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擬抬高外來人員入穗門檻

廣州將對“走鬼”施行分類管理，對無法就業的本地特困戶，研究開辟“跳蚤市場”或“走鬼街”，以优惠條件吸引他們入場經營。

政府有關部門正在

今年廣州市兩會期間，蘇寶玲委員提交了《給“走鬼”一條出路——先安置，再整治》的提案。她認為，“走鬼”往往有出于謀生的無奈。而無證小販屢禁不止，已成我市的一大頑疾。為此，蘇寶玲委員提出，變堵為疏，采用“先安置，再取締”的人性化管理方式，切實為“走鬼”尋求一條出路，讓他們走上正路。（詳細報道）

熱點評論

警惕城市的傲慢与公然歧視

有關部門自有其制度上的理由。外來人口并非本地戶籍人口，按照目前的慣例，本地政府對其不承擔公共服務和公共品的供應責任。然而，戶籍制度及据此所形成的城市管理慣例，沒有憲法上的依据，因而，從一開始就不具當然的正當性。而且，近些年來，對戶籍制度的存廢已有激烈討論，這种制度之合理性也備受質疑。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依据戶籍對人口區別對待，對外來人員采取歧視性措施，既不合法，也不合情，不合理，更有悖于人們普遍信仰的正義与平等觀念，這是有關部門必須慎重考慮的。[全文]

我們為何總喜歡淘汰別人？

義了，不僅在人格上低人一等，而且在地域上被門檻攔截。我們不要批評他們“反外地人”、“反低素質的人”，而是要批評他們“反中國人”、“反人本身”，否則，我們就無意中把自己“定義”出去。む全文め

廣州白領的“素質”有多高

現時情狀，中國社會各類人群的“腰杆子”的強硬与軟弱取決于“脖領子”，而“脖領子”的強硬与軟弱取決于領子的“含金量”。說白了，就看錢多錢少。判斷人群、個人素質高低，是個高難課題和技術，但多數中國人似乎都精通此道，他們和政府、專家有著相同的水平。む全文め

外來工該為廣州的社會問題負責嗎？

可見要外來員工為廣州的社會問題負上全部的責任，這樣的帽子太大，這樣的說辭也太不公平。我們有一個詞叫修身養性，總要選擇一個山清水用之地，因為如此美妙之地會把一個人惡的念頭壓抑，把善的慧根挖掘。む全文め

“尊重的步子”再難也得走下去

西安雁塔區也可能是全國第一個尊稱農民工為“新市民”的地方，廣州卻不是惟一歧視、遏制農民工進城的城市。正因為這樣，全國城市尊重農民工的步子，邁得才愈發的艱難。然而，開弓沒有回頭箭。む全文め

健康的城市首先是開放的城市

一石激起千層浪，需不需要提高入穗門檻成了市民的熱議話題。不可否認，老廣州的說法自有一定道理，入穗外來人員給本地的治安、就業、教育等各方面帶來一定的壓力，但需要指出的是，這樣并非客觀。事實上，教育、醫療、就業等城市成本壓力增加，市民安全感下降，并不能將罪責簡單地加在外來人員頭上，外來人員有不能承受之重。む全文め

犯罪率不能成為“城市准入”的借口

因此，以外來人口犯罪率高為由，限制低收入者進城很荒謬。社會學家謝莉·路易絲曾指出，“犯罪是現代化方面最明顯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几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避免現代化社會進程的副結果”。む全文め

沒有誰想來城市認領一個“罪犯”身份

我們需要考量的不是這“八成罪犯是外來者”的數据含金量几何——而應反溯追問：這八成外來者罪犯當年曾怀揣著怎樣的夢想与榮光？又是何以在我們這個燦若煙花的城市放棄了做人的底線？む全文め

除了“禁”，就沒有更人性的選擇嗎

中國的城市管理在政策選擇方面面臨的困境，這從城管ＶＳ農村小販之間的沖突已達十多年之久，且愈演愈烈的歷史中看得一清二楚。這正是崔英杰一案具有社會學標本的意義，用官方習慣的語言來表述：這樣的沖突又到了不得不解決的時候了。む全文め

外來人員不是文明社會的絆腳石

外來低素質人員不是文明社會的絆腳石，廣州今日的文明，也不可抹殺低素質外來人員的功績。現在，每個人的壓力都那么大，如果外來人員在廣州吃不上飯，不用你提高什么門檻，他自然就會走開。如果無端地出台這么一個杠杠，就無疑是對外來人員的一种歧視和詆毀。む全文め

城市管理要有時代同情心

城市畢竟不只是城市居民的城市，它還是全体國民的城市，從經濟發展規律看，城市吸納農村人口是必然的趨勢，以不合理的戶籍制度來進行城市管理，這在道德上和价值上乃至客觀規律上都將陷入困境。因此，城市政府不應該斤斤計較于一城之得失，而應以更寬廣的國家視野、更深刻的國民情怀、更包容的時代同情心，來看待城市管理所遇到的問題。む全文め

限制“低素質”進城，會產生更多“低素質”

限制“低素質”者，還可能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低素質”無法獲得進步的机會，只會變得越來越沒素質；而城市“低素質”的工作如果沒有人來干，只能交給那些“高素質”的人來干，“高素質”的人長期干“低素質”的活，也有可能會變成“低素質”者……む全文め

