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非洲小孩因疾病和饑餓命在旦夕，旁邊是一只虎視眈眈的禿鷲，等待小孩的生命終結，等待其尸体成為美餐。這是一幅獲得了美國新聞界最高獎普利策獎的照片，作者凱文卡特卻飽受指責：記者為什么不丟下相机去給那個快餓死的黑孩一壺水、一塊面包？為什么不救那個孩子于禿鷲的喙爪之下？一個孩子的生命難道不

這個在新聞倫理學教科書里一再出現的案例，相信沒有几個新聞人不熟悉。它讓我們知道了一個道理：這個世界還有一些道德、責任，要比新聞產品本身更重要。當新聞人為了新聞產品而“虎視眈眈”地對待新聞對象，當做大新聞、炒出轟動效應的新聞成為一些媒体“至高原則”的時候，同樣會生產罪惡，同樣會殺人于無形。

在楊麗娟追星事件的全過程中，一些無良的媒体便极盡炒作、策划之能事，將一場罪惡演繹得淋漓盡致。誠然，就現有的資料來看，這個家庭具有了偏執、极端的一面，事件本身也是一個极端的例子。問題的關鍵是：一年來，我們有多少媒体不是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去消滅這個极端，而是巴不得這樣的极端越多越好、越“极”越熱鬧？

楊麗娟一家能夠成為“媒体紅人”，媒体功不可沒。從一年前一則“女子為見劉德華傾家蕩產稱見不到他今生不嫁人”的消息，到兩天后“該父親為女儿追星到醫院要求賣腎”，再到后來“全國各大媒体將聯合向華仔發請愿書幫追星女完成心愿”的報道，“新聞价值”不斷提升的背后，依稀可見媒体“組團忽悠”的身影。在有媒体將自己報道追星女事件的用心，美化為“表現出本報長期以來對弱勢群体的愛心和幫助”時，這种“追星不成就算弱勢群体”的荒謬与自我迷醉，已經上升到了令讀者看不下去的地步。

媒体一面如同祥林嫂一樣一再聲稱，“我們是為了救助這個追星女”，但在另一面，每一步動作，都在新聞紙上充分地張揚著，在网絡上充分地傳播著——媒体無形當中成了楊家公然“逼劉”的傳聲筒。追星家庭在媒体的慫恿、推動之下，被包裝成一個“弱勢群体”的形象，并令他們獲得了“劉德華憑什么不見我”的委屈与正義感。

為了新聞而救助，還是為了救助而做新聞？恐怕媒体自己也說不清楚了。在楊父終于蹈海助女追星的悲劇發生后，通過電視屏幕，我們看到了一批形影不离的記者熱情地為楊麗娟出謀划策，甚至听說有記者甩掉同行，“獨家”出資安排其住行，“壟斷”了新聞資源。接下來，坐著飛机回到蘭州的母女倆，在記者的出謀划策下，前往楊父生前工作的學校，提出了“學校出面替楊家償還所欠債務、學校代楊家母女接受媒体資助”等要求，被校方拒絕。此后，在媒体的簇擁下，楊家母女到北京接受楊臣剛的捐款，然后飛赴香港……我們不知道這場黑色鬧劇何時能夠收場，楊麗娟何時才能被媒体放過，過上正常的生活。

在网絡上，有网民指責一些媒体是要“吃干榨盡這則新聞”。“吃干榨盡”，讓人不寒而栗！

熱衷于炒新聞的人有一個永遠的借口：“讀者愛看”。或許，楊家的故事的确可以滿足一些人的獵奇心理。但正如有媒体所言，大眾的陰暗心理可能是天然的、無意識的，但是媒体是否要迎合這种無意識？是否應該將人性的弱點利用到把人“媚死俗死”？人們想要觀看病態的粉絲，媒体就把鏡頭、把話筒對准病態的粉絲，這就是我們對待偏執病人的方式？媒体的集体迷失造成的會是更多的人的集体迷失，看看我們喪失原則、不分是非制造的瘋狂明星，引領著多少校園中的孩子迷失了方向？

這是一個進步的時代，媒体正獲得著更多的自由。然而，為了市場，為了所謂的大眾注意力，媒体是否就可以喪失超越性的判斷，任憑罪惡的黑手助推這個時代趨向更多的迷离？當一雙雙潛在的黑手助推著追星家庭的悲劇一步步跌向深淵的時候，媒体是“立于船頭的了望者”，是保持社會良心的“無冕之王”，還是助推商業工具，一次次刺穿社會底線的劊子手？

或許，我們無法說清楚這只罪惡的黑手究竟都來自誰家，恐怕也沒有哪家當事的媒体會站出來檢討，但這個狂熱時代的形成，素以正義者自居的媒体真的就能脫离干系嗎？那些一次次給楊麗娟“添把柴火”的記者們，真的就不怕被釘到恥辱柱上？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