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關

不久前，關于“媒体是否造成了廣州一些治安問題的擴大化”，曾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和爭論。日前，在論及新聞媒体對各類案件的報道是否在社會上產生不良影響時，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胡國華則表示：案件上升，跟記者沒關系。（見昨日《南方都市報》）對于輿論監督作用，胡國華的觀點是：如果沒有輿論

人們熱衷談“眼球經濟”，卻很少注意到“眼球權利”對于處于轉型期的國家而言，有著怎樣非凡的意義。所謂“眼球權利”，即通過媒体的曝光或自身的行為，不斷重申社會或個体的權利，使其受到關注并且促成問題解決。諸如農民工以贈寄錦旗或者賀年片、甚至跳樓等形式討要薪水，即是“眼球權利”的具体實踐。從某种意義上說，負責任的新聞報道將許多議題提上議程，即是在強調与申明人的權利，認同并呵護一個文明社會所倡導的价值，藉此日積月累，形成風气。

“丑媳婦”要見公婆，“丑新聞”同樣要見公眾。誠然，我們的社會并不十全十美。承認這一點，我們就不必掩飾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對于廣州來說，媒体對諸如“砍手党”、“飛車党”、“背包党”等案件的及時曝光，既是善意提醒市民出行注意防范，同時也是在呼吁有關部門著力改善社會治安。

事實上，新聞媒体在報道新聞或丑聞時，并非只有記錄功能，同樣意味著讓一個按部就班的世界有机會陷入沉思。

盡管它是一种“設置議程的沉思”，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种記錄与沉思對于一個社會滴水穿石、聚沙成塔的改良來說，卻是十足有益的。新聞是正在發生的歷史，新聞記者是記錄時代命運的史官。顯而易見的道理是，我們今天研究或者复述二戰，當然不必對二戰造成的惡果負責。而這种研究与复述的意義就在于使這种悲劇不再重演。

人丑不能怪鏡子，這是常識。傳媒便是這樣一面鏡子，它理所當然應該成為一個時代命運的忠實記錄者。

如胡國華所說，“有時候報紙做一些披露我認為也正常，領導人沒必要把每個下屬的責任都承擔起來，一報道點什么就認為是給我抹黑，我們的各級行政部門也要提高承受能力、注意跟媒体溝通，善待善用媒体。現代社會信息發達，想要把資訊全部封鎖起來是不可能的，以前可以做到，現在就沒辦法。以前沒有互聯网，現在你不報道，网上馬上就出來了。”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提高承受能力”，并非是“枉顧民意、我行我素”式的堅強，而是要摒棄那种“太歲頭上動土”般的脆弱。進一步說，提高政府的輿論“承受能力”意味著各級行政部門要以更寬闊的胸怀，更務實的精神來面對媒体的批評。以追求幸福与自由的名義，沒有人會否定，媒体与警察在打擊犯罪、除暴安良、維護社會治安等諸多方面有著相同的理想，共同的擔當。

當然，在監督過程中，也要提高新聞從業人員的素質。新聞記者不提高素質，就可能沒有社會責任感、沒有使命感。　

來源：新京報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