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史】影響全國的嶺南學府 學海堂曾走出眾多不世之材

來源:金羊網 作者:鄧瓊 發表時間:2019-01-25 06:19

阮元像



來源:《應元書院紀略》

溯源文脈1

越秀山南麓,這裏走出了張維屏、陳澧、鄒伯奇、梁啟超等不世之才

金羊網記者 鄧瓊

北國已入隆冬,羊城仍是蔥蘢綠意。越秀山南麓百步梯,遊人如織。拾階而上,東側的孫中山讀書治事處紀念碑吸引眾人觀瞻,西側稍高有涼亭可休憩,臨近“佛山”牌坊的高處空地,則是晨練、遠眺的好去處……

石欄桿旁,一位怡然捧書的女孩映入眼簾。我們此番尋訪“領隊”的廣州市第二中學副校長李穎笑著説:“在學海堂的舊址上讀書,真再合宜不過了。”從此地往東,沿山坡二三百米,直至今日的二中校園,大致就是晚清廣東最高學府學海堂及後起的菊坡精舍和應元書院的所在地。可以説,這是震動當時、影響至今的嶺南文脈所在。

文教凋敝

冬日暖陽下讀書的女孩,一定不曾感受過兩百年前那位廣東士子體會的寒意。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廣東南海舉子梁序鏞赴京會試,有隔壁號房的舉人來詢問題解,梁當即告知該題出自《漢書·郊祀志》,這時另一位浙江舉子略帶驚訝地説:“咄咄怪事,廣東竟然也有人能讀《漢書》!”雖然梁序鏞當年順利中了進士,但終生以此事告誡廣東學人要“讀書汲古”。其實在康熙末年,經學家惠士奇任廣東學政,就大為感慨尋訪不到可充鄉學楷模的“能文”之士,那一時期嶺南的學術教育地位頗低應不必諱言。

以廣府地區為重心的嶺南學術,在明代曾走向繁榮,不僅出過陳獻章、湛若水等開宗派的心學大家,而且隨著利瑪竇1580年入粵,這裏又成為與現代西方文化最早交流的地區。但經過明清易代時的戰亂,清前期的禁海遷界以及尚可喜“藩王”肆掠之苦,又歷雍正、乾隆朝的文字獄,嶺南文化一度元氣大傷。此外,由于廣東學術界深受心學影響,主靜致虛,崇尚易簡之學,發展到此時,已呈束書不學、遊談無根的末流之弊,日益被乾嘉年間興起的經史考據之學所摒棄。

學海堂亭臺難覓,只余下石墩和小徑啟人懷想 記者周巍攝

提振學術

“城北越王山,一角如蓬萊。上有木棉花,下照讀書臺。”督建學海堂的廣州學者吳蘭修曾在詩中描述的景觀,今日仍可得到印證。從百步梯漸至越秀山頂,植被繁盛,不乏被標記出樹齡百多年的高大木棉;散布于梯級兩側的幾處平臺,其中就有當年學海山堂、文瀾閣、啟秀山房、至山亭等學海堂建築的基址所在。此地背倚越王臺、鎮海樓等羊城著名的文化地標,遠眺可及珠江、獅子洋,自然令人感念學海堂締造者阮元選址的苦心。

就在梁序鏞赴京會試的那一年,經學名臣阮元出任兩廣總督。在繁忙政務之余,他開局重修《廣東通志》、輯刻清前期漢學總集成《皇清經解》,將一批本省飽學之士(後來有多人出任學海堂學長)延攬到提振學術的麾下,同時引入來自江南樸學重鎮的學風和方法,為治學者提供津梁,重塑嶺南文化景觀。1820年,阮元創辦學海堂,倡導融通漢宋,深研經史,力戒空疏的學術方針,並逐步加入天文、算學與地理等實學考課;另一手去除清代以來書院只教八股制藝的“套路”,意在恢復研讀原典的講學精神。

辦學初的幾年,學海堂暫借城中文瀾書院講學,很快它的號召力就傳布省城內外,各大書院都有士生提交課卷、角逐先進。1824年,第一冊匯考課精選文字的《學海堂集》問世,精心選定的越秀山麓學海堂實址也動工興建起來。