追求幸福的權利是天賦人權

讓我們來看看廣州市政府擬于近期出台的《廣州市擬提高外來人員入戶門檻減少低素質外來工辦法》，其認為70%以上亂擺亂賣人員屬于外來流動人口，都是“低素質人員”，“嚴重影響了城市環境”，因此要“提高入戶門檻”，“減少低素質人員入穗”。何為“低素質人員”？《辦法》語焉不詳。按照其本意，應該理解成“低收入人員”。否則，那些“滿口仁義道德，一肚男盜女娼”、“台上反腐敗、台下搞腐敗”、“白天做人、晚上做雞”、“八小時之內是教授，八小時之外是野獸”的人，豈不是更“低素質”？[全文]

大城市應有容納“走鬼”的胸怀和智慧

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并不是完全出于主觀意愿，他們往往是被各种因素所驅動，甚至是逼不得已离開鄉村。大城市設置或提高准入門檻，目的雖然在于保護城市居民的生活環境、減輕城市的人口与資源負荷、降低犯罪率，但這個目標未必就能實現。因為流動人口大抵已經失掉了農耕生活的根脈，就算他們的城市生涯變得更加窘迫和艱難，就算他們的鄉愁日益濃重、前景更加灰黯，他們仍將大量滯留在城市里，并以更激烈的方式求取寄居与生存的權利。[全文]

廣州，你為何變得如此心胸狹窄？

廣州不應當只是廣州人的廣州，也不應當只是廣東人的廣州，她是中國人的廣州。廣州要做國際大都市，廣州要想在下屆亞運會展示自己的美好形象，絕非是搞好環境擺平“外鬼”那么簡單。城市的管理，不是簡單限制和取消，而是讓大伙的活動有序化，以至不損害他人、社會。“城市管理要搞，也要讓農民進城賣桃”，如何能實現彼此的雙贏，而不致意料之外的雙輸，這無疑考驗著執政者的智慧，考量著一個城市的心胸。[全文]

不要以“素質”差別建立現代等級制度

踟躇于燈紅酒綠、光怪陸离的現代城市街頭，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千百万“走鬼”、“民工”、“外來妹”們，他們也是腳下這城座市的主人。与那些衣冠楚楚、油頭粉面、高談闊論、叱吒風云的闊佬、富婆們的權利分毫不差。現代文明的常識告訴我們，13億納稅人的全体公民權益不容分割，至少在公權力面前，每一位公民都必須是平等的。[全文]

堵外來小販提升城市形象是偽命題

耐人尋味的是，廣州對當地市民變堵為疏，采用“先安置，再取締”的人性化管理方式，允許開辟“跳蚤市場”或“走鬼街”。而對外來人員卻設置种种進入門檻，雖名為整治市容市貌，其實這种舉措的背后，便反映出了潛存于政府部門的歧視觀念仍根深蒂固。而在這种歧視政策之下，一方面是外來人員為生計而繼續經營，另一方面是城管的高壓行為，如此必產生對立的尷尬局面，從而激化矛盾，形成不穩定因素。[全文]

抬高入穗門檻，請別拿素質說事

一個城市有眾多“低素質者”當然不好，但如果一個城市僅有清一色的“高素質者”，顯然也不是好事。烈日螢火，各顯其輝，“高素質者”自有其高光亮點，“低素質者”也有其默默星輝。因之，筆者以為：廣州市抬高入穗門檻可以，但千万別拿外籍人員的素質來說事。[全文]

不忍的兩難　善良的尷尬

聯想到廣州最近提出，抬高進入廣州生活人員的門檻的問題，其實這也存在兩難，也引發了市民的正反爭議。但無論如何，一個城市的偉大絕非硬性經濟指標可以鑄就，正如麥當勞里的流浪者不會永遠流浪乃至成為漢堡包的寄生虫，所謂低素質的人口，只要給他們机會，給他們時間，他們的素質就不會永遠低下去，而一個城市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應該說就是提供這些机會的關鍵所在。[全文]

公共政策理性不應被“統計數据”所蒙蔽

不可否認，外來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文化程度不高，但這跟素質高低并無必然聯系，也与犯罪沒有邏輯上的關聯。反倒是城市在戶籍、就業以及子女就學等基本生存問題上設置的种种限制，使得他們很多時候由于生存的威脅而無奈走上犯罪之路。從這种制度路徑看，導致外來人口犯罪的并非他們的身份，而是源于公共政策的歧視，城市未給予他們平等的權利保障。[全文]

健康的城市首先是包容開放的城市

提高門檻不如提高城市管理，廣州應該繼續開放包容，同時加強管理。科學理解城市政府職能，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城市管理效率，才是我們构建和諧社會中努力的方向。因此，健康的城市首先是一個開放的城市，必須能夠包容各類各層次的人才，吸引城市利益相關者參与城市管理。至于在城市建成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也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正确應對，就不怕問題得不到解決。廣州的多年發展也表明，廣州的城市特色決定了不能一味學習上海、深圳的模式，如果廣州改變過去的包容心，提高部分行業門檻來限制低素質外來人口的進入，同樣會增加城市成本。[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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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鬼”的名分是“人”

他們無非需要一個名分，合法的名分，其實“走鬼”們也有不低的覺悟，他們也希望從地下走到地上，從陰影處走到光明下，從隨時卷起小攤就跑的“鬼”升格為合法經營的“人”，而且還不忘記自己的義務:納稅。是的，“走鬼”不是“鬼”，“人”是他們的名分！[全文]

圖：走鬼与城管沖突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