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龍

問這樣一個問題，肯定會有人覺得淺薄。誰都知道“儿童節”是少年儿童的節日，“勞動節”是勞動者的節日，顧名思義，“農民工節”自然是農民工的節日。其實，我又何嘗不明白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呢？只是我對農民工的算不算勞動者身份越來越糊涂，道理很簡單，作為“工”的一個群体，他們當屬勞動者范疇，既然是

4月13日《工人日報》報道，為在全社會樹立起理解、尊重農民工的文明風尚，形成關注、關心、關愛農民工的良好氛圍，遵義市將于5月23日舉辦“中國·正安首屆農民工節”。報道援引當地一位市委副書記的話說：“自今年起，遵義市將每年的5月23日設立為‘農民工節’”。說實話，讀到這則消息，我心里頓生暖意。按說對這樣的好事，更多的應該給予喝彩和稱贊才是，我之所以覺得“莫名其妙”，是因為“關注、關心、關愛”勞動者本來就是“勞動節”的主題，放著正宗的節日不去理會，偏偏去標新立异搞個“農民工節”，怎么想都覺得是多此一舉。

遵義市“關注、關心、關愛”農民工的說法令人稱道，盡管從理論上講，這樣對待任何一個群体都是政府的起碼職責和義務，而農民工群体的特殊性注定了更需要人們的關注。他們工作的艱辛和生活的困苦，用“含辛茹苦”、“飽受歧視”這類的詞匯來形容都是輕描淡寫，更不需要從大眾傳媒找出諸多實例來論證，前几年一首人們耳熟能詳的《九月九的酒》就足以說明那种“沒有烈酒沒有問候”的感覺是什么滋味了。有鑒于此，國務院曾于2006年3月頒發了《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要求各級政府“既要抓緊解決農民工面臨的突出問題，又要依靠改革和發展，逐步解決深層次問題，形成從根本上保障農民工權益的体制和制度。”換句話說，就是要讓各級地方政府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真正了解農民工的困難，切實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那么，我就不明白了，遵義市如此大張旗鼓地舉辦“農民工節”究竟是為了什么。不用說那些正在腳手架、下水道、礦井里、工地上拼命干活的農民工是否有可能去參加“農民工節”，就說那些守候在家的妻儿老小，他們巴望的只是親人能夠平安歸來并帶回養家糊口的血汗錢，即便有時間，可誰有心思洗淨臉上塵土去參加什么節？這是個顯而易見的常識性問題，如果連這樣的問題都不能解答，就不能不讓人怀疑舉辦所謂的“農民工節”真實目的何在。

記得去年河南焦作市舉辦了中國首屆“農民工節”，同樣是以“關怀農民工，切實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為主題，其形式是推出就業培訓、文藝演出、政策法律咨詢、免費醫療、評選“十佳農民工”、舉辦建設工地電影周、農民工集体婚禮、“十佳農民工”帶薪免費旅游等等。也許他們這樣做原本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但卻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爭議。這不能怪人們橫挑鼻子豎挑眼，既然是關怀農民工，就應該用這些錢去訪貧問苦，去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而他們的做法卻与之大相徑庭，又是領導講話，又是媒体宣傳，又是晚會旅游……說他們這樣做是勞民傷財，恐怕是有些冤枉他們的好意，可是面對如此奢華高調的慶典活動，誰都不禁想問一句：這“農民工節”究竟是誰的節日？

我無意在這里探究農民工問題在當下社會形態里的重要性，那是誰應該想的問題誰自然明白。至于說“在全社會樹立起理解、尊重農民工的文明風尚”，我卻知道首先取決于地方治理者自身的政治素質。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為政階層必須以自己的良好行為作出表率，只有正己，然后才能有效地教化百姓。以此而論，如果地方政府的官員都能夠公平對待農民工，不要說國務院沒有必要三令五申，也不要說根本就不可能出現每年一度的農民工“討薪大潮”，就連舉辦“農民工節”都是多余的。

不必諱言，對諸如此類的事件，中國人的邏輯思維向來就是弱項。一貫的做法是，越是針對弱勢，就越是在輿論上進行拔高。其實，誰不知道有人從骨子里蔑視農民工？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不管是“掃黃”還是“追逃”，都把農民工群体當作審查重點。直到今天，類似“盲流”那樣的稱謂還在大行其道，“中國人暫住中國”那樣的黑色幽默仍然層出不窮。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算靠一個“農民工節”來拔高他們的社會地位，也不是解決他們生存的問題根本途徑。

關心農民工，就應該多為他們創造更多的就業机會，讓他們生活得幸福快樂。更進一步說，可以廢除那些強加在農民身上的不合理的制度，讓他們有自由遷徙的權利；可以為農民工立法，別讓他們爬上高樓甚至自焚才能討回那一點點血汗錢；可以多建一些學校、醫院，讓他們的子女上得起學，讓他們的父母看得起病；可以把農民工納入城市居民保障体制，讓他們生老病死也有一個保障……這樣的道理誰都明白，做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總比辦一個“農民工節”更實在。

其實，令人玩味的不是“農民工節”本身的內涵，而是為什么不在“五·一”這個法定的勞動者權益保護日堂堂正正給農民工一些關愛，卻不惜大動干戈，轟轟烈烈造勢另立節日。難道“政績工程”的病毒已經變种并侵害到了農民工身上？倘若如此，所謂的“農民工節”究竟是誰的節日還用說嗎？

來源：南方网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