普惠全國

學海堂考試實行季課,標榜“專勉實學”,初期主要由阮元或他臨時聘請的學者、其他書院掌教負責出題,並批改考卷。這樣一年四次的開卷考試,面向本籍或外省考生開放,遴選出的優勝文章可獲銀兩作為獎勵之“膏火”,還可以結集出版。

有意思的是,這裏策問的話題不僅涉及“經義子史前賢諸集”“選賦詩歌古文辭”,還不乏對于科技史及科學知識的考察。例如這道——“今大、小西洋之歷法來至中國,在于何時?所由何路?……元之《回回歷》,是否如明之《大西洋新法》之由廣東海舶而來?”今天看來,尤其讓人感慨學海堂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開一時風氣。

早期參與學海堂出題、判卷的著名學者有謝蘭生、吳蘭修、譚瑩等人,多身兼羊城書院、粵秀書院、越華書院等廣州其他書院教職,常將試題另行借鑒。各書院的學生也可自由參與學海堂季考,連在省城之外的士子也“務期多做”,以文取勝。這樣由點及面,粵人學風改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如今徜徉在越秀山上,學海堂已片瓦無存,但它在培養人才方面許多開創性的做法,卻令熟悉現代學制的我們似曾相識。像制定明確的辦學章程,不設山長,以八位學長輪流課士,增補須經全體現任學長公推;鼓勵每人擇師而從、專修一門的“專課肄業生”制度……此後,晚清各省新建和改建的新型書院,多爭相以學海堂為效法對象,湖南的湘水校經堂、江西的經訓書院、安徽的中江講院、湖北的兩湖書院等,“大都不外學海堂規制”。嶺南文教從凋敝轉而普惠全國,就是在這一片學海書香中轉折向上。

群星爭輝

阮元任內,親自選定了吳蘭修、趙均、林伯桐、曾釗、徐榮、熊景星、馬福安、吳應逵等八位飽學之士為學海堂學長。而後陸續增補、歷任學長可考名字者55人,記錄于《學海堂專課章程》上的專課肄業生260人,群星爭輝,著述充棟,幾乎囊括了晚清廣東士子的精英。藏書萬卷的“經學博士”吳蘭修,名動北方士林的校勘名家曾釗,被內閣學士翁方綱尊為“詩壇大敵”的張維屏,文獻校勘及駢體文大家譚瑩等,都在列中。又有南海人士鄒伯奇,精于天文、光學、機械,堪稱近代科學先驅,雖功名僅為秀才,也于1857年被推為學海堂學長。

“海內通儒”陳澧一出,更是晚清學術集大成的人物,助廣東漸次成為江皖浙等傳統文化中心之外一個新的文化學術重鎮。他從25歲被推舉為首屆學海堂專課肄業生,到被補選為學海堂學長,中間只隔了六年,可知時望之高。陳澧在經史學、文學、音韻學、文字學、地理學以及樂律、天文、書法、詩詞等領域均有出色成就,可立足于全國學術而居一流之列。1866年,一脈相承的菊坡精舍在學海堂東側開學,這是陳澧晚年念念所係的講壇與書案。他在這裏教導生徒,主持廣東書局,度過了一生中最為繁忙的文化活動高潮。

陳澧像

陳澧所著述的《漢儒通義》《切韻考》《東塾讀書記》等學術名著、所開創的“東塾學派”名動天下,舉世景仰。桂文燦、廖廷相、文廷式、梁鼎芬、馮浚光、于式枚、陶福祥等一大批晚清的能臣俊彥皆出其門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十三經注疏附考證》《通志堂經解》等以往只出現在京師或江浙的重要文化典籍,得以在廣東印行。

直至近代,陳澧仍備受學人推崇。錢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為陳澧專寫一章,詳盡論述,特別是肯定東塾先生在調和漢宋、開辟新學風方面“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而深致拳拳向往之意。

百步梯以東最為茂盛的灌木深處,還葆有一段古樸的石徑,渾無雕飾,寬不過兩尺。沿階逶迤而上,耳邊如同響起阮元為修建學海堂定下的規條:“堂亦敞不宜高,徑宜曲不宜直,不尚華奐,只取樸素而已。”

