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重重的古代海上貿易

來源:金羊網 作者:蔡鴻生 發表時間:2019-05-25 15:32

“耆英號”船尾與舵

中國大等級帆船——“耆英號”,船高超過12米,重約500噸

日本長崎博物館收藏的“廣東船”繪本

廣州是市舶貿易的發源地。當年,眾多的海舶從廣州港出發,駛向蒼茫浩渺大海,舶人在與驚濤駭浪的搏鬥中,都經歷了什麼呢?

撰文/供圖 蔡鴻生

海闊天空,蒼茫浩渺。古人有“海者晦(昏暗不明確)”之説,道出了望海者的困惑。人類從陸地走向海洋,就是以海舶為載體,乘風破浪,進入一個全新的生活空間。舶人必須掌握新的生活技能等等,實現從居民到船民的轉變,方能在驚濤駭浪中有所作為。

廣州瀕臨南海,是市舶貿易的發源地,連結著國外和國內兩大市場。唐宋時代廣州的海舶,每年冬季啟碇出港,航向溽城(今臺山廣海),才正式放洋,直至蘇門答臘南巫裏“住冬”,候岡辦貨,次年返航;如連續航行,就進入印度洋了。

船主被稱為“綱首”,多由巨商擔任

一艘放洋的海船,猶如一個浮動的社區,包括了各色人等。船客是臨時性的搭乘人員,雖有約定俗成的權利和義務,但無任何職司可言。而駕駛海船的船人則要操控整個航程,分工細密,各就各位。據北宋初年朱彧的記述,可知海舶乘務如何落實到人: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為綱首、副綱首,市舶司給“朱記”,即營業執照,有權懲罰船英及沒收死者財物。

歷代的海舶,均以張帆乘風為基本動力,船人的結構相當穩定,管理體制也大同小異。日本的《朝野群載》中,就錄存有泉州綱首李充于北宋崇寧四年(1105)六月領取收執的“公憑”(官方文書)的內容——

綱首李充、梢工林養、雜事莊權、部領吳弟。其余水手雜員,分編“三甲”:第一甲(20人),第二甲(25人),第三甲(17人),販往日本的舶貨為絲、瓷兩類。

當年海舶人員的結構和職司,大概分為舶主、水手、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服務人員:

第一,舶主被稱為“綱首”,因為大宗貨物運輸在宋代被稱為“綱運”。

第二,司針者(掌握指南針的導航員)稱“火長”。我國陰陽五行學説將南方視為火,指南針既然指向火的南方,掌握航海羅盤的人就被稱作“火長”。

第三,司火食者稱“總鋪”,實即“總哺”的諧音,宋代另稱“飯頭”。

第四,唐代中期已見“水手”之名,即“水上手力”的簡稱。宋代沿用“水手”專名。

海糧儲備中為何要帶上甘蔗?

任何海舶,起航之前必須備足海糧,這是可想而知的。現存的一份海糧清單,是唐天寶二年(743)揚州大明寺高僧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弘法遺存的記錄。此行僧俗共85人,加上雇用舟人18口,乘員總數103人。“備辦海糧”如下:

落脂紅綠米(水分較少的陳米)100石,牛蘇(牛酥油)180斤,面50石,幹胡餅2車,幹蒸餅1車,幹萡餅10000個,捻頭(油煎糯米團)1半車,畢缽、訶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500余斤,蜂蜜10斛,甘蔗80束

這份鑒真的海糧清單不具有典型性,因為僧俗和葷素之分是不能忽視的事實。不過,其中也存在著某種共同性,即海糧應包含主食和副食、生糧和幹糧的搭配(一般海舶常備的魚、肉、旦類腌制食品,完全被排除在清單之外)。因此,清單裏的海糧項目,還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除米、面外,幹餅類食品佔了很大比重,當與節約飲用水和燃料有關。並非僧人下海是這樣,俗人下海也同此例。

第二,既有石蜜、蔗糖等甜料,何必再帶甘蔗80束?其原由不妨作這樣的猜想:甘蔗是經久耐放的農作物,蔗汁含維生素,在蔬菜、水果欠缺的海舶上,嚼生蔗,可以減少患壞血病的風險。

