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性學博士李銀河在自己的博客中發布了一篇題為《我的最新決定》的日志，表示由于自己的領導受到“來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壓力，而不得不決定:在今后的一段時間，“第一，盡可能少接受記者采訪；第二，盡可能少發表与性有關的言論。”
說實話，李博士提的一些觀念可能并不是大多數人內心
真正追求的价值，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只不過西方人經過多年開放社會的鍛煉，較能容忍非常態的東西罷了。以性自由來說，即使在現代文明社會，人也并沒有進化到完全脫离社會規則約束的地步。在某种意義上，人正是通過規則、禁忌的存在而完成了自我生命的形象創制，缺乏這些來自社會層面的規約，所謂“個人”的面目其實是模糊不清的、可疑的。但盡管如此，李博士的被迫緘口，仍是我們時代的悲劇和退步，所顯示的是我們這個社會對言論自由的葉公好龍。
眾所周知，言論承載思想，是思想交流最重要的方式。言論自由所反對的是社會思考過程中的不完整性: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把這些想法說出來，你我才可以分享他人的智慧，如果失去言論自由，知識和觀念的進步也就很難發生。
不過，人們能夠享受言論自由是需要一定的精神准備的，這里指的不只是科學文化知識，而是具有相當的辨識能力、寬容精神和為信仰而爭的勇气，由此才能形成大眾文化和言論自由的良性互動。出于某些原因，我們尚缺乏這方面的經驗，從而使所謂的言論自由實施起來相當脆弱。
歷史告訴我們，言論自由的破坏者不但來自政治權力，也來自大眾的不寬容，特別是在民主社會，后者對言論自由的威脅似乎更大，其實質是民主和自由的永恒矛盾。如古代雅典的蘇格拉底之死就“在民主身上永遠留下了一個污點，是雅典的悲劇性罪行”。密爾也說:“論戰者中最坏的一种乃是把持見相反的人詆毀為坏的和不道德的人。”我們注意到，在反對李銀河的言論中，沒有多少是單純從理論上進行反駁的，更多的是謾罵、譏刺、人身攻擊，更有甚者對其個人生活加以惡毒的揣測。這已經不是自由的言論反駁了，而是接近于法律所禁止的侮辱罪。而知識界對此事不關己的態度也使得李博士看起來處于孤立之中。
其實我們靜下心來想想就會發現，李銀河的言論与王小波那些人性張揚的小說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李博士少了王的那种男人間心照不宣的幽默曲折，而是直截了當以上課的形式說了出來，不料卻導致兩者的輿論評价迥异。
來自社會的壓力看來成功地封殺了李銀河，如其所言——“我不愿意再多盡我的社會責任，因為它太打扰我的生活。我要開始享受生活了。”不過，和那個動輒因為异端言論就把人燒死的年代相比，李博士只是承受了大眾輿論和上級領導的壓力而已(且仍有很多人對她表示支持)，這說明我們的社會已經進步了很多，而且相信這個進步的趨勢是可以繼續下去的。网友、“非一般老百姓”們之所以還在認認真真地反對李博士的言論，無非是因為現在這樣的聲音還太少，等到我們所不喜歡的聲音漸漸多起來，我們不胜其煩，也懶得為此大動肝火的時候，言論自由就差不多實現了。
話說回來，現在唯一值得擔心的是，如果李博士的聲音能夠這樣輕易被限制的話，那么我們有理由相信，那些罵她的人說話的權利也不會得到什么保障，他們想听到的聲音可能也會付之闕如。
總之，保障言論自由必然會導致我們听到一些我們自己不喜歡的聲音，就把它當做是我們為了自由所必須付出的代价吧，沒有什么自由是完美無缺的。如果需要在“既听到自己喜歡的聲音也听到自己不喜歡的聲音”，和“什么聲音也听不到”之間選擇的話，我們還是選擇前者好了。
來源：南方都市報
（編輯：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