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沒有任何理由對這樣的殺人事件抱有同情，但有足夠的理由對這樣的殺人事件進行反思：沈陽市某工厂厂長的劉學新，下崗失業后，沒有生活來源、經濟窘迫，心態產生不平衡，后來他盯上了舞小姐，專找舞廳女劫財作案，半年內連續劫殺了15位陪舞女，肢解后拋尸。沈陽中院已開庭審理這個系列搶劫殺人碎尸案。（9月13日《華商晨報》）

案主劉學新交代，他之所以選擇作案對象是舞女，“就是圖錢”；但事實上這些陪舞女身上的錢都不多，結果几乎都成了“為三四十元殺人碎尸”，典型如：2005年3月28日，劉學新在北行大世界舞廳將王某騙至家中發生性關系后，將其殺死分解拋尸，搶走30余元及金手鏈等物品。

作為下崗失業者的劉學新，他選擇的對象皆為處于弱勢地位的陪舞女，“只要我出手大方，她們就跟我走，而且她們失蹤了也很少有人重視”，這种以弱勢者的心態殺害更為弱勢的對象，是一种典型的“底層化意識”的表現。“底層化意識”是處在社會底層者的一种自卑自棄意識，導致腦中出現宿命論，心中對人生失去信心，所以只顧下滑、不求上進。這种意識導致的嚴重結果，就是對自己、對家庭、對他人、對社會徹底不負責。“底層化意識”在社會上的蔓延加劇，對弱者群体本身是极大損害，而且對整個社會絕非好征兆，与和諧社會的构建相反相悖。

“底層化意識”在劉學新身上可見一种极端的自暴自棄，一直到他站在被告席上也是這樣，比如他面對指控，一臉不屑，痛快地表示：“沒异議，都是我干的，我全認！”對于被害人家屬提出總計達200多万元的經濟賠償，劉學新表示“應該賠償”，但自己沒有能力，“律師我都請不起，還是法院指定的！”當公訴人問他：“你是為了搶劫，那為什么要殺人？”劉學新的回答很干脆：“滅口唄！”在“底層化意識”控制下，內心可能是強烈的仇富、仇不公，表現出來的卻是對更弱者的戕害。這种強烈的“底層化意識”多出現在一個人身上，社會就會多一分不安泰。

“底層化意識”在弱勢者身上得以強化，背后根源就在社會不公。社會不公如果“翻江”，弱者意識必然“倒海”。統計測算表明，自1986年以來的20年里，我國治安案件年均增長速度超過了10%；貧富差距如果繼續擴大，必然危及我國未來的社會和諧，而社會不和諧的“增長”，必然又會危及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發展，形成惡性循環。

和諧、發達國度的經驗表明，完善的机制、制度、規則，必然是以公平為准星的。譬如德國公司裁員的方式很簡單，大多是這樣的：首先是處于培訓期的員工，然后是單身員工，接下來是結了婚沒孩子的員工，再接下來是結了婚有一個孩子的員工，最后是結了婚有兩個及兩個以上孩子的員工。這樣的規則是既公平又最具可操作性的規則，它最具人性化，最照顧負擔沉重的相對弱者。所以，裁員消息傳出來，大家心胸坦蕩，不用盤算著怎么走關系，該咋辦就咋辦。

社會公平是社會和諧的基石。地球人都知道，當強勢者以种种手段鯨吞了國有資產的時候，直接或間接的代价是大量弱勢者的下崗失業、失去社會保障；一旦有了病殘事件的發生，他們最容易淪為城市里的貧困者；因社會不公產生的弱勢人員，最容易成為“底層化意識”的“感染者”。而傳統的行政調控、訪貧問苦、結對幫困等等施惠型、給予型的調節辦法，僅僅只能解決一時一事一人的問題，并非根本之策。根本之策在于使公眾真正能夠共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切實彌合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讓弱勢者有強力的社會保障，讓他們能夠成為和諧社會的參与者和建設者。

民生的本質是人權，和諧的實質是人權——都是對人的權利的保障。我們尚處于社會矛盾“易激化、易反复”的時期，在這樣的時期，防止弱勢者“底層化意識”加劇，更是社會的責任、國家的責任。我們的政策取向，已經關注到個人机會的均等、財富增長的均衡、社會分配的公平，但要真正消除“底層化”、避免出現“窮人更窮、富人更富”，還有很艱難的“落實之路”要走。

來源：金羊网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