事關生死的大事——取給淡水

海水鹹苦,不宜飲食。一旦淡水枯竭,就會死難臨頭。因此,如何取給淡水,是歷代海舶的一大難題。

五世紀初,從印度泛舶南海的兩位高僧,都曾遭逢缺水之厄。據《法顯傳》雲:“于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余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

又據慧皎《高僧傳》卷三載,中天竺國的僧人求那跋跎羅,于劉宋元嘉十二年(435)從獅子國(斯裏蘭卡)隨舶來廣州弘法,“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幸遇“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靠雨得水,畢竟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性。舶人必須有常規性的措施,才能保證用水安全,這比一次備足海糧要復雜多了。

汲水。海舶按指南針指引,沿線定點汲水。為防擱淺,自身不宜靠岸,而是放下名為“柴水船”的小艇,去搬運淡水和燃料。南海上的島洲,就有不少汲水點,文獻多有記載。據《廣東新語》卷六記載,“在陽江西北六十裏,三丫港西水旁者,曰三丫泉。在澄邁東海港中者,曰那陀泉……”

宋代的《諸蕃志卷下》“海南”條説:(海南島昌化)“有白馬井,泉水甘美,商舶回日,汲載以供日用。”

元代的《島夷志略》“淡洋”條説:(蘇門答臘東岸的阿魯)“其海面一流之水清淡,舶人經過,往往乏水,則必由汲之,故曰淡洋。”

保鮮。淡水久存會變質,換水之前必須保鮮。竹筒貯水,最為簡便,至于別的保鮮方法,限于見聞,未得其詳。明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卷下寫道:“凡海舟以竹筒貯淡水數石,度供舟內人兩日之需,遇島又汲。”

淡化海水的兩件“神器”

淡化。舶人對鹹水作淡化處理,以補充飲用水的不足,靠的是“古之所有今之所無”的獨特器材。見于文獻的淡化器有兩種:“海井”和“定水帶”。

“海井”傳世的舊聞,出自周密(1232—1298)的《癸辛雜識》續集上:

“華亭縣(江蘇松江下遊)市中有小常賣鋪(吳語‘雜貨店’),適有一物,如小桶無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後來有位“海舶老商”指出:“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帶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中,汲之皆甘泉也。”

這件能化海水為甘泉的奇器,“非竹、非木、非金、非石”,究竟是什麼質料的東西呢?經學者考證:“井魚當屬哺乳綱鯨魚目動物。”由此可知,某類鯨魚的腦穴,具有化鹹為淡的功能,遂被舶人稱為“海井”。

另一種淡化器,名為“定水帶”。清初詹鐘玉的《記古鐵條》一文,對其性狀、用途和來源,作過傳奇式的記述,摘錄如下: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闊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繡澀,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積年余,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雲:‘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

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滷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

無論是“海井”還是“定水帶”,兩物均為奇珍異寶,當然不可能為普通海舶所擁有。因而,鹹水淡化的事例,便因罕見而被傳奇化,變成虛幻的航海故事了。

配給。海舶上的飲用水,得來不易,通常都是定量配給的。在這方面,明代海患中的“倭舶”,可以提供帶水、分水和換水三項參照——

“凡倭船(日本海盜船)之來,每人帶水三四百斤,約七八百碗。每日用水五六碗,常防匱乏也。……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山之類,必停舶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即壞,雖甚清冽,不能過數日也。”

所謂“桶”者,即舶上水櫃。管制用水的權限,當歸夥房。司其職者,一身二任,既是“飯頭”又是“水頭”,故稱“總哺”。

染上“陰陽交”難逃“必死”命運

在航行生活中,舶人多發的常見病有數種,即壞血病、暈眩症和“陰陽交”。

壞血病。舶人多以幹糧為主食、腌制品為副食,缺乏新鮮的蔬菜和水果,易患壞血病。其症狀是鼻齒出血、浮腫潰瘍,死亡率很高。唐文宗開成三年(838),日本一批僧人渡海來浙江臺州,其第四舶就曾出現因壞血致死者,“船中人五人身腫死”。如前所述,鑒真和尚東渡舶上儲備“甘蔗八十束”,就是為了防止壞血病引發皮膚爆裂。

