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漁:中年必須為來路“埋單” 為歸途負責

來源:金羊網 作者:曾璇 發表時間:2019-04-15 09:00

□金羊網記者 曾璇

一件連帽衫,一條牛仔褲,1973年生的詩人朵漁看起來很“居家”,看不出哪裏“危險”。當年有過的“出格的想法”似乎都被讀過的書和走過的路,按壓在心底,表現出和中年男人氣質相符的靜水流深。

可寫了《危險的中年》這本詩集的朵漁説,自己只是“盡量正常”。寫詩20年,他看到“圈裏”大部分詩人都是敏感度高、忍受度低,對自由的追求可以淩駕一切,但朵漁不。他保持著待人接物的“普通感”,從不刻意營造“詩人范兒”,“只讓作品説話”,但其實內心的波瀾起伏和矛盾掙扎都在,唯有時時“規范自我”。

當年詩裏的狂野和如今詩裏的自省、矛盾,如此統一,這是時光饋贈的禮物。

十多年前,朵漁曾在廣州度過了一段野蠻生長的日子。在他眼中,那時的廣州是文化最活躍的地方,如朝陽噴薄欲出,有最生猛的文人、最好的報人,“美食美景、美好的人,是諸多美好的集成”,如今想起平添幾分親切。

他工作十年後,辭職專事寫作十年;為了兒子的學費,“重出江湖”;如今兒子的學費有了著落,他再度辭職,“是種解脫”。朵漁一年能寫40-50首詩,在他這個年齡段的詩人裏,算得上高産,他説自己已經寫過第一個“二十年”,期待在寫作生涯的第二個“二十年”,甚至第三個“二十年”,能寫出更有思想性的詩篇。

相比起談論寫詩,今年讀大三的兒子是他更熱衷的話題。夫婦兩人都是文科生,兒子居然一點兒沒遺傳到文學細胞,學了計算機專業,感興趣的是探索宇宙星辰,而不是洞燭人性幽微。“兒子很少讀我的作品,只説‘老朵又獲獎了,我也要努力’。”他也時常困擾于中國式的父子關係,而這煩惱卻讓他更不像個詩人,倒有了居家男人的氣質。

這個評價令他大喜:“這是對我的最大誇獎。”

我的寫作就是 “生死愛欲信”

金羊網:您本人如何評價這次獲獎的詩集《危險的中年》?在您已出版的詩集中,它佔據怎樣的地位?新詩集中有什麼是一以貫之的,又有什麼是橫空出世的?

朵漁:去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四本係列詩集:《追蝴蝶》《最後的黑暗》《危險的中年》和《在獵戶星座下》。這也是我從1998-2018年二十年間的全部詩歌作品。《追蝴蝶》寫于十年前,還有很多青澀之處;《最後的黑暗》是我辭去公職在家專職寫作後出版的第一本詩集,充滿了緊張和焦慮;《在獵戶星座下》則是我專職寫作十年後,又重新出來工作兩年間寫的一些作品,時間的匆促之感充滿其間。《危險的中年》則寫于2013-2015年。相對于另外三本詩集,《危險的中年》可能更專注、更純粹一些,心態也更自如一些。

我不知道該如何評價自己的詩集,每一本都有自己的遺憾之處,寫作本身就是一件充滿遺憾的事。我説過,我的寫作就是“生死愛欲信”,這些主題一以貫之,不斷深化,最終將一個迷惘的、矛盾的、善惡交織的、天人交戰的“人”的形象凸顯出來。我的寫作是慢慢成長的,寫了二十多年了,很明顯沒有“橫空出世”。橫空出世的大多是流星,一以貫之才值得信賴。

金羊網:“中年”這一意象出現在您的不少作品中,您似乎賦予它很豐富的內涵?

