通常認為，只要私人產權制度不從根本上改變，只要實行市場經濟体制，國民財富的共有共享、社會的公平正義就都無從談起。但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這個判斷在當代已經難于成立。

仍如前述，國民財富的分配大致有三個層次，第一次分配主要是求效率，第二第三次分配才主要求公正。既然如此，就不應該追求、事實上也不可能做到畢其功于一役，而在第一次分配時就既實現效率，更實現國民財富的共有共享。生產主要追求效率，資本主義在它問世的最初一百年中，所創造的財富超過人類歷史上的財富總和，奧妙何在？就在于它顛覆了封建時代那种虛擬的共同体，實行了私人產權制度。歷史經驗證明，只有嚴格的私人產權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個人活力，提升整個國家的效率和創新能力。要把蛋糕做大，除了實行嚴格的私人產權制度，以及与之對應的市場經濟体制，別無它路可尋。如果無視這一點，而把共有共享的任務強加給第一次分配，必然遭到自然法則的報复，結果既失效率，又無公正。

公正是值得我們永遠追求的目標。但公正不能從生產的源頭求得，生產的源頭只能服從于效率。公正只能從生產的結果中求得，即從已經創造出來的國民財富總量中求得，從財富的轉移中求得。以私產保護和市場經濟体制充分保證生產源頭的效率，保障國民財富的充分涌流；以自由民主擴大和規范第二、第三次分配，以保證國民財富适度的共有共享，實現社會公正，這樣就可以使效率与公正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社會就能既保持繁榮，也不乏和諧。這是美國經驗給我們的主要啟示。數以万億計的美國政府的社會福利年度總支出，以及几乎与此等量的美國非營利組織年度總支出，不都是私產保護和市場經濟体制創造的財富嗎？但得益于自由民主，這些巨量的財富最終并不是私人占有，而最終轉化為社會所有，用于公益事業尤其用來照顧窮人及其他弱勢群体。僅此兩項支出相加，如果取最大基數即以美國總人口為基數，美國年人均的公共支出也遠在5000美元以上。照美國年人均收入3万美元計算，可以說美國國民財富的至少16％已經實現了共有共享，這不正是美國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嗎？

總之，私產保護和市場經濟，以及自由民主，是分配公正的必要前提，也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制度起點。真正的社會主義既是從私產保護和市場經濟的經濟制度中自然生長的結果，也是從自由民主的社會政治制度中自然生長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說，取消私產保護和市場經濟，即等于取消社會主義；取消自由民主，也即等于取消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因此有義務像珍重自己的眼睛那樣，珍重私產保護和市場經濟，珍重自由民主。只有這樣做去，我們才會繁榮有望，和諧可期。

來源：南方网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