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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書籍之路 助推中學西傳

吳國霖收藏的部分馬岡木刻雕版印書 李妹妍攝

國霖創作的版畫《清代木刻雕版之鄉——馬岡》,描繪馬岡雕版印書場景 受訪者提供

南海明珠 下集

羊城晚報記者 李妹妍

“昨夜我望見一個中國的城市……每一座神龕裏有一個神像,可是差不多全被挂在廟龕上的花帷幔和旗幟所掩住了……”1840年,丹麥作家安徒生在系列童話《沒有畫的畫冊》中,以中國為背景敘述了“第二十七夜”的故事:一座中國城市、一所廟宇和一個思戀富家姑娘的年輕和尚,紅塵之思,躍然紙上。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蔡鴻生發現,安徒生從未到過中國,也不識中文,但這則童話裏隱約可見廣州海幢寺及十三行的身姿。

童話的想像裏為何能分解出海幢寺的印記?久居大洋彼岸的作家和遙遠東方的古剎,是經由何種方式産生了奇妙的聯繫?翻看廣州兩千多年的海外交往史,個中答案已不言而喻:珠江口往來商舶隱隱勾勒出一條文化交流的“海上書籍之路”,千百年斗轉星移後依然傳遞著中華文明亙古常新的智慧。

西話寺影

“第二十七夜”故事裏的佛寺,究竟是有原型還是作家虛構想像的?對此,安徒生在《沒有畫的畫冊》前記中早有聲明:“我在這兒所作的一些畫都沒有經過選擇,它們是依照我所聽到的樣子繪下來的。”

那何以見得敘述的就是廣州海幢寺呢?

蔡鴻生教授在《廣州海事錄——從市舶時代到洋舶時代》一書中考證認為,“第二十七夜”創作于1840年,中西關係仍處於廣州一口通商的狀態,在西洋商人心目中的“對華貿易”其實就是“廣州貿易”,因此,“第二十七夜”裏的“中國城市”,“不可能是寧波或廈門,更不可能是北京,它只能是廣州”。

這樣説來,“一座廟宇”也就容易落實了。按照當時清廷規章,外國人在廣州只能住在十三行的商館裏,僅在每月的初三和十八這兩天允許前往海幢寺、陳家花園遊玩,且每次出遊人數不得超過10人——童話中的廟宇,毫無疑問就是海幢寺。

蔡鴻生的考證顯然並不滿足於邏輯推理。在安徒生筆下,年輕和尚的名字用丹麥文拼寫為Soui-houng,英譯本拼寫為Soui-hong,“倘要準確還原這個名字,應于廣州話中求之”。

他指出,在清代廣州口岸的十三行區,瑞典東印度公司商館正門的橫匾上,明確標出Sui Hong字號,一望而知是廣州話拼音的“瑞行”。丹麥、瑞典在北歐一衣帶水,在廣州商館區也是並排而立的老鄰居,兩館人員聯袂出行海幢寺並非不可能,以至於在文學創作中給和尚安個“瑞行”的名字,在蔡鴻生看來,“非如此不足以顯示‘中國城’廣州的南國風貌”。

海幢經坊

讓學者們更感興趣的是,在中西文明交流中,海幢寺充當了怎樣的角色?

2017年,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謝輝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有了新的發現:這裡收藏有清代廣州海幢寺刻經二十八部,最初由德國學者諾依曼帶回歐洲。

現有資料顯示,諾依曼在1830年10月搭乘東印度公司商船抵達廣州,在三個多月的時間裏總共購買了約六千冊中文書籍,其中有“從道觀和寺院流通處直接買到了道家和佛家的文獻,還特別從歐洲洋行對面河南島上的佛教寺廟中購得一些文獻”。對此,謝輝解釋稱,“歐洲洋行即十三行,河南島即今天的海珠區,海幢寺正坐落於此”。

事實上,這並不是研究者們第一次在海外發現海幢寺經坊刻書的蹤影。作為當時為數不多的政府特許遊玩之地,海幢寺曾吸引了眾多外國人前往參觀,並留下詳實的文字、繪畫和攝影記錄。美國人威廉·亨特在1885年出版的《舊中國雜記》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如果用英語來講,這座廟的名字是‘海的帳幔’,它擁有一個內容充實的圖書館和一個印刷作坊。在那裏,教義被刻在木板上,木板不斷地印出書來,用來贈閱或出售。”