暈眩症驚濤駭浪,令人暈眩。舶人也是人,也不能例外。《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寫道:“連波起伏,噴豗淘涌,舟楫震撼。舟中之人,吐眩顛仆,不能自持,十八九矣。”

問題在于如何防治。從沉船出水遺物中,似乎可以獲得一點信息。2010年-2011年發掘的“南澳1號”沉船,清理出銅質針灸針一枚,長12.8厘米,直徑0.1厘米,可能就是防治眩暈的簡易器材。

陰陽交。元朝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左裏地悶”條,就記載了十四世紀初帝汶島一帶的熱病,“……回舟之際,櫛風沐雨,其疾發而為狂熱,謂之陰陽交,交則必死。”“陰陽交”即瘧疾。在尚未發明治瘧特效藥奎寧之前,舶人染上瘧疾,是難逃“必死”的命運的。

女神“天後”為何能在眾神中後來居上

海舶遠行,除立足于分工協作、備糧蓄水和依針而航等人力舉措外,還有一係列超自然的祈禳和禁忌,這類荒誕不經的迷信,其實包含著人願與天意合一的原始思維,雖然不是理性的,卻是可以理解的。

舶人祈禳的對象,可謂是一座五花八門的精靈世界,也可説是一座海上萬神殿。明清時代的《定羅經中針祝文》,一開頭就列出五花八門的神譜,從“歷代禦前指南祖師”、“羅經二十四位尊神”,到魯班仙師、庇民天後、伏魔關聖、茅竹水仙以及“本船隨帶奉祝香火一切尊神”,等等。

祈求神靈的動機,當然是為了現世利益,希望人船安全,逢兇化吉,一切順意。

管理海上萬神殿的“廟祝”,是一位專職的“香公”。“凡舶中來往,俱晝夜香火不絕。特命一人為司香,不他事事。舶主每曉起,率眾頂禮。”

可知祈禳是共同參與的活動。海外貿易,是一種跨地區、跨民族、跨文化的貿易。不同海域有不同的保護神,對此,舶人牢記于心,不敢怠妄。據《東西洋考》(卷九)所記:明代海舶經佔城華列拉岬(位于今越南中部海岸,“華列拉”即佛像),“山頂一石塊似佛頭,故名靈山。往來販舶于此樵汲,崇佛誦經,燃放水燈彩船,以禳人船之災。”

總體來説,舶人的信仰,是以佛、巫雜糅為特徵的。

海舶神譜的性別,當然以男神為主,但女神“天後”的庇佑能量,猶如西洋海神聖母瑪利亞,不僅足以令人敬畏,甚且後來居上,大有鶴立雞群之勢。海神中女性形象的確立,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其成因既是精神性的,又是物質性的,並非三言兩語説得清。耐人尋味之點在于舶人的漂泊性和孤獨感,往往難以排遣,直接牽動海外赤子的戀母(大地母親)情結。換句話説,舶人的獨特心態,外化為女神降臨的奇跡,並不是無根可尋的。

作為祈禳活動的派生物,海舶禁忌甚多。其中居于首位的大忌,是舶上不準停屍。據(《萍洲可談》記載:“舟人病者忌死于舟中,往往氣味未絕便卷以重席,投水中,欲其遽沉,用數瓦罐貯水縛席間,才投入,群魚並席吞去,竟不少沉。”在缺乏醫療設施而又容易染病的海舶上,任何傳染病源的存在,對整船人的生命都是極大的威脅。艱苦嚴酷的航行生活,往往讓病人遭受非人待遇,被當作“活屍”拋棄,確實令人震驚。

魚也會給海船帶來災難性後果

在古代南海,“七洲洋”和“昆侖洋”是著名的海難頻發區,故俗諺雲:“上怕七洲,下怕昆侖,針迷舵失,人船莫存。”海難的成因多種多樣,常見的有風、礁、魚,三者性質不同,但都會給海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一是風害。《廣東新語》(卷六)説:“每當天地晦冥,鯨呿熬擲,颶風起乎四方,霧雨迷其咫尺。舟中之人,涕泣呼號。”當狂風激起巨浪,海舶偏離針路迷航,缺糧斷水,只能在死亡線上掙扎了。如果船體破漏,水手必須冒險搶修,並按綱首意旨,拋棄船上重貨,以免快速下沉。脫險靠岸之後,這批意外的“海損”,貨主當然無權也無法索賠。因為,歷代市舶條例並沒有為“共同海損”規定分攤責任。