朵漁:“中年”就是來到人生的中途,在此境地,道路往往已無可選擇,來路漸漸由清晰變得模糊,想回到過去已不可能;而歸途依然迷惘一片,似有似無,可能高聳入雲,也可能萬丈深淵。處此境地,你必須為來路“埋單”,擔負起一個“人”的形象;你必須為歸途負責,承擔起一個“人”的尊嚴。“中年”就是日當午,就是夏時樹,花開敗,果未熟,要打起精神,結成最後的果實。“中年”也可以説是最危險的人生階段,能否完成自己的一生,“中年”極其關鍵。我們周圍很多寫作者未到“中年”就結束了,是一種典型的“青春寫作”;也有些寫作者從“中年”即開始頹敗,晚年落魄得不成樣子。你最終能完成一個什麼樣的寫作形象,“中年”是最為關鍵的轉捩點。對我而言,既是人到中年,也是寫作進入“中年”,青春的理想已經遠去,人生的暮年還沒到來,推石上山還有一段距離,還要挺住,不斷努力,但還會尋求新的突破,這和挖礦差不多,每走一步都要突破,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金羊網:讀到您的“如果沒有另一個我對自己嚴加斥責/不知會幹出多少出格的事來”,還有《我時常責備自己》,覺得很有趣也很熨帖,自省與自責,似乎一直是您詩歌的一個主題,這大概就是您説的“恥感”,如今到了中年,和您20來歲時的“恥感”,有何不同?

朵漁:這就是我上面説的“中年”之險境,正因為危險,所以要不停自省,嚴加自責,否則,“不知會幹出多少出格的事來”。儒家文化的傳統,做人要懂得禮義廉恥,要有羞恥之心。“恥”會跟隨我們一生。20歲時,我感受到生而為人之“恥”,40歲的時候,這“恥”來得更加強烈了,而且還多了一個“罪”。你要時時體會到作為人的“恥與罪”,才能勉強走完這一生。

金羊網:您能具體説説對“恥與罪”的理解嗎?

朵漁:對“恥與罪”的意識,是分階段的,20多歲剛寫詩時,是體會不到“恥感”的,那時候還沉浸在遣詞造句的快感和自然情感的抒發中,少有理性的反思和自省;你要隨著年齡和閱歷增長,以及對社會、歷史和自我了解得越來越多,才開始有自省,才會産生“恥感”。“恥感”更多是你對外界規范的一種反應,而“罪感”是你對自我認知的一種反應,是“我與我”的關係,比“恥感”更深入了。當你想到“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這樣的終極問題時,必然會觸及到這種感受。

一直努力

建立詩歌與歷史、現實的關聯

金羊網:您的詩歌理想是怎樣的?您曾説過痛感當代詩歌“無力”,那針對這種狀況,您自己這些年做了哪些努力去實踐理想?

朵漁:“痛感無力”也是“恥感”的一種,十多年前我就提出這樣的看法,對社會有一種擔當意識,想努力在詩歌裏加入一些對現實的體悟、介入、批判。但詩本質上是種虛的東西,如果太寫實,那就不是詩,是新聞報道;但如果沒有實,則會越寫越虛、越寫越無力。怎麼去平衡虛實,建立詩歌與歷史、現實的一種關聯,也許是我這些年的一些努力,但事實上很難,有的作品也只是實驗性的作品。我作為作者,其實是很沒有信心的,當我寫下來的時候發現它不是我理想中詩的面貌。

一個人的詩歌理想,可能也是不斷在變遷的:一開始覺得能發表就很好;寫了十年二十年,可能你發現自己離詩越來越遠。我的第一本詩集名為《追蝴蝶》,你能看到美麗的蝴蝶,就在你面前飛呀飛,以為你能追上它,可快追上時,它又飛走了。我感覺我寫詩就像追那只蝴蝶,能看到卻永遠得不到它。寫了二十年詩,對詩歌的認識越深入,就會覺得自己離它越遠;自己的詩歌理想其實很虛妄,永不可及,這也讓我很興奮,還有這麼遠的路要走,做無為之事,遣有涯之生。

金羊網:您確實説過“詩人應該有一個不斷生長的過程”,這一點如何體現在您的創作上?