如今保存在大洋彼岸圖書館裏相當數量的海幢寺經刻表明,這些書籍有相當一部分被來華西方人買走。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特藏部副研究館員張淑瓊2012年對全球21所圖書館館藏情況的查考,英國倫敦大學、荷蘭萊頓大學等地共收藏有海幢寺經坊刻本及藏版書126種,其中,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馬禮遜藏書就保存有八十多種海幢寺刊本或藏版的書籍。

“在德國人諾依曼之前,購買海幢寺經刻較為豐富的西方學者,當屬英國人馬禮遜。”張淑瓊告訴記者,來華的外國人關注海幢寺及其經坊,撇除少有遊玩之地的因素外,無疑還有更好了解中國及中國文化的意圖,“比如佛教為何會在中國社會佔有重要地位,馬禮遜在收購中文書籍時會盡可能地收集釋道著述。為了豐富英國的中文文獻,他還向教會申請經費,最終在1824年將收藏的大量中文圖書帶回英國。”

渡海之路

珠江口的商船來來往往,在滿載著絲綢、茶葉和陶瓷的貨倉一角,來自中國的書籍——有些是專供外銷的,有些是接受外商訂購、按照海外市場要求製作的——隨著貿易季風、使節往來運往東亞海域乃至更遙遠的國度。

“在古代海外貿易中,書籍無論在數量、銷量乃至價格上都不佔優勢。”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慶新曾對明清時期廣州地區刻書業有過深入研究,在他看來,儘管如此,中國書籍因其所承載的政治、文化價值及中國文化的巨大影響力,成為對外貿易的一項特殊商品。

活躍的文化貿易迄今仍可在文獻檔案中窺見一斑:據越南《嘉定城通志》記載,河仙有僧徒“東入粵向海幢寺”求法購書;越南使節阮述1880年出使清朝時曾寫下“獨喜街頭書價賤,再來應購滿船歸”的詩句;而據學者對越南國家社會科學中心漢喃研究院、文學院、史學院等館藏的調查,共發現有安南本中國典籍514種。

“清代廣東地區刻書業發達,且其刻書價廉,吸引了不少外地書商到廣州製版刻印。”李慶新指出,清代廣東地區是越南輸入中國書籍的重要供應地,目前越南尚能見到的30多種中國印本古籍大多在廣州及附近刊刻,出版後通過海洋商貿銷往越南嘉定等南方地區,形成“廣州刊刻,嘉定發售”的圖書産銷網路,“這一網路可以稱為中越文化交流的‘海上書籍之路’”。

隨著歐洲直航遠東的交流線被打通,“海上書籍之路”不斷向歐美延伸。2016年,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輯出版了《海外廣東珍本文獻叢刊·第一輯》,收錄加拿大、德國、美國、英國、葡萄牙和日本等地收藏的稀見廣東古籍文獻共71種。

馬岡工藝

佛山順德作家協會主席吳國霖計劃在今年5月前完成《順德馬岡村史》的整理。“現在很少人還能知道,這裡的刻字雕版曾經盛極一時。在國內以及流傳海外的清代刻本中,不少書籍都是在順德馬岡刊刻。”吳國霖為此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據他判斷,馬岡的木雕版最早在清乾隆年間興起,因廣州書坊數量日漸鼎盛且缺少木刻工匠,便長期外發委託馬岡刻字雕版。金武祥《粟香隨筆》一書中亦有記載:“書版之多,以江西、廣東兩省為最。江西刻工在金溪縣之許灣,廣東刻工在順德縣之馬岡。”

到了清朝中後期,佛山、廣州等地都大量使用馬岡的木刻板來印刷。在馬岡馮源業先生記憶中,當時廣州的商船到江門、香山都途經馬岡,交通十分方便,馬岡在南坊專門修建書前碼頭,即如今馬岡糧倉的位置,刻好的書版在此經水路運往國內外。

對順德馬岡的歷史挖掘讓學界感到驚喜,這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海上書籍之路”産銷網路的貨源渠道。李慶新認為,順德得風氣之先與水陸交通之便,刻書業與省城形成“一條龍”的産銷關係,並通過省城圖書網路延伸至國內乃至海外市場。

在印刷行業十分發達的今天,木刻書版早已被淘汰,吳國霖四處徵集才收藏到僅10本馬岡木刻雕版印書,“這些書的內容囊括千字文、書經讀本、通俗讀物等,其中還有圖文並茂的廣告畫等,有很高的欣賞價值和研究價值”。

製圖/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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