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

調查稱廣州八成罪犯是外來者，市民建議設准入線。近日，廣州市建委及城管部門在對市政協委員提案的答复中指出，政府有關部門正在個別行業上研究抬高進入廣州生活人員的門檻，以減少低素質外來人員。一石激起千層浪。（12月18日《信息時報》）

在眾聲喧嘩的“城市門檻与外來人口素質”的敏感

我承認外來工的素質是有待提高，也承認外來者的犯罪率讓城市身陷囹圄，但我們永遠不應淡忘：當年，他們跋山涉水豪情壯志地背井离鄉來到我們城市的時候，行囊里裝的是一件件簡單的勞動工具、而不是屠刀匕首。“若非怎樣的絕望，你才膽敢站在人民的對面？”德國社會學家拉爾夫 "達仁道夫在《現代社會沖突》一書中指出：為在公民社會里爭取充分的成員資格的斗爭，成為現代社會沖突的偉大主題之一，直至世界公民社會有朝一日成為現實之時，它將仍然是偉大的主題之一——如果說“外來者犯罪”真的成為現代城市的一种“現象”，那么，“病”雖在外來者身上，“病因”卻在城市的臟腑肌理間。客觀而言，絕大多數的外來工是憧憬著來城市通過勞動致富、而不是企圖通過犯罪發家的。可是，為什么這個涇渭分明的价值選擇轟然錯位了呢？一是社會保障机制的缺損，誘使其鋌而走險，當城市張開勢利的怀抱、基本的《勞動法》也無法有效庇佑其生存語境，最坏選擇難免成為其最优策略了；二是人格歧視泛濫，底線權利被消弭漸次加重其生存的“恥辱感”、“疏离感”；三是管理方式、手段的任意与專橫，而救濟途徑稀缺、救濟成本高昂等。顯然，這些病因的主体——是城市——而不是外來工。“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民不患貧，而患不公”。某种意義上說，“不均”与“不公”永遠是矛盾与危机的導火索，揚湯止沸地“限制外來者”是荒謬的。“天有病，人知否?”

今天，當城市居民一家家安裝上鋼筋鐵板的防盜門防盜窗的時候，也一次次鎖死了自己緊急逃生的退路——我們的“城門”怎么開、或者開還是不開？情理而言，建議動輒“抬高門檻”的看看廣州城管和小販的對話；法理而言，憲政社會的我們享受遷徙的自由和權利；歷史而言，此前“巴黎騷亂”的那面鏡子還在熠熠閃光，今時的法國房地產商想在某個區域開發大型樓盤時，必須向法國政府承諾其所建住宅含有一定比例的廉租房，制度設計痛悟了“貧富者要同在一個屋檐下”的道理。一根小小的松散的線頭就足以毀坏一幅精美的織物。我們需要溫習這個世界的一些基本命題：譬如每一個人的安全就是全社會安全的外圍；譬如我們的權力話語一旦“合法地”傷害了別人遲早也會傷害到自己；譬如無論對哪個城市，“不均”与“不公”都是“無聲的危机”，這筆帳單一旦簽下，“遲早是要還的”……只是，我們的城市為什么就不能拋棄“限制”、“嚴禁”、“痛恨”的面孔去微笑著“保護”、“容許”、“悲憫”呢？

來源：國際在線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