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　　

十屆人大五次會議正在審議的一項決定草案，涉及到從農民工中產生全國人大代表的問題。草案如獲通過，明年1月，人們就會看到有農民工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了。應當肯定，這是一种政治開明之舉。

嚴格從民主制度的构成原理上講，立法机构的代表性不必簡單等同于代表的職業与階級出身。只要存在明确的授權

從農民工中產生人大代表，意味著農民工作為一种新的社會階層和社會力量，在國家政治層面得到了正式承認。從這里出發，有可能產生各种連帶的積极影響。比如宏觀層面上它意味著，國家意志的形成、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要尊重、考慮、容納農民工的利益訴求和政治主張。中觀層面上意味著，許多地方立法与管理問題，例如教育、住房、工作机會与條件、城市准入等等，要包括農民工的角度并有他們的參与。在微觀層面上還可以設想，如果農民工向管理層追討欠薪時，勞方陣營中擁有“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那將會有利于扭轉從來都是极度傾斜的博弈格局，其過程或許能夠更和諧。

但是這些積极影響要真正實現，還要依賴許多條件。特別重要的是，怎樣從農民工中選舉產生代表，他們又怎樣能在复雜的体制格局中真正發揮代表作用。而這兩個方面，其實存在嚴重的隱憂。

首先，一般會想象，在數量龐大而流動的農民工中難以選出代表。而我推測，情況可能相反，實際選舉時，存在的問題不是太困難，而是太容易。原因在于，各級人大的“選舉領導机构”，多年來已經在代表名額分配之類的操作上手段純熟，指哪打哪，要誰是誰，早已練就精准的行政運作能力，其流程就像裝配線。可以推論，在農民工集中的省份和行業，要選出農民工代表終究不難。困難倒是在于，過分濃厚的行政色彩下，選出來的代表是否還能具有農民工的草根本色。

其次，更大的隱憂還在于，若是真有草根本色的代表，又是否有能力在人民大會堂的會議廳里發言。有一則報道說，身為企業老總的某代表討論發言時非常“緊張”，參加討論的領導安慰說，你就當我們是消費者好了。這位代表第二年參加兩會時已有經驗，不緊張了，不過還是很“激動”。引述這則報道，沒有任何揶揄之意。只是說明，面對領導而緊張，是這個体制下最為普遍的心理經驗，身為企業家者尚不能克服，未來的農民工代表在极有限的時間內能否不緊張而從容表達，實在是很大的懸念。

不妨再引述另一則報道，會提供更有意思的對比。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勞動合同法》的二審稿草案開會討論時，歐盟商會、上海美國商會等組織提交了大量、詳細而且措辭強硬的修改意見。針對草案中有關維護工人權益的條款，他們的意見是，這將會增加成本，倘若不改，他們將重新考慮在華業務的布局云云，這就是媒体報道中的所謂“以撤資相要挾”。還有報道說，上海美國商會甚至組織人沖擊討論會場。令人擔憂的并不是商會的那些觀點。在民主制度下，他們有權利表達，而且就應該那樣表達。令人擔憂的是，在商會的組織优勢、資源优勢、知識优勢、關系优勢以及表達优勢面前，即便有了農民工的全國人大代表，能夠幫助這個社會階層扭轉劣勢，形成均衡的表達格局嗎？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現有的選舉体制，未有足夠證据使人消除以上這些擔憂。因此，從農民工中產生人大代表，這個決定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要做到底，就要通過制度傾斜，有利于農民工認識自己，組織自己，表達自己。就像為官者需憑實績一樣，成為農民工代表要憑這些條件，曾經成功地維護過勞動者權益，能夠面對巨大壓力而敢于爭取和表達，懂得怎樣循正确途徑提出最有力的方案，等等。要相信農民工群体本身是一個人才庫，問題在于制度渠道。過去的制度欠農民工太多，唯有制度改革能償還。制度改革的標准是，使農民工能夠自己表達自己，而不是永遠作為悲慘世界中的悲慘者，被別人代表和表達。 

來源：南方都市報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