一代樸學大師為嶺南營建的這所學府,存世83年,沒有留下更多能讓後人瞻仰的史跡,甚至在當它最著名學生之一的梁啟超1915 年重返越秀山尋找學海堂阮太傅祠時,都已只見荒草。然而,作為晚清粵學興盛的樞紐和廣東文化精英們的精神殿堂,學海堂從提倡樸學,兼融漢宋,刷新學風,到開啟民智、廣育英才,推動地方文化、學術思想成果聲播全國,為這方水土後世的騰飛準備了廣大的人才和深厚養分。它承上啟下,終將長居嶺南高處。

訪談

立學長、選導師,戒浮巧、嚴治學,學海堂以新的教學方針帶動嶺南學術成為新中樞

濃厚學風土壤 醞釀變革萌芽

黃國聲 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研究員、《陳澧先生年譜》作者

羊城晚報:在經歷了清朝前期的低谷後,廣東學術在晚清振起,關鍵性的轉折在哪裏?

黃國聲:兩廣總督阮元1820年創建學海堂是粵學振起的關鍵。學海堂以新的教育方針、摒棄八股文的教學,而代之以教授經史實學。它不設山長、改立學長八名,他們各有所長,相當于學術導師,學生可自選老師從學,專習一門經史,務求深讀精研。學海堂又鼓勵師生互相切磋,形成良好的學術風氣,使曾泛濫一時的浮躁取巧、瑣碎纖屑之風一掃而空。所聘的學長,有精于經學史學的,也有擅長自然科學的,各競所長以教學生。廣東的學術由此展現出新的氣象,而其成效延續至數十年之後,清後期許多有成就的學者,都是從學海堂走出來的。

羊城晚報:如何評價陳澧的學術歷史地位?

黃國聲:陳澧是廣東晚清學術振起的功臣,是一時無兩的學術大師,他擔任學海堂學長數十年,教育出有成就的學生無數。他的學術成就以及樹立的學風,在此後的幾十年承傳不絕,以致影響全國,被稱為東塾學派,樹立了廣東在全國的學術地位,其功至偉。且他並非只知考據的腐儒,教授學生通經致用、讀書明理,其深層意義是要人堅守民族大義、明辨是非,肩負起社會及民族的責任。因此他也是“漢宋調和”的主將,學術意義和社會意義都非常重大。

陳澧主張定下心來把書讀透,力戒浮巧;提倡認真細密的治學方法,以平鈍踏實的功夫來治學;沉潛于學術之中,不為名利所牽誘,又謹慎謙虛,不貶抑別人以抬高自己。這些主張和實踐都嘉惠學林,即使在今天也很值得借鑒。

羊城晚報:廣東在晚清時期成為又一個全國性的文化學術重鎮,這是否為後來成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引發近代社會變革準備了條件?

黃國聲:學海堂的出現及東塾學派的崛起,無疑在全國産生了重大影響,並使嶺南的學術展現出全國性的高度。由于經世致用、讀書明理、崇尚科學的風氣濃厚,在這樣的土壤上自然會孕育出追求變革、政治維新的萌芽,為社會的大變革做好充分準備。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朱執信、胡漢民等人,就是在學海堂學風直接和間接影響下,登上歷史舞臺的。

延伸

“九江先生”

朱次琦(1807-1882),字子襄,廣東南海九江鄉人,學者稱其為九江先生,是與陳澧並稱于世的學問大家。他開九江學派,與陳澧的東塾學派並孚時望,聲播海內,也是晚清嶺南學術的傑出代表。

朱次琦少年就蒙阮元賞識,至1834年被選為學海堂首屆專課肄業生,卻稱病不就;1859年更被補為學海堂學長,仍辭而不往,而學海堂虛位以待。他1847年中進士,除了後曾有出仕山西的短暫經歷外,其余時間多在九江鄉講學,足跡不入城市。