朵漁:回答這個問題,我得抄一下奧登。他在《19世紀英國次要詩人選集》一書的序言中説,一位詩人要成為大詩人,必須具備下列五個條件之三四。一是必須多産;二是他的詩在題材和處理手法上必須寬泛;三是他在觀察人生的角度和風格提煉上,必須顯示出獨一無二的創造性;四是在詩的技巧上必須是一個行家;五是盡管其詩作早已經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過程要一直持續到老。而一般的次要詩人,盡管詩作都很優秀,但你卻無法從作品本身判斷其創作或形成的年代。也就是説,他是一成不變的,靜止的。

奧登所羅列的這幾個條件,應該是他的經驗之談,其中每一條都包含一個“變”字。你要在不同的寫作階段使自己變得更多、更深、更廣、更妙,直至完成最後的蛻變。天才可能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就燃盡了自己,發出耀眼的光芒;成大師者則是一個不斷變化和生成的過程,其間包含著艱苦卓絕的勞作和心無旁騖的專注力。

金羊網:您既寫詩又寫歷史隨筆、評論等,其他形式與您的詩歌寫作是一種什麼關係?

朵漁:有關係,它們都是對詩的一種教育。

不是詩歌被拋棄

被拋棄的是我們

金羊網:有人説:80年代的大學生寫詩,90年代的大學生讀詩,00後大學生開始遠離詩,10後大學生根本不需要詩。汪國真説:詩歌已死。您怎麼看詩歌的現狀?

朵漁:詩歌沒死,汪老師倒是已經離開了我們。如果説00後和10後的學生們已經遠離詩或不需要詩,我不知道是該替詩歌默哀,還是替時代默哀。他們不讀詩、遠離詩,當然他們沒有錯,有錯的是我們——我們這些50後、60後、70後們,我們所創造的這個世界讓他們遠離了詩。詩歌也沒錯,有錯的是我們——我們這些50後、60後、70後們,我們沒有寫下更好的作品痛擊他們。不是詩歌被拋棄,被拋棄的是我們——我們這些50後、60後、70後們,我們其實也沒什麼錯,我們秉承貧乏的經驗和價值觀,已經做得還算可以,漢語詩歌這三四十年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錯在哪裏?可能錯在邏輯吧。

金羊網:您期待詩歌給讀者帶來什麼感受?是美好的假象,還是殘酷的真相?生活已經很沉重,如果詩歌裏找不到美好,我們是否應該拋棄詩歌?

朵漁:我沒有期待過自己的讀者,因此也不希望讀者對我有所期待。我完成作品,同時完成自己。我的詩裏只是一個鮮活的自我——或沮喪,或得意,或齷齪,或美好,或自相矛盾。我覺得讀者沒必要去詩裏找美好,詩本身也不是美好的代名詞。相對于生活的沉重,生命的沉重更加迷人,詩可以承擔這種沉重。

我覺得詩已經被讀者拋棄了,或者準確説,詩已拋棄了讀者。這種拋棄不是一種任性,而是詩本身的命運。如此説來似乎詩很高傲,其實也不是,詩其實很謙卑,它一直都在不停地自省和自責,生怕做得不夠好,對不起自己。

金羊網:您説讀者沒必要去詩裏找美好,但詩歌最早吸引人的就是優美的意境、充滿韻律感的文字、瑰奇的想象,您説它不美好,可能不符合大眾感受以及對詩歌的認知?

朵漁:大眾往往受限于在學校接受的詩歌教育,會把它與美和善等等簡單地畫上等號,我能理解,但不能認同;寫了20多年的詩之後,我不再認為詩歌只有美。大眾的認知無可非議,一方面來自傳統的詩歌教育,另一方面古詩文本身就很美。而現代詩不一樣,它首先是具有現代性的藝術,它要表達的是很復雜的現代人的情感與現狀,美之于現代詩,反而是其次屬性了。

金羊網:實際上古人對詩也寄予厚望,“詩以言志”,《詩三百》本身也極豐富,不僅有美,更有社會現實。

朵漁:沒錯。對現代詩而言,“真”可能比“美”更重要。詩歌看似柔弱不堪,事實上詩歌又能承載很多,關鍵看你從什麼角度去認識詩。

金羊網:近些年似乎掀起了“詩歌復興運動”,隨著一係列詩詞類電視節目的推波助瀾,好像詩歌離我們又近了。您認為社會對古詩詞的關注,會對現代詩有怎樣的影響?

