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默客

將“禁電”与任仲夷聯系起來，純系筆者牽強附會、生搬硬扯，但事出有因。

昨天的《南方都市報》刊發兩篇社論：《“禁電”雖付實施 民間再呈理辯》和《一年后，我們怀念仁者任仲夷 》。前者對眼下廣州急風驟雨的“禁電”決定，以及由此引起的爭論，進行了一番梳理和評論，論證思維縝密，于理性之中又不乏人性情怀，令人擊掌；而后者則是對任仲夷逝世一周年的紀念，飽含深情而且十分优美的文字，滲透著深刻的理性和張力。誠然，表面看來，這兩篇社論之間并無什么聯系，但其實不然。

對于“禁電”，坊間議論頗多，本地媒体也不惜版面予以報道，但老實講，當听到廣州公安局宣布“禁電”15日全面實施的消息時，筆者還是感到十分意外、惊訝。而且，根据規定，“禁電”之后，市民手頭的電動車沒有任何補償。受此影響的相關行業，也未見政府有任何的配套政策跟進。縱觀整個“禁電”決策過程及其結果，給人的感覺是：閃電迅速、傲慢粗暴，一副“我的地盤我作主”的架勢。

而事實上，全面“禁電”不但法源依据令人置疑，而且，其決策過程也缺乏“真正的利益博弈和公開論證”。王則楚先生就撰文指出，“公安局作為政府的一個部門，只有去接受人大作為立法机關的授權，才能禁行電動自行車。”同時，他還呼吁：“請人大審查這個禁止電動自行車通報會的合法性，依法作出授權，保證其禁行電動自行車的合法性。”（見昨日《新快報》《禁行電動車，開個通報會就行了嗎》一文）可見，就算拋開“禁電”決策涉嫌對公民財產和權利的漠視、侵害等問題不談，單單在其決策程序上，也是存在莫大爭議的。

問題的關鍵在于，公安机關作為政府的一個部門，為什么可以作出如此重大的決策，而且其決策還能夠暢通無阻地付諸實施呢？為什么如此重大、影響廣泛的公共決策，可以撇開作為國家權力机關的人大而獨斷專行呢？另外，遭受“禁電”政令影響的行政相對人，為何沒有任何的救濟渠道（如行政复議、司法后援）呢？難道這一切僅僅是因為行政机關的施政慣性嗎？不是！起碼不全是！在我看來，根本原因是現行的治理制度給予的力量，不客气地說，此乃制度縱容所致。就是說，這是我們的治理制度的流弊造就的。而這正涉及民主政治的范疇。

當前治理制度的弊端或缺陷体現在哪里呢？簡單地說，就是行政權力一家獨大，人大、司法、媒体等對行政權力還缺乏真正有效的制衡。在強大的行政權力面前，作為國家權力机關的人大，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底線的司法，以及公共媒体的輿論監督等等的權力，還有社會民意，實際上都顯得异常渺小、蒼白無力。于是，行政權力暢通無阻，其表現有時几近肆無忌憚。因此，在某种意義上，這也是一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存在的重大缺陷或漏洞。在此狀況下，公民又有何來真正的自由、平等呢？其實，這正是某些行政机關敢于屢屢粗暴施政的体制淵源。如果我們不去彌補這种体制的缺陷，那么，類似霸王硬上弓式的行政決策將會陸續有來，難有止境。

正因認識到這一點，我才更覺得任仲夷一生不懈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民主實踐格外令人欽佩和景仰。任老曾明确地說：“民主、自由、平等，絕非資產階級思想，而是人類思想文化的伏特遺產。”但在仁者任仲夷的眼中，“民主、自由和平等”這些宏大敘事不是凌空蹈虛的“高蹺”和口號，而是与民生問題密切相關，是對老百姓疾苦感同身受的具体關怀。因而，他認識到“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于是“他体諒他人的辛苦”、“尊重人性的真實”。也因此，他對民主政治的不懈追求，具化為從政作風的民主，擯棄簡單粗暴的工作方式和作風，以及變為其對老百姓生活境遇的真切感知。即使在晚年，他也毅然提筆撰文，對當下治理制度的變革提出建議，貢獻其真知灼見，其中甚至對西方的權力制衡模式予以了某些借鑒和肯定。但這一切都出自其對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大愛，其目的是改善我們的治理制度，最終增進人民的福祉。有人認為，民主政治离民生遙遠，其實這是一种“誤解”或誤導。實際上，沒有政治的民主，社會的自由開放，沒有“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理念，那么，生活其中的公民就難免遭遇權力的肆意蹂躪，而難以享有真正的權利和尊嚴。所以，追求民主政治，追求自由平等，最終目標其實就是增進社會福祉，造福我們每一個人，包括物質和精神。

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夠真正實現“主權在民、自由選舉、權力制衡、依法治國、言論自由、競爭政治、透明公開”等民主政治的目標，那么，類似于“禁電”的粗暴決策便可以避免或盡量減少，減少因政府粗暴決策而制造的社會撕裂，從而增進人民的福祉，构建社會的和諧。正因如此，在粗暴“禁電”之際，更加感佩開放先鋒任仲夷先生對民主政治的不懈追求和勇敢實踐，及其由此体現出來的人格魅力。只是揆之現實，社會治理的民主現狀頗為微妙，以致讓人唏噓不已，所以，“我們仍然需要在怀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勇气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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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金羊网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