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舸

12月1日，第19個世界艾滋病防治日將來臨。廣州專門成立了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預工作隊(戲稱“高干隊”)，在各娛樂場所和出租屋，向人們——尤其是性服務人員宣傳防艾知識，免費發放安全套。隊員們跟小姐們溝通，要學會她們之間的行話；有時還假扮嫖客摸查情況，甚至請小姐吃飯擴大教育(信息時報11月28日報道

現在流行一种淺薄化、單一化的“防艾思維”，即將“防艾”等同于“發安全套”，尤其是向性服務工作人員發安全套。高耀洁醫生曾經尖銳地指出：目前中國艾滋病蔓延的最主要途徑是賣血和輸血感染，她堅決反對片面強調艾滋病的性傳播，尤其是將安全套作為惟一載体的防艾宣傳，既誤導民眾，又有變相為安全套生產企業做廣告之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長期以來的防艾宣傳中，總是把艾滋病和嫖娼、賣淫、吸毒這些為中國傳統道德所不容的行為捆綁在一起。在這种慣性宣傳下，民眾不知不覺中容易形成認知誤區，即將艾滋病患者戴上一個道德敗坏的“臟帽”，由此造成公眾對艾滋病的普遍歧視。

我們要扭轉人們對艾滋病人的歧視，首先應倡導一种文明、理性与科學的”防艾思維”。防艾宣傳應當以事實為基礎，讓民眾認識到，絕大多數艾滋病患者是遭遇不幸的弱者，他們的感染原因是因為缺乏足夠防護知識、或者遭遇賣血和輸血感染之類外在傷害。

防艾宣傳不能脫离國情基礎，應當巧妙地在國人傳統文化与防艾工作推荐之間，尋找利益平衡和觀點融合。我們既然不太可能扭轉民眾對嫖娼、賣淫、吸毒等行為的道德評判標准(實際上在國外這些行為也為主流文化所排斥)，而對嫖娼、賣淫、吸毒等行為的防艾宣傳，也是基于科學理性上的次优選擇，就應盡量避免触痛傳統道德的敏感神經，而向民眾進行防艾宣傳的科普教育。

國外的經驗表明，防艾工作不僅僅是政府的職責，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在面對社會危机時的化解手段呈現多元化，政府、科研机构、民間社團組織甚至媒体都能參与。科研机构通過防艾知識与藥品的研發，不斷向人類運用科學改變自身生存環境的理想推進，也許有一天，人類終能研制出治療艾滋病的良藥，但人類有關防艾文化的正确認識永遠不能止步；這就需要媒体通過及時、全面的公共輿論宣傳，推動社會對艾滋病產生根源、渠道与防護的正确觀念；政府以其系統決策，將艾滋病從自生自滅的“疾病”上升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部分，通過公共衛生應急体系的完善，不斷消除防艾的認識与執行“暗角”；民間社團組織則是政府推行防艾決策的有力幫手，以其靈活、貼近的接触方式，幫助民眾更好地接受知識、共同應對艾滋病的威脅。

在重大疾病面前，人類最擔憂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對疾病的無知与茫然。艾滋病的危害程度以及功能漸漸為民眾所知曉，但正确的防艾知識傳播，在中國才剛剛開始。在這樣一個啟蒙的關鍵時刻，將安全套、“嫖娼、賣淫、吸毒人群”与艾滋病捆綁在一起的防艾宣傳，是以偏見來消除無知，結果會造成更大范圍的認識混沌。12月1日另一條新聞“北京市性健康教育研究會秘書長鐘波天表示，以大學生為主的高學歷群体性病患者呈增加趨勢。与會的北京某名校學生坦承該校學生宿舍從下水道里經常掏出安全套。”就充分說明，安全套并不是防艾及其他性病的万靈藥方。“安全套防艾思維”之類的噱頭式管理，必須予以糾正，否則遺患無窮。

來源：國際在線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