朵漁:我個人認為沒什麼影響。現代詩和電視節目上的唐詩宋詞早已不是一回事。對現代詩産生影響的,永遠是那一小撮寫詩的人,人數不太多,但已經足夠了。也正是這一小撮人,與唐詩宋詞有著真正的心心相印,不需要任何的推波助瀾。

金羊網:那您覺得現代詩歌中最寶貴的元素是什麼?

朵漁:我其實只是關注極少數同行的寫作,我會跟蹤閱讀小部分我欣賞的詩人的作品,當我面對大眾來講詩歌時,總是很失語。我最看重這些詩人的地方,就是詩歌裏的創造性,詩歌語言所體現的創造性,詩歌文本所提供的思想性等等,這種創造性,可以説是最為寶貴的吧,哪怕它不那麼精致和完美也沒關係。也可以説,所有藝術門類中,創造性、獨創性都是最寶貴的。

金羊網:靠詩歌能謀生嗎?您曾辭職離開工作了十年的單位,因為希望“在最好的年齡、最好的精力、最好的時候,去幹自己最想幹的事情”,但不免有來自生活上的那種焦慮感。屬于物質上的焦慮,會影響您的寫作嗎?後來您是怎麼戰勝那種焦慮的?

朵漁:從大處説,我真是在靠詩歌謀生,不寫詩無以言,沒有詩我不知道我的生命是什麼。從現實來説,靠詩歌既能謀生,也不能謀生。關鍵看謀什麼樣的生。吃吃喝喝還是容易的。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很滿意自己當時的選擇,也就是“在最好的年齡、最好的精力、最好的時候,去幹自己最想幹的事情”。我沒有浪費那十年。對物質的過分焦慮會影響人的心境,對寫作也是一種反作用力。我克服焦慮的方式是,將失業狀態重新變成一種工作狀態,當時我找了一個工作室,把作息時間安排好,每天按時抵達,沒事也坐在書桌前,好像真有事幹一樣。事實上,戰勝焦慮的最好方式就是工作——對我而言就是寫作。

編輯:彭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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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漁:中年必須為來路“埋單” 為歸途負責
金羊網  作者:曾璇  2019-04-15

□金羊網記者 曾璇

一件連帽衫,一條牛仔褲,1973年生的詩人朵漁看起來很“居家”,看不出哪裏“危險”。當年有過的“出格的想法”似乎都被讀過的書和走過的路,按壓在心底,表現出和中年男人氣質相符的靜水流深。

可寫了《危險的中年》這本詩集的朵漁説,自己只是“盡量正常”。寫詩20年,他看到“圈裏”大部分詩人都是敏感度高、忍受度低,對自由的追求可以淩駕一切,但朵漁不。他保持著待人接物的“普通感”,從不刻意營造“詩人范兒”,“只讓作品説話”,但其實內心的波瀾起伏和矛盾掙扎都在,唯有時時“規范自我”。

當年詩裏的狂野和如今詩裏的自省、矛盾,如此統一,這是時光饋贈的禮物。

十多年前,朵漁曾在廣州度過了一段野蠻生長的日子。在他眼中,那時的廣州是文化最活躍的地方,如朝陽噴薄欲出,有最生猛的文人、最好的報人,“美食美景、美好的人,是諸多美好的集成”,如今想起平添幾分親切。

他工作十年後,辭職專事寫作十年;為了兒子的學費,“重出江湖”;如今兒子的學費有了著落,他再度辭職,“是種解脫”。朵漁一年能寫40-50首詩,在他這個年齡段的詩人裏,算得上高産,他説自己已經寫過第一個“二十年”,期待在寫作生涯的第二個“二十年”,甚至第三個“二十年”,能寫出更有思想性的詩篇。

相比起談論寫詩,今年讀大三的兒子是他更熱衷的話題。夫婦兩人都是文科生,兒子居然一點兒沒遺傳到文學細胞,學了計算機專業,感興趣的是探索宇宙星辰,而不是洞燭人性幽微。“兒子很少讀我的作品,只説‘老朵又獲獎了,我也要努力’。”他也時常困擾于中國式的父子關係,而這煩惱卻讓他更不像個詩人,倒有了居家男人的氣質。

這個評價令他大喜:“這是對我的最大誇獎。”

我的寫作就是 “生死愛欲信”

金羊網:您本人如何評價這次獲獎的詩集《危險的中年》?在您已出版的詩集中,它佔據怎樣的地位?新詩集中有什麼是一以貫之的,又有什麼是橫空出世的?

