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舸

審計署11日發布2006年第5號審計公告：北京鐵路局1.64億元建酒店、文化部違規收費過億元、教育部4771万元考試費未上繳、500万元福彩金面臨損失……總之，審計年年有、問題依舊多（新華网9月12日報道）。

從最初的滿怀期待到如今的漸漸失落，民眾對“審計風暴”的最終效果越來越帶有某种焦慮与疑惑：審計是否會變成橡皮圖章，在年年重复的審計中變得乏味而單調，卻絲毫無法触及利益相關者的皮毛？審計如何將數据調查与問責力度結合起來，促使政府在自我監督上實現二次轉型？

因此，“越審越亂”的“審計悖論”問題并不在審計本身，而在于審計背后的問責体系建設。當務之急，是要研究制定一個能夠涵蓋相關責任人、從道義、法律各個層面實施問責的問責程序性規定。

問責制是對不當行政行為或官員個人失責鐵面無情的制度，但目前的審計問責，更多局限于行政問責。審計報告更像一份政府內部調查報告，只不過以公開化的形式透露給民眾，但其處理手法依然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被審計部門和官員所預料的最坏后果無非是行政處罰：記過、降職或撤職。

因此，傳統審計問責体系的第一大轉型，應是從行政問責轉向法律問責。

國家審計署曾經于今年3月公布了2004年度審計查出問題的糾正結果。据悉，審計署向有關主管部門和紀檢監察、司法机關移送各類案件線索114起，213人受到處分，僅有76人被依法逮捕、起訴或判刑。

相對于法律問責，行政問責帶有彈性或不确定性，容易留有轉圜空間。法律追究一般要堅持誰違法誰擔責的原則，具有直接的目標性，并且給當事人帶來的懲罰力度要高于行政問責，可以彌補行政追究的空當与不足。

審計問責体系的第二大轉型，應該是從組織問責走向個人問責。在審計報告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某某行政部門挪用資金、違規收費”等等。盡管近年來對于個人責任追究的數量在提升，但質量卻未有突破———相對動輒數以億計的嚴重違法違紀行為，一兩百人受到追懲遠遠不夠。同時，這些行為雖然從形式上講是帶有組織性、系統性的預謀行為，但實施者是一個個具体的人。

實施全面問責一個最起碼的必要條件，就是“法無例外”，即應堅持權力与責任相對應的原則，确保所有相關責任人都受到應予懲處，避免責任追究中“追下不追上”，追執行者不追決策者，追當事人不追管理者，乃至“丟卒保帥”現象。具化的個人問責效果，大而全的組織問責無法替代。

最后，審計問責体系的第三大轉型，來自行為問責到后果問責的突破。用公款炒股、考試費不上繳，不過是“行為過錯、影響不好”，但按照后果論，其巨大財政款項挪用甚至“失蹤”，已經深刻危害到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政府運作的有效性。行為問責与后果問責兩者之間，存在一种遞進關系。行為問責是前提和基礎，是追究責任的一种快速反應方式，而后果問責為進一步的紀律追究和法律追究掃清障礙。

從行政問責轉向法律問責，是問責程度的加深；從組織問責走向個人問責，是問責范圍的擴大；從行為問責到后果問責的突破，則是問責效率的提升。扭轉“審計悖論”需實現問責三大轉型，才能扭轉目前審計与問責脫節的困境。

（作者系資深媒体人）

來源：新快報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