朱次琦上承陸王心學,以“四行五學”為論學大旨,生前著有《國朝學案》《國朝名臣言行錄》《蒙古記》等,但均未刊行,而且在去世前焚毀手稿,動機成謎。

九江先生畢生授業研學不輟,追隨者中以康有為、簡朝亮最為知名。

編輯:寶厷
數字報
【嶺南文史】影響全國的嶺南學府 學海堂曾走出眾多不世之材
金羊網  作者:鄧瓊  2019-01-25

阮元像



來源:《應元書院紀略》

溯源文脈1

越秀山南麓,這裏走出了張維屏、陳澧、鄒伯奇、梁啟超等不世之才

金羊網記者 鄧瓊

北國已入隆冬,羊城仍是蔥蘢綠意。越秀山南麓百步梯,遊人如織。拾階而上,東側的孫中山讀書治事處紀念碑吸引眾人觀瞻,西側稍高有涼亭可休憩,臨近“佛山”牌坊的高處空地,則是晨練、遠眺的好去處……

石欄桿旁,一位怡然捧書的女孩映入眼簾。我們此番尋訪“領隊”的廣州市第二中學副校長李穎笑著説:“在學海堂的舊址上讀書,真再合宜不過了。”從此地往東,沿山坡二三百米,直至今日的二中校園,大致就是晚清廣東最高學府學海堂及後起的菊坡精舍和應元書院的所在地。可以説,這是震動當時、影響至今的嶺南文脈所在。

文教凋敝

冬日暖陽下讀書的女孩,一定不曾感受過兩百年前那位廣東士子體會的寒意。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廣東南海舉子梁序鏞赴京會試,有隔壁號房的舉人來詢問題解,梁當即告知該題出自《漢書·郊祀志》,這時另一位浙江舉子略帶驚訝地説:“咄咄怪事,廣東竟然也有人能讀《漢書》!”雖然梁序鏞當年順利中了進士,但終生以此事告誡廣東學人要“讀書汲古”。其實在康熙末年,經學家惠士奇任廣東學政,就大為感慨尋訪不到可充鄉學楷模的“能文”之士,那一時期嶺南的學術教育地位頗低應不必諱言。

以廣府地區為重心的嶺南學術,在明代曾走向繁榮,不僅出過陳獻章、湛若水等開宗派的心學大家,而且隨著利瑪竇1580年入粵,這裏又成為與現代西方文化最早交流的地區。但經過明清易代時的戰亂,清前期的禁海遷界以及尚可喜“藩王”肆掠之苦,又歷雍正、乾隆朝的文字獄,嶺南文化一度元氣大傷。此外,由于廣東學術界深受心學影響,主靜致虛,崇尚易簡之學,發展到此時,已呈束書不學、遊談無根的末流之弊,日益被乾嘉年間興起的經史考據之學所摒棄。

學海堂亭臺難覓,只余下石墩和小徑啟人懷想 記者周巍攝

提振學術

“城北越王山,一角如蓬萊。上有木棉花,下照讀書臺。”督建學海堂的廣州學者吳蘭修曾在詩中描述的景觀,今日仍可得到印證。從百步梯漸至越秀山頂,植被繁盛,不乏被標記出樹齡百多年的高大木棉;散布于梯級兩側的幾處平臺,其中就有當年學海山堂、文瀾閣、啟秀山房、至山亭等學海堂建築的基址所在。此地背倚越王臺、鎮海樓等羊城著名的文化地標,遠眺可及珠江、獅子洋,自然令人感念學海堂締造者阮元選址的苦心。

就在梁序鏞赴京會試的那一年,經學名臣阮元出任兩廣總督。在繁忙政務之余,他開局重修《廣東通志》、輯刻清前期漢學總集成《皇清經解》,將一批本省飽學之士(後來有多人出任學海堂學長)延攬到提振學術的麾下,同時引入來自江南樸學重鎮的學風和方法,為治學者提供津梁,重塑嶺南文化景觀。1820年,阮元創辦學海堂,倡導融通漢宋,深研經史,力戒空疏的學術方針,並逐步加入天文、算學與地理等實學考課;另一手去除清代以來書院只教八股制藝的“套路”,意在恢復研讀原典的講學精神。

辦學初的幾年,學海堂暫借城中文瀾書院講學,很快它的號召力就傳布省城內外,各大書院都有士生提交課卷、角逐先進。1824年,第一冊匯考課精選文字的《學海堂集》問世,精心選定的越秀山麓學海堂實址也動工興建起來。