朵漁:去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四本係列詩集:《追蝴蝶》《最後的黑暗》《危險的中年》和《在獵戶星座下》。這也是我從1998-2018年二十年間的全部詩歌作品。《追蝴蝶》寫于十年前,還有很多青澀之處;《最後的黑暗》是我辭去公職在家專職寫作後出版的第一本詩集,充滿了緊張和焦慮;《在獵戶星座下》則是我專職寫作十年後,又重新出來工作兩年間寫的一些作品,時間的匆促之感充滿其間。《危險的中年》則寫于2013-2015年。相對于另外三本詩集,《危險的中年》可能更專注、更純粹一些,心態也更自如一些。

我不知道該如何評價自己的詩集,每一本都有自己的遺憾之處,寫作本身就是一件充滿遺憾的事。我説過,我的寫作就是“生死愛欲信”,這些主題一以貫之,不斷深化,最終將一個迷惘的、矛盾的、善惡交織的、天人交戰的“人”的形象凸顯出來。我的寫作是慢慢成長的,寫了二十多年了,很明顯沒有“橫空出世”。橫空出世的大多是流星,一以貫之才值得信賴。

金羊網:“中年”這一意象出現在您的不少作品中,您似乎賦予它很豐富的內涵?

朵漁:“中年”就是來到人生的中途,在此境地,道路往往已無可選擇,來路漸漸由清晰變得模糊,想回到過去已不可能;而歸途依然迷惘一片,似有似無,可能高聳入雲,也可能萬丈深淵。處此境地,你必須為來路“埋單”,擔負起一個“人”的形象;你必須為歸途負責,承擔起一個“人”的尊嚴。“中年”就是日當午,就是夏時樹,花開敗,果未熟,要打起精神,結成最後的果實。“中年”也可以説是最危險的人生階段,能否完成自己的一生,“中年”極其關鍵。我們周圍很多寫作者未到“中年”就結束了,是一種典型的“青春寫作”;也有些寫作者從“中年”即開始頹敗,晚年落魄得不成樣子。你最終能完成一個什麼樣的寫作形象,“中年”是最為關鍵的轉捩點。對我而言,既是人到中年,也是寫作進入“中年”,青春的理想已經遠去,人生的暮年還沒到來,推石上山還有一段距離,還要挺住,不斷努力,但還會尋求新的突破,這和挖礦差不多,每走一步都要突破,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金羊網:讀到您的“如果沒有另一個我對自己嚴加斥責/不知會幹出多少出格的事來”,還有《我時常責備自己》,覺得很有趣也很熨帖,自省與自責,似乎一直是您詩歌的一個主題,這大概就是您説的“恥感”,如今到了中年,和您20來歲時的“恥感”,有何不同?

朵漁:這就是我上面説的“中年”之險境,正因為危險,所以要不停自省,嚴加自責,否則,“不知會幹出多少出格的事來”。儒家文化的傳統,做人要懂得禮義廉恥,要有羞恥之心。“恥”會跟隨我們一生。20歲時,我感受到生而為人之“恥”,40歲的時候,這“恥”來得更加強烈了,而且還多了一個“罪”。你要時時體會到作為人的“恥與罪”,才能勉強走完這一生。

金羊網:您能具體説説對“恥與罪”的理解嗎?

朵漁:對“恥與罪”的意識,是分階段的,20多歲剛寫詩時,是體會不到“恥感”的,那時候還沉浸在遣詞造句的快感和自然情感的抒發中,少有理性的反思和自省;你要隨著年齡和閱歷增長,以及對社會、歷史和自我了解得越來越多,才開始有自省,才會産生“恥感”。“恥感”更多是你對外界規范的一種反應,而“罪感”是你對自我認知的一種反應,是“我與我”的關係,比“恥感”更深入了。當你想到“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這樣的終極問題時,必然會觸及到這種感受。

一直努力

建立詩歌與歷史、現實的關聯

金羊網:您的詩歌理想是怎樣的?您曾説過痛感當代詩歌“無力”,那針對這種狀況,您自己這些年做了哪些努力去實踐理想?

