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方華
一則簡短的新聞消息，讓一個普通的日子獲得了一點歷史意味——1月10日，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通過媒体宣布，今年鐵路春運各類旅客列車一律不再實行票价上漲，今后也不再上浮。所有在第一時間獲知這一消息的人，心中都會升起复雜而強烈的感情。
從2002年1月原國家計委組織听證會，到2007年1月鐵
道部終止春運漲价方案，春運漲价這一政策始終受到民眾的質疑和挑戰。人們的不滿情緒不僅通過网絡傳達出來，也直接反映在新聞媒体上，法學碩士郝勁松更是直接將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于是，圍繞著春運漲价，出現了一种輿論一邊倒的局面，鐵道部也完全站在了民意的對立面。就在几天前，郝勁松給鐵道部長寫過一封公開信之后，鐵道部有關人士仍然告訴媒体，春運漲价政策不可能改變，具体方案將在1月中旬公布。話音未落，陡生變局，千夫所指的春運漲价政策走到了它的盡頭。
梳理一項价格政策由“興”到“亡”的過程，可以發現一些很有意思的話題。春運漲价完全不合理嗎？也不是。程序不合法嗎？很難說。形成了很沉重的經濟負擔嗎？也沒那么夸張。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導致了民意的滔滔聲浪呢？
首先是春運漲价的政策初衷有違古老的文化習俗，背离了以人為本的宗旨。鐵道部門之所以要實行春運价格上浮，擺到台面上說的理由是“削峰平谷”。然而，春運期間的大量客流都是以返鄉探親為目的的，如果這個客流高峰真的被削平了，就意味著更多的老百姓不能在春節期間与親人團聚。這樣想來，任何試圖在春運期間抑制客流的政策，天生就具備一种違背人性溫情的文化之“惡”，替它做什么樣的辯護都會顯得蒼白無力。
此外，春運漲价政策違背了關怀弱勢群体的時代潮流。春運期間的鐵路旅客主要以學生和民工為主体，他們在經濟上原本就不富裕，他們在兩地之間的奔波往返本來就令人同情，讓他們在票价上多付出一分錢，整個社會都會感到不安，更何況是15%以上的額外負擔呢？鐵道部以這樣兩個人群作為价格調控的對象，不引起輿論反彈几乎是不可能的。
當然，更明顯的因素還是民眾長期以來所積攢的對“鐵老大”的不滿情緒。每到春運期間，鐵路運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就會暴露，一票難求的狀況始終得不到緩解，列車乘坐環境和服務質量也難以令人滿意。在這些積弊尚未消除的情況下，鐵道部門的漲价措施几乎說得上是火上澆油。
由此很容易得出結論。一項關系到千万人利益的公共決策，不能僅僅建立在程序公正和初衷良好的基礎上，它還必須對公眾的心理渴望和現實需要有所交代。听證會只是一個听取意見的程序，并不能賦予一項政策以實質性的正義；紅頭文件只代表了政府部門在某個階段的決策方向，它還必須呼應民意訴求、不斷進行自我調整；法庭判決只能解決具体的紛爭，不能保證抽象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這些道理，不僅對春運漲价問題适用，也對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鑒意義。
無論鐵道部門出于何种原因放棄了春運漲价政策，我們都有理由為此感到由衷的快慰。部門利益終于對公眾利益做了一回讓步。民意終于被傾听。公眾表達終于得到了正面回應。當人們由衷地表達敬意与贊譽的時候，也就意味著鐵道部門贏得了公眾的信任与支持，這對它們提升形象、改善工作無疑是大有裨益的。与此同時，發改委等決策机构也應該能從中獲得某种重要啟示。
一方讓步卻帶來了三贏，這就是我們想說的。
來源：北京青年報
（編輯：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