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体報道，廣州市政府將明令禁止電動自行車上牌上路。此舉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爭議。相比市民的無可奈何，厂家顯然怨气更深：積壓的產品怎么辦？甚至有厂家負責人表示：“會和廣東省自行車行業協會，以及其他厂家一起，向省政府和市政府提交意見，表達我們的立場。”

廣州市的“禁電令”無疑遭遇了強烈抵制！抵制的理由簡單而有力：決策部門在以絕決的方式治理電動車的同時，既不給社會一個合乎情理的解釋，對賠償事宜也絕口不提，一副“我說是就是，不是也是”的傲慢姿態。這种情形再一次證明，當決策者身怀利器，卻得不到應有的限制時，必然顧盼自雄，“殺机四起”。

但問題是，公眾再也不是政府羽翼下言听計從的木偶，那种靠強制推行的政府決策早已不合時宜，自下而上的、在博弈和辯論中生成的決策才是大勢所趨。如果政府部門擺脫不了“父愛主義”的陰影，把自己的“關門決策”強加到公眾頭上，公眾即便無法倒逼你“收回成命”，卻可以在實施環節進行“反制度式抗爭”(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語)，從而讓你的制度要么淪為一紙空文，要么大打折扣。

學者崔衛平曾經詰問，“經過了這么多年的發言訓練，為什么公共空間中的對話仍然如此劣質？”而我想進一步詰問的是，我們的公共空間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對話？所謂“對話”必須是開誠布公、地位平等的，溫和善意的；但看看現在便知道，不管是壟斷部門与公眾，政府部門与公眾，還是精英与公眾，二者的絕大部分交流，都是“跪著的”對“拔高的”、“流水”對“高山”、“奴才”對“帝王”气若游絲的乞求，甚至在更多時候變成了自說自話，各自為戰，各自悲哀！

這种傾斜的話語格局，久而久之，難免造成“拔高的”強勢者越來越傲慢，就像法國思想家圣西門所說：“他們宁愿繼續對其所謂的异端邪說大發雷霆，變得更加偏執，也不肯為了人類的文明和幸福后退一步。”而与此同時，“跪著的”的弱勢者也不免沖冠一怒，拍案而起，惡化本已很脆弱的輿論環境，共識的達成就此遙遙無期。

決策權稱得上是政府的公器，如果不加以限制，遲早會變成剝奪公民權益的利器，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說政府決策時的審慎和克制絕對是一种最寶貴的美德。今天，我們要打造有限政府，要构建公民社會，都是基于這樣一种考慮。

任何一种理性和負責任的決策，都必具有一种謙卑的气質，決策部門万不可認為自己有足夠的智慧能窮盡時空之緯，最好的辦法還是應從“密室”回歸“談判桌”，讓各种意見都得到伸張，在觀念与觀念的碰撞中，最好的決策終久會水落石出——該取消的取消，不該取消的原封不動，不得不取消的也要給予适當的補償，刻薄寡恩的決策絕非政府所應為。

來源: 中國經濟周刊

(陽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