朵漁:“痛感無力”也是“恥感”的一種,十多年前我就提出這樣的看法,對社會有一種擔當意識,想努力在詩歌裏加入一些對現實的體悟、介入、批判。但詩本質上是種虛的東西,如果太寫實,那就不是詩,是新聞報道;但如果沒有實,則會越寫越虛、越寫越無力。怎麼去平衡虛實,建立詩歌與歷史、現實的一種關聯,也許是我這些年的一些努力,但事實上很難,有的作品也只是實驗性的作品。我作為作者,其實是很沒有信心的,當我寫下來的時候發現它不是我理想中詩的面貌。

一個人的詩歌理想,可能也是不斷在變遷的:一開始覺得能發表就很好;寫了十年二十年,可能你發現自己離詩越來越遠。我的第一本詩集名為《追蝴蝶》,你能看到美麗的蝴蝶,就在你面前飛呀飛,以為你能追上它,可快追上時,它又飛走了。我感覺我寫詩就像追那只蝴蝶,能看到卻永遠得不到它。寫了二十年詩,對詩歌的認識越深入,就會覺得自己離它越遠;自己的詩歌理想其實很虛妄,永不可及,這也讓我很興奮,還有這麼遠的路要走,做無為之事,遣有涯之生。

金羊網:您確實説過“詩人應該有一個不斷生長的過程”,這一點如何體現在您的創作上?

朵漁:回答這個問題,我得抄一下奧登。他在《19世紀英國次要詩人選集》一書的序言中説,一位詩人要成為大詩人,必須具備下列五個條件之三四。一是必須多産;二是他的詩在題材和處理手法上必須寬泛;三是他在觀察人生的角度和風格提煉上,必須顯示出獨一無二的創造性;四是在詩的技巧上必須是一個行家;五是盡管其詩作早已經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過程要一直持續到老。而一般的次要詩人,盡管詩作都很優秀,但你卻無法從作品本身判斷其創作或形成的年代。也就是説,他是一成不變的,靜止的。

奧登所羅列的這幾個條件,應該是他的經驗之談,其中每一條都包含一個“變”字。你要在不同的寫作階段使自己變得更多、更深、更廣、更妙,直至完成最後的蛻變。天才可能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就燃盡了自己,發出耀眼的光芒;成大師者則是一個不斷變化和生成的過程,其間包含著艱苦卓絕的勞作和心無旁騖的專注力。

金羊網:您既寫詩又寫歷史隨筆、評論等,其他形式與您的詩歌寫作是一種什麼關係?

朵漁:有關係,它們都是對詩的一種教育。

不是詩歌被拋棄

被拋棄的是我們

金羊網:有人説:80年代的大學生寫詩,90年代的大學生讀詩,00後大學生開始遠離詩,10後大學生根本不需要詩。汪國真説:詩歌已死。您怎麼看詩歌的現狀?

朵漁:詩歌沒死,汪老師倒是已經離開了我們。如果説00後和10後的學生們已經遠離詩或不需要詩,我不知道是該替詩歌默哀,還是替時代默哀。他們不讀詩、遠離詩,當然他們沒有錯,有錯的是我們——我們這些50後、60後、70後們,我們所創造的這個世界讓他們遠離了詩。詩歌也沒錯,有錯的是我們——我們這些50後、60後、70後們,我們沒有寫下更好的作品痛擊他們。不是詩歌被拋棄,被拋棄的是我們——我們這些50後、60後、70後們,我們其實也沒什麼錯,我們秉承貧乏的經驗和價值觀,已經做得還算可以,漢語詩歌這三四十年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錯在哪裏?可能錯在邏輯吧。

金羊網:您期待詩歌給讀者帶來什麼感受?是美好的假象,還是殘酷的真相?生活已經很沉重,如果詩歌裏找不到美好,我們是否應該拋棄詩歌?