二是礁害。海上礁石,分布甚廣。按位置分,露出水面的稱“石礁”,沉于水下的稱“暗礁”或“沉礁”;按顏色分,淺色的稱“白礁”,深色的稱“黑礁”;按形狀分,為便記憶而被命名為“香爐礁”、“草鞋礁”、“竹牌礁”和“虎尾礁”,等等。其中的黑色沉礁,舶人視之為“惡礁”,是海難禍首之一。

沉礁可怕,浮沙也可怕。觸礁和擱淺,都會造成海難。

三是魚害。海魚也會帶來海難,最突出的是鯊和鯨。

第一,鯊類中的鋸鯊,早在北宋已經惡名昭著。據《萍洲可談》(卷二)記載:“有鋸鯊長百十丈,鼻骨如鋸,遇舶船,橫截斷之如拉朽爾。”

第二,鯨魚也對海舶造成極大威脅:“夜行破浪之時,附近之鯨見水起白沫,以為有食可取,奮起觸船,常將船身某處破裂也。”

餓鯨如此,飽鯨也會闖禍,其排泄物污染航道,須用藥物將其化掉,船才能通行。

舶人如何娛樂?

海舶的生活形態,盡管與定居的方式大異其趣,但畢竟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海洋版”,其中同樣有作息勞逸和離合悲歡。例如,舶人如何娛樂,是排遣長期航行的沉悶所必需的活動,絕不是可有可無的。目前已知有弈棋之戲,泉州南宋沉船的象棋子和“南澳1號”沉船的骰子和圍棋子,可作物證。又如既可取食又可取樂的釣魚活動。至于海舶的信息交流,除知有“舶鴿”可作海陸通訊工具外,別的也是無從談起的。

編輯: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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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重重的古代海上貿易
金羊網  作者:蔡鴻生  2019-05-25

“耆英號”船尾與舵

中國大等級帆船——“耆英號”,船高超過12米,重約500噸

日本長崎博物館收藏的“廣東船”繪本

廣州是市舶貿易的發源地。當年,眾多的海舶從廣州港出發,駛向蒼茫浩渺大海,舶人在與驚濤駭浪的搏鬥中,都經歷了什麼呢?

撰文/供圖 蔡鴻生

海闊天空,蒼茫浩渺。古人有“海者晦(昏暗不明確)”之説,道出了望海者的困惑。人類從陸地走向海洋,就是以海舶為載體,乘風破浪,進入一個全新的生活空間。舶人必須掌握新的生活技能等等,實現從居民到船民的轉變,方能在驚濤駭浪中有所作為。

廣州瀕臨南海,是市舶貿易的發源地,連結著國外和國內兩大市場。唐宋時代廣州的海舶,每年冬季啟碇出港,航向溽城(今臺山廣海),才正式放洋,直至蘇門答臘南巫裏“住冬”,候岡辦貨,次年返航;如連續航行,就進入印度洋了。

船主被稱為“綱首”,多由巨商擔任

一艘放洋的海船,猶如一個浮動的社區,包括了各色人等。船客是臨時性的搭乘人員,雖有約定俗成的權利和義務,但無任何職司可言。而駕駛海船的船人則要操控整個航程,分工細密,各就各位。據北宋初年朱彧的記述,可知海舶乘務如何落實到人: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為綱首、副綱首,市舶司給“朱記”,即營業執照,有權懲罰船英及沒收死者財物。

歷代的海舶,均以張帆乘風為基本動力,船人的結構相當穩定,管理體制也大同小異。日本的《朝野群載》中,就錄存有泉州綱首李充于北宋崇寧四年(1105)六月領取收執的“公憑”(官方文書)的內容——

