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方華
最近頻繁在各地簽名售書開講座的當紅人物于丹,据說“有點不快樂”。不快樂的原因比較多。首先是她的兩本書被盜版,按她自己的說法,她的同事、丈夫和母親都在街上被賣盜版書的人“攔過多次”,還有新聞出版總署的官員告訴她,如果沒有盜版,她的兩本書“至少能上1000万冊”。此外,她的日程安排也十分
繁忙,邀請她開講座的“從省到縣甚至村都有”,這种喧囂而奔波的生活与她所倡導的快樂原則不相符合。
和于丹不同的是,有關机构調查顯示,在提交有效問卷的數千名北京少年儿童中,超過八成的孩子對自己的快樂指數打了高分。翻閱答卷可以發現,75%的孩子“愿意寫家庭作業”,64%的孩子對每天早起上學感到“很快樂”。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儿童大多承擔著沉重的學業負擔,他們的繁忙程度和于丹比起來似乎并不遜色,為什么他們都比于丹快樂呢?難道說,他們比成年人更能承受生活与情緒的負荷嗎?又或者,他們從現行教育体制中獲得了獨特的快樂秘方?
盡管不少人都羡慕于丹的名利雙收,但于丹的不快樂卻是可以理解的。從相關的新聞報道中,的确不難看到,作為一個“暴得大名”的知識分子,于丹确實感受到了走紅所帶來的“不可承受之重”。圈里圈外的种种非議和責難不免讓她背上精神包袱,連軸轉的商業活動會讓她体力透支,過于熱鬧的生活也會讓她失去內心的平靜,因而,于丹感到“不快樂”、甚至希望大家把她忘掉,很可能是真實而誠懇的。
但北京儿童的“很快樂”就有點難以理喻。不錯,孩子确實擁有快樂的天性,但愛玩愛鬧、眼紅嫉妒、不喜歡寫作業就不是孩子的天性嗎?現在的适齡儿童,天色還沒大亮就得起床上學,晚上寫作業要一直寫到睡覺之前,每個學期都要面對眾多的測驗、考試和排名,周末和假日還要參加各种特長班和興趣班。不排除他們中一部分人能從學習中感受到一些樂趣,但從常理推斷,在如此繁重的學業負擔之下,他們完全有理由感到不快樂,也完全可以理直气壯地告訴成年人他們不快樂,但偏偏他們給出的答卷不是這樣。例如,在回答“生活中最快樂的事情”是什么時,只有13%的孩子選擇“玩的時間多一些,學習的時間再少一些”,更多的孩子都把別人的快樂當成自己的快樂,頗有點“忘我”的味道。這些有些似是而非的應對,這种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圓熟措辭,這种從教育而得的“裝乖答案”,反倒襯托出于丹的直率坦白。
于丹承認自己不快樂,這是值得尊敬的,一些孩子佯裝自己“很高興”卻讓人不安。成年人出于各种各樣的原因,難免說一些策略性的謊言以維持形象,就像某些港台歌星打死也不承認已婚一樣。但孩子們不說真話的原因顯然更复雜,也許是因為早熟,也許是有顧慮,更有可能他們早就習慣了隱藏真實想法,只讓老師和家長看到所謂的“正确答案”。要想了解他們的确切感受,大概只有從他們的私下交流、甚至只有從“痞子童謠”那樣的极端“講述”中去尋找蹤跡。
這些年來,整個社會一再拷問教育的利弊成敗,但反思的焦點更多集中在培養人才的机制上,有意無意就忽略了人格的養成和個性的發育。即使是談到素質教育,人們也多半將之理解為興趣愛好的培養,于是彈琴唱歌畫畫又成為孩子們的額外負擔。在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中,鼓勵孩子說真話、表真心、動真情的內容比較少,思維定式和措辭格式倒是禁錮著儿童的思想發育,他們的作業和日記中也往往充斥著老气橫秋的套話和空話。在反复呈現“裝乖答案”的同時,孩子們也因為不能真實表達內心感受而表現出早熟,甚至出現性格的扭曲。看到那么多用快樂“模版”印出來的靈魂,我們無法不意識到教育的失敗。
來源:北京青年報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