普惠全國

學海堂考試實行季課,標榜“專勉實學”,初期主要由阮元或他臨時聘請的學者、其他書院掌教負責出題,並批改考卷。這樣一年四次的開卷考試,面向本籍或外省考生開放,遴選出的優勝文章可獲銀兩作為獎勵之“膏火”,還可以結集出版。

有意思的是,這裏策問的話題不僅涉及“經義子史前賢諸集”“選賦詩歌古文辭”,還不乏對于科技史及科學知識的考察。例如這道——“今大、小西洋之歷法來至中國,在于何時?所由何路?……元之《回回歷》,是否如明之《大西洋新法》之由廣東海舶而來?”今天看來,尤其讓人感慨學海堂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開一時風氣。

早期參與學海堂出題、判卷的著名學者有謝蘭生、吳蘭修、譚瑩等人,多身兼羊城書院、粵秀書院、越華書院等廣州其他書院教職,常將試題另行借鑒。各書院的學生也可自由參與學海堂季考,連在省城之外的士子也“務期多做”,以文取勝。這樣由點及面,粵人學風改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如今徜徉在越秀山上,學海堂已片瓦無存,但它在培養人才方面許多開創性的做法,卻令熟悉現代學制的我們似曾相識。像制定明確的辦學章程,不設山長,以八位學長輪流課士,增補須經全體現任學長公推;鼓勵每人擇師而從、專修一門的“專課肄業生”制度……此後,晚清各省新建和改建的新型書院,多爭相以學海堂為效法對象,湖南的湘水校經堂、江西的經訓書院、安徽的中江講院、湖北的兩湖書院等,“大都不外學海堂規制”。嶺南文教從凋敝轉而普惠全國,就是在這一片學海書香中轉折向上。

群星爭輝

阮元任內,親自選定了吳蘭修、趙均、林伯桐、曾釗、徐榮、熊景星、馬福安、吳應逵等八位飽學之士為學海堂學長。而後陸續增補、歷任學長可考名字者55人,記錄于《學海堂專課章程》上的專課肄業生260人,群星爭輝,著述充棟,幾乎囊括了晚清廣東士子的精英。藏書萬卷的“經學博士”吳蘭修,名動北方士林的校勘名家曾釗,被內閣學士翁方綱尊為“詩壇大敵”的張維屏,文獻校勘及駢體文大家譚瑩等,都在列中。又有南海人士鄒伯奇,精于天文、光學、機械,堪稱近代科學先驅,雖功名僅為秀才,也于1857年被推為學海堂學長。

“海內通儒”陳澧一出,更是晚清學術集大成的人物,助廣東漸次成為江皖浙等傳統文化中心之外一個新的文化學術重鎮。他從25歲被推舉為首屆學海堂專課肄業生,到被補選為學海堂學長,中間只隔了六年,可知時望之高。陳澧在經史學、文學、音韻學、文字學、地理學以及樂律、天文、書法、詩詞等領域均有出色成就,可立足于全國學術而居一流之列。1866年,一脈相承的菊坡精舍在學海堂東側開學,這是陳澧晚年念念所係的講壇與書案。他在這裏教導生徒,主持廣東書局,度過了一生中最為繁忙的文化活動高潮。

陳澧像

陳澧所著述的《漢儒通義》《切韻考》《東塾讀書記》等學術名著、所開創的“東塾學派”名動天下,舉世景仰。桂文燦、廖廷相、文廷式、梁鼎芬、馮浚光、于式枚、陶福祥等一大批晚清的能臣俊彥皆出其門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十三經注疏附考證》《通志堂經解》等以往只出現在京師或江浙的重要文化典籍,得以在廣東印行。

直至近代,陳澧仍備受學人推崇。錢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為陳澧專寫一章,詳盡論述,特別是肯定東塾先生在調和漢宋、開辟新學風方面“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而深致拳拳向往之意。

百步梯以東最為茂盛的灌木深處,還葆有一段古樸的石徑,渾無雕飾,寬不過兩尺。沿階逶迤而上,耳邊如同響起阮元為修建學海堂定下的規條:“堂亦敞不宜高,徑宜曲不宜直,不尚華奐,只取樸素而已。”