綱首李充、梢工林養、雜事莊權、部領吳弟。其余水手雜員,分編“三甲”:第一甲(20人),第二甲(25人),第三甲(17人),販往日本的舶貨為絲、瓷兩類。

當年海舶人員的結構和職司,大概分為舶主、水手、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服務人員:

第一,舶主被稱為“綱首”,因為大宗貨物運輸在宋代被稱為“綱運”。

第二,司針者(掌握指南針的導航員)稱“火長”。我國陰陽五行學説將南方視為火,指南針既然指向火的南方,掌握航海羅盤的人就被稱作“火長”。

第三,司火食者稱“總鋪”,實即“總哺”的諧音,宋代另稱“飯頭”。

第四,唐代中期已見“水手”之名,即“水上手力”的簡稱。宋代沿用“水手”專名。

海糧儲備中為何要帶上甘蔗?

任何海舶,起航之前必須備足海糧,這是可想而知的。現存的一份海糧清單,是唐天寶二年(743)揚州大明寺高僧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弘法遺存的記錄。此行僧俗共85人,加上雇用舟人18口,乘員總數103人。“備辦海糧”如下:

落脂紅綠米(水分較少的陳米)100石,牛蘇(牛酥油)180斤,面50石,幹胡餅2車,幹蒸餅1車,幹萡餅10000個,捻頭(油煎糯米團)1半車,畢缽、訶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500余斤,蜂蜜10斛,甘蔗80束

這份鑒真的海糧清單不具有典型性,因為僧俗和葷素之分是不能忽視的事實。不過,其中也存在著某種共同性,即海糧應包含主食和副食、生糧和幹糧的搭配(一般海舶常備的魚、肉、旦類腌制食品,完全被排除在清單之外)。因此,清單裏的海糧項目,還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除米、面外,幹餅類食品佔了很大比重,當與節約飲用水和燃料有關。並非僧人下海是這樣,俗人下海也同此例。

第二,既有石蜜、蔗糖等甜料,何必再帶甘蔗80束?其原由不妨作這樣的猜想:甘蔗是經久耐放的農作物,蔗汁含維生素,在蔬菜、水果欠缺的海舶上,嚼生蔗,可以減少患壞血病的風險。

事關生死的大事——取給淡水

海水鹹苦,不宜飲食。一旦淡水枯竭,就會死難臨頭。因此,如何取給淡水,是歷代海舶的一大難題。

五世紀初,從印度泛舶南海的兩位高僧,都曾遭逢缺水之厄。據《法顯傳》雲:“于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余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

又據慧皎《高僧傳》卷三載,中天竺國的僧人求那跋跎羅,于劉宋元嘉十二年(435)從獅子國(斯裏蘭卡)隨舶來廣州弘法,“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幸遇“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靠雨得水,畢竟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性。舶人必須有常規性的措施,才能保證用水安全,這比一次備足海糧要復雜多了。

汲水。海舶按指南針指引,沿線定點汲水。為防擱淺,自身不宜靠岸,而是放下名為“柴水船”的小艇,去搬運淡水和燃料。南海上的島洲,就有不少汲水點,文獻多有記載。據《廣東新語》卷六記載,“在陽江西北六十裏,三丫港西水旁者,曰三丫泉。在澄邁東海港中者,曰那陀泉……”

宋代的《諸蕃志卷下》“海南”條説:(海南島昌化)“有白馬井,泉水甘美,商舶回日,汲載以供日用。”

元代的《島夷志略》“淡洋”條説:(蘇門答臘東岸的阿魯)“其海面一流之水清淡,舶人經過,往往乏水,則必由汲之,故曰淡洋。”

保鮮。淡水久存會變質,換水之前必須保鮮。竹筒貯水,最為簡便,至于別的保鮮方法,限于見聞,未得其詳。明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卷下寫道:“凡海舟以竹筒貯淡水數石,度供舟內人兩日之需,遇島又汲。”

淡化海水的兩件“神器”

淡化。舶人對鹹水作淡化處理,以補充飲用水的不足,靠的是“古之所有今之所無”的獨特器材。見于文獻的淡化器有兩種:“海井”和“定水帶”。

“海井”傳世的舊聞,出自周密(1232—1298)的《癸辛雜識》續集上:

“華亭縣(江蘇松江下遊)市中有小常賣鋪(吳語‘雜貨店’),適有一物,如小桶無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後來有位“海舶老商”指出:“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帶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中,汲之皆甘泉也。”

這件能化海水為甘泉的奇器,“非竹、非木、非金、非石”,究竟是什麼質料的東西呢?經學者考證:“井魚當屬哺乳綱鯨魚目動物。”由此可知,某類鯨魚的腦穴,具有化鹹為淡的功能,遂被舶人稱為“海井”。

另一種淡化器,名為“定水帶”。清初詹鐘玉的《記古鐵條》一文,對其性狀、用途和來源,作過傳奇式的記述,摘錄如下: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闊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繡澀,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積年余,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雲:‘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

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滷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

無論是“海井”還是“定水帶”,兩物均為奇珍異寶,當然不可能為普通海舶所擁有。因而,鹹水淡化的事例,便因罕見而被傳奇化,變成虛幻的航海故事了。

配給。海舶上的飲用水,得來不易,通常都是定量配給的。在這方面,明代海患中的“倭舶”,可以提供帶水、分水和換水三項參照——

“凡倭船(日本海盜船)之來,每人帶水三四百斤,約七八百碗。每日用水五六碗,常防匱乏也。……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山之類,必停舶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即壞,雖甚清冽,不能過數日也。”

所謂“桶”者,即舶上水櫃。管制用水的權限,當歸夥房。司其職者,一身二任,既是“飯頭”又是“水頭”,故稱“總哺”。

染上“陰陽交”難逃“必死”命運

在航行生活中,舶人多發的常見病有數種,即壞血病、暈眩症和“陰陽交”。

壞血病。舶人多以幹糧為主食、腌制品為副食,缺乏新鮮的蔬菜和水果,易患壞血病。其症狀是鼻齒出血、浮腫潰瘍,死亡率很高。唐文宗開成三年(838),日本一批僧人渡海來浙江臺州,其第四舶就曾出現因壞血致死者,“船中人五人身腫死”。如前所述,鑒真和尚東渡舶上儲備“甘蔗八十束”,就是為了防止壞血病引發皮膚爆裂。

暈眩症驚濤駭浪,令人暈眩。舶人也是人,也不能例外。《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寫道:“連波起伏,噴豗淘涌,舟楫震撼。舟中之人,吐眩顛仆,不能自持,十八九矣。”

問題在于如何防治。從沉船出水遺物中,似乎可以獲得一點信息。2010年-2011年發掘的“南澳1號”沉船,清理出銅質針灸針一枚,長12.8厘米,直徑0.1厘米,可能就是防治眩暈的簡易器材。

陰陽交。元朝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左裏地悶”條,就記載了十四世紀初帝汶島一帶的熱病,“……回舟之際,櫛風沐雨,其疾發而為狂熱,謂之陰陽交,交則必死。”“陰陽交”即瘧疾。在尚未發明治瘧特效藥奎寧之前,舶人染上瘧疾,是難逃“必死”的命運的。

女神“天後”為何能在眾神中後來居上

海舶遠行,除立足于分工協作、備糧蓄水和依針而航等人力舉措外,還有一係列超自然的祈禳和禁忌,這類荒誕不經的迷信,其實包含著人願與天意合一的原始思維,雖然不是理性的,卻是可以理解的。

舶人祈禳的對象,可謂是一座五花八門的精靈世界,也可説是一座海上萬神殿。明清時代的《定羅經中針祝文》,一開頭就列出五花八門的神譜,從“歷代禦前指南祖師”、“羅經二十四位尊神”,到魯班仙師、庇民天後、伏魔關聖、茅竹水仙以及“本船隨帶奉祝香火一切尊神”,等等。

祈求神靈的動機,當然是為了現世利益,希望人船安全,逢兇化吉,一切順意。

管理海上萬神殿的“廟祝”,是一位專職的“香公”。“凡舶中來往,俱晝夜香火不絕。特命一人為司香,不他事事。舶主每曉起,率眾頂禮。”