朵漁:我沒有期待過自己的讀者,因此也不希望讀者對我有所期待。我完成作品,同時完成自己。我的詩裏只是一個鮮活的自我——或沮喪,或得意,或齷齪,或美好,或自相矛盾。我覺得讀者沒必要去詩裏找美好,詩本身也不是美好的代名詞。相對于生活的沉重,生命的沉重更加迷人,詩可以承擔這種沉重。

我覺得詩已經被讀者拋棄了,或者準確説,詩已拋棄了讀者。這種拋棄不是一種任性,而是詩本身的命運。如此説來似乎詩很高傲,其實也不是,詩其實很謙卑,它一直都在不停地自省和自責,生怕做得不夠好,對不起自己。

金羊網:您説讀者沒必要去詩裏找美好,但詩歌最早吸引人的就是優美的意境、充滿韻律感的文字、瑰奇的想象,您説它不美好,可能不符合大眾感受以及對詩歌的認知?

朵漁:大眾往往受限于在學校接受的詩歌教育,會把它與美和善等等簡單地畫上等號,我能理解,但不能認同;寫了20多年的詩之後,我不再認為詩歌只有美。大眾的認知無可非議,一方面來自傳統的詩歌教育,另一方面古詩文本身就很美。而現代詩不一樣,它首先是具有現代性的藝術,它要表達的是很復雜的現代人的情感與現狀,美之于現代詩,反而是其次屬性了。

金羊網:實際上古人對詩也寄予厚望,“詩以言志”,《詩三百》本身也極豐富,不僅有美,更有社會現實。

朵漁:沒錯。對現代詩而言,“真”可能比“美”更重要。詩歌看似柔弱不堪,事實上詩歌又能承載很多,關鍵看你從什麼角度去認識詩。

金羊網:近些年似乎掀起了“詩歌復興運動”,隨著一係列詩詞類電視節目的推波助瀾,好像詩歌離我們又近了。您認為社會對古詩詞的關注,會對現代詩有怎樣的影響?

朵漁:我個人認為沒什麼影響。現代詩和電視節目上的唐詩宋詞早已不是一回事。對現代詩産生影響的,永遠是那一小撮寫詩的人,人數不太多,但已經足夠了。也正是這一小撮人,與唐詩宋詞有著真正的心心相印,不需要任何的推波助瀾。

金羊網:那您覺得現代詩歌中最寶貴的元素是什麼?

朵漁:我其實只是關注極少數同行的寫作,我會跟蹤閱讀小部分我欣賞的詩人的作品,當我面對大眾來講詩歌時,總是很失語。我最看重這些詩人的地方,就是詩歌裏的創造性,詩歌語言所體現的創造性,詩歌文本所提供的思想性等等,這種創造性,可以説是最為寶貴的吧,哪怕它不那麼精致和完美也沒關係。也可以説,所有藝術門類中,創造性、獨創性都是最寶貴的。

金羊網:靠詩歌能謀生嗎?您曾辭職離開工作了十年的單位,因為希望“在最好的年齡、最好的精力、最好的時候,去幹自己最想幹的事情”,但不免有來自生活上的那種焦慮感。屬于物質上的焦慮,會影響您的寫作嗎?後來您是怎麼戰勝那種焦慮的?

朵漁:從大處説,我真是在靠詩歌謀生,不寫詩無以言,沒有詩我不知道我的生命是什麼。從現實來説,靠詩歌既能謀生,也不能謀生。關鍵看謀什麼樣的生。吃吃喝喝還是容易的。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很滿意自己當時的選擇,也就是“在最好的年齡、最好的精力、最好的時候,去幹自己最想幹的事情”。我沒有浪費那十年。對物質的過分焦慮會影響人的心境,對寫作也是一種反作用力。我克服焦慮的方式是,將失業狀態重新變成一種工作狀態,當時我找了一個工作室,把作息時間安排好,每天按時抵達,沒事也坐在書桌前,好像真有事幹一樣。事實上,戰勝焦慮的最好方式就是工作——對我而言就是寫作。

編輯:彭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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