一代樸學大師為嶺南營建的這所學府,存世83年,沒有留下更多能讓後人瞻仰的史跡,甚至在當它最著名學生之一的梁啟超1915 年重返越秀山尋找學海堂阮太傅祠時,都已只見荒草。然而,作為晚清粵學興盛的樞紐和廣東文化精英們的精神殿堂,學海堂從提倡樸學,兼融漢宋,刷新學風,到開啟民智、廣育英才,推動地方文化、學術思想成果聲播全國,為這方水土後世的騰飛準備了廣大的人才和深厚養分。它承上啟下,終將長居嶺南高處。

訪談

立學長、選導師,戒浮巧、嚴治學,學海堂以新的教學方針帶動嶺南學術成為新中樞

濃厚學風土壤 醞釀變革萌芽

黃國聲 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研究員、《陳澧先生年譜》作者

羊城晚報:在經歷了清朝前期的低谷後,廣東學術在晚清振起,關鍵性的轉折在哪裏?

黃國聲:兩廣總督阮元1820年創建學海堂是粵學振起的關鍵。學海堂以新的教育方針、摒棄八股文的教學,而代之以教授經史實學。它不設山長、改立學長八名,他們各有所長,相當于學術導師,學生可自選老師從學,專習一門經史,務求深讀精研。學海堂又鼓勵師生互相切磋,形成良好的學術風氣,使曾泛濫一時的浮躁取巧、瑣碎纖屑之風一掃而空。所聘的學長,有精于經學史學的,也有擅長自然科學的,各競所長以教學生。廣東的學術由此展現出新的氣象,而其成效延續至數十年之後,清後期許多有成就的學者,都是從學海堂走出來的。

羊城晚報:如何評價陳澧的學術歷史地位?

黃國聲:陳澧是廣東晚清學術振起的功臣,是一時無兩的學術大師,他擔任學海堂學長數十年,教育出有成就的學生無數。他的學術成就以及樹立的學風,在此後的幾十年承傳不絕,以致影響全國,被稱為東塾學派,樹立了廣東在全國的學術地位,其功至偉。且他並非只知考據的腐儒,教授學生通經致用、讀書明理,其深層意義是要人堅守民族大義、明辨是非,肩負起社會及民族的責任。因此他也是“漢宋調和”的主將,學術意義和社會意義都非常重大。

陳澧主張定下心來把書讀透,力戒浮巧;提倡認真細密的治學方法,以平鈍踏實的功夫來治學;沉潛于學術之中,不為名利所牽誘,又謹慎謙虛,不貶抑別人以抬高自己。這些主張和實踐都嘉惠學林,即使在今天也很值得借鑒。

羊城晚報:廣東在晚清時期成為又一個全國性的文化學術重鎮,這是否為後來成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引發近代社會變革準備了條件?

黃國聲:學海堂的出現及東塾學派的崛起,無疑在全國産生了重大影響,並使嶺南的學術展現出全國性的高度。由于經世致用、讀書明理、崇尚科學的風氣濃厚,在這樣的土壤上自然會孕育出追求變革、政治維新的萌芽,為社會的大變革做好充分準備。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朱執信、胡漢民等人,就是在學海堂學風直接和間接影響下,登上歷史舞臺的。

延伸

“九江先生”

朱次琦(1807-1882),字子襄,廣東南海九江鄉人,學者稱其為九江先生,是與陳澧並稱于世的學問大家。他開九江學派,與陳澧的東塾學派並孚時望,聲播海內,也是晚清嶺南學術的傑出代表。

朱次琦少年就蒙阮元賞識,至1834年被選為學海堂首屆專課肄業生,卻稱病不就;1859年更被補為學海堂學長,仍辭而不往,而學海堂虛位以待。他1847年中進士,除了後曾有出仕山西的短暫經歷外,其余時間多在九江鄉講學,足跡不入城市。

朱次琦上承陸王心學,以“四行五學”為論學大旨,生前著有《國朝學案》《國朝名臣言行錄》《蒙古記》等,但均未刊行,而且在去世前焚毀手稿,動機成謎。

九江先生畢生授業研學不輟,追隨者中以康有為、簡朝亮最為知名。

編輯:寶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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