可知祈禳是共同參與的活動。海外貿易,是一種跨地區、跨民族、跨文化的貿易。不同海域有不同的保護神,對此,舶人牢記于心,不敢怠妄。據《東西洋考》(卷九)所記:明代海舶經佔城華列拉岬(位于今越南中部海岸,“華列拉”即佛像),“山頂一石塊似佛頭,故名靈山。往來販舶于此樵汲,崇佛誦經,燃放水燈彩船,以禳人船之災。”

總體來説,舶人的信仰,是以佛、巫雜糅為特徵的。

海舶神譜的性別,當然以男神為主,但女神“天後”的庇佑能量,猶如西洋海神聖母瑪利亞,不僅足以令人敬畏,甚且後來居上,大有鶴立雞群之勢。海神中女性形象的確立,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其成因既是精神性的,又是物質性的,並非三言兩語説得清。耐人尋味之點在于舶人的漂泊性和孤獨感,往往難以排遣,直接牽動海外赤子的戀母(大地母親)情結。換句話説,舶人的獨特心態,外化為女神降臨的奇跡,並不是無根可尋的。

作為祈禳活動的派生物,海舶禁忌甚多。其中居于首位的大忌,是舶上不準停屍。據(《萍洲可談》記載:“舟人病者忌死于舟中,往往氣味未絕便卷以重席,投水中,欲其遽沉,用數瓦罐貯水縛席間,才投入,群魚並席吞去,竟不少沉。”在缺乏醫療設施而又容易染病的海舶上,任何傳染病源的存在,對整船人的生命都是極大的威脅。艱苦嚴酷的航行生活,往往讓病人遭受非人待遇,被當作“活屍”拋棄,確實令人震驚。

魚也會給海船帶來災難性後果

在古代南海,“七洲洋”和“昆侖洋”是著名的海難頻發區,故俗諺雲:“上怕七洲,下怕昆侖,針迷舵失,人船莫存。”海難的成因多種多樣,常見的有風、礁、魚,三者性質不同,但都會給海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一是風害。《廣東新語》(卷六)説:“每當天地晦冥,鯨呿熬擲,颶風起乎四方,霧雨迷其咫尺。舟中之人,涕泣呼號。”當狂風激起巨浪,海舶偏離針路迷航,缺糧斷水,只能在死亡線上掙扎了。如果船體破漏,水手必須冒險搶修,並按綱首意旨,拋棄船上重貨,以免快速下沉。脫險靠岸之後,這批意外的“海損”,貨主當然無權也無法索賠。因為,歷代市舶條例並沒有為“共同海損”規定分攤責任。

二是礁害。海上礁石,分布甚廣。按位置分,露出水面的稱“石礁”,沉于水下的稱“暗礁”或“沉礁”;按顏色分,淺色的稱“白礁”,深色的稱“黑礁”;按形狀分,為便記憶而被命名為“香爐礁”、“草鞋礁”、“竹牌礁”和“虎尾礁”,等等。其中的黑色沉礁,舶人視之為“惡礁”,是海難禍首之一。

沉礁可怕,浮沙也可怕。觸礁和擱淺,都會造成海難。

三是魚害。海魚也會帶來海難,最突出的是鯊和鯨。

第一,鯊類中的鋸鯊,早在北宋已經惡名昭著。據《萍洲可談》(卷二)記載:“有鋸鯊長百十丈,鼻骨如鋸,遇舶船,橫截斷之如拉朽爾。”

第二,鯨魚也對海舶造成極大威脅:“夜行破浪之時,附近之鯨見水起白沫,以為有食可取,奮起觸船,常將船身某處破裂也。”

餓鯨如此,飽鯨也會闖禍,其排泄物污染航道,須用藥物將其化掉,船才能通行。

舶人如何娛樂?

海舶的生活形態,盡管與定居的方式大異其趣,但畢竟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海洋版”,其中同樣有作息勞逸和離合悲歡。例如,舶人如何娛樂,是排遣長期航行的沉悶所必需的活動,絕不是可有可無的。目前已知有弈棋之戲,泉州南宋沉船的象棋子和“南澳1號”沉船的骰子和圍棋子,可作物證。又如既可取食又可取樂的釣魚活動。至于海舶的信息交流,除知有“舶鴿”可作海陸通訊工具外,別的也是無從談起的。

編輯: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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