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特區留影40年 200斤照片記錄深圳巨變

來源:廣州日報 作者:肖歡歡 發表時間:2018-10-23 13:38

  1974年由霍維新拍攝的幾名打魚妹腌制鹹魚的照片在國內流傳甚廣。

  霍維新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深圳市小漁村蛇口是一個歷史性起點。今年77歲的霍維新是深圳最早的一批攝影師,從1970年到2010年,他花了40年時間,用鏡頭記錄下這座城市的點滴變化。他的攝影作品還斬獲國內各種攝影大獎。“當時只要漁船靠岸,就會蜂擁而上幾十名魚販子,爭先恐後去搶個好位置。一條船幾十箱魚,十幾分鐘就賣完了。”在霍老的家中,一張張發黃的照片,訴説著特區翻天覆地的發展。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肖歡歡

  雖然年過七旬,但霍維新出門依然保持著攝影家的范兒,脖子上挂一個相機,身上穿著有很多口袋、可放相機鏡頭的攝影服。

  霍維新是土生土長的深圳人,老家是深圳寶安,他的語調也是地道的深圳土話。退休後,孩子們都讓他搬過去一起住,他還是舍不得自己的小屋。因為,家中的兩麻袋照片是他最在乎的“寶貝”,只要有空,他就會翻出來品味一番。

  40年拍下200斤照片

  1957年,他是全村唯一一個考入南頭中學的“文化人”,1960年南頭中學初中畢業後考入寶安師范,成為全村唯一中師生,畢業後被分配到當時的邊防區蛇口當小學老師;3年後被分配到蛇口公社教育辦公室工作。

  霍老回憶説,當時蛇口只是一個公社,有7個大隊,一共有4700人。一個小漁村,沒有土地,村民們唯一的收入來源就是出海打魚。當時,外地姑娘都不願意嫁到蛇口。

  被分配到蛇口時,他一個人住在小磚瓦房裏,那時沒有電視和手機,也不能上網,也沒有電影院、圖書館。正是愛玩的性格讓他迷上了攝影。1970年,他被蛇口公社教育辦抽調去參加深圳攝影學會第一期培訓班,這讓他學會了拍攝、衝洗照片、暗房制作的技術。

  學成後,他加入深圳攝影學會,在家裏搞起了家庭暗房,並籌建自己的照相館。當時,整個蛇口都找不到一家照相館,村民們照相要跑幾十公裏之外。霍維新在自家建起簡陋的照相館,成為蛇口最早的照相館。

  1971年,蛇口漁業一村網具改革獲得廣東首肯,要舉辦現場大會,現場攝影的任務落到了霍維新身上。當時他手裏有照片有底版,但展覽會需要很大的照片。當時又沒有縮放器,于是他把家裏的整個房間布置成暗房,房間所有透光的地方全部用被子衣服封死,把相紙固定在墻上,調整放大機的光源透過負片直接打到墻上的相紙映像,相紙太大,沒有那麼大的洗相池,就用孩子洗澡的大木盆裝上藥水用來顯影。

  40年下來,究竟拍了多少張記錄深圳的照片,霍維新已經記不清了,估計有幾萬張。他只記得,一年下來照片都要裝上幾塑料袋。他説,40年下來,拍攝的照片少説也有200斤重。當年重修現在住的這棟房子時,他將堆積在暗房中的照片整理出足足兩麻袋之多,從上世紀60年代一直到2000年。如今,蛇口的漁街墻雕很多都取材于他拍攝的照片。

  用鏡頭記錄改革歷程

  作為深圳最早的一批攝影師,深圳改革開放中的很多標志性事件都被霍維新記錄下來。

  1979年7月,深圳市要在蛇口山舉行施工爆破,蛇口工業區炸響開山炮,這也被譽為“改革開放第一炮”。他得知消息後早早趕到現場,但沒有進場證,不能靠近爆破現場。但他不死心,鑽進附近工地一個大水泥管裏躲著。趁看場的人不注意,他趕緊拿出相機,拍了幾張“蛇口第一爆”的照片。

  霍維新説,要拍出好照片,沒有別的技巧,就是要深入生活,與被拍攝對象同吃同住,一起勞作。40年前,深圳漁民捕魚、生活、碼頭作業等無不一一定格在他的底片裏。當年為了拍攝海上捕魚的鏡頭,他跟船出海。當時的船很小,也沒有引擎,全靠漁民自己用槳劃。海浪又大,小船在海面上不斷地起伏,站都站不穩,生怕一不小心就會被顛下船去。一開始上船的時候他還暈船,在船上坐上半個小時,他就感到天旋地轉,倚著靠背只想嘔吐,所以每次出海,他都要空著肚子,不敢吃飯。跟著漁船出海幾次,他才慢慢適應了,在船舷邊上,打開相機,隨著波浪抓在手的相機不停地晃動。最遠的時候,他曾跟著蛇口漁業一村的漁民去到幾百公裏外的廣西北海打魚。

  1974年由他拍攝的幾名打魚妹腌制鹹魚的照片在國內流傳甚廣。這是他跟隨蛇口漁業一村的姑娘們前往北海打魚歸來時抓拍到的。這張照片因為畫面鮮活,充滿生活氣息,被廣東乃至全國多個攝影展收錄。

  霍維新説,作為攝影師,能夠記錄歷史,他是幸運的。當年,因為蛇口是改革開放的窗口,霍維新可是大忙人。作為方圓幾十公裏內出名的攝影師,漁民們要拍證件照都找霍維新,當時他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有空幫他們拍照。每天衝洗完照片,已經是深夜12點,第二天一大早又起來上班。“當時拍一張照片大概是兩毛錢。老婆一開始是反對我搞攝影的,覺得不務正業,後來看到我幫人拍照片,還能賺點零花錢,她就不反對了。”

  花8個月工資買一臺相機

  霍維新告訴記者,自己最早使用的相機是一臺海鷗牌相機,是上世紀70年代自己花血本買的。當時每個月工資30多元,一臺海鷗牌相機要300元,差不多是自己8個月的工資。“當時都不敢告訴老婆,偷偷買回來用了個把月,才敢告訴她,但最後還是免不了一頓臭罵。”他笑著説,深圳當時還沒有攝影師的概念,包括深圳最早的一批照相館,照相師傅都只是會照一寸證件相,談不上攝影藝術。

  但霍維新從心底把自己當成一名攝影藝術家。當時膠卷很貴,一盒3塊錢,拍一張照片光膠卷成本就是1毛錢。“一毛錢差不多可以買半斤豬肉呢。”所以,每次在按下快門之前,他都格外謹慎,總是要選好角度,調整好光圈,在最合適的那一剎那按下快門。每次拍到好照片,他就欣喜萬分,一整晚都高興得睡不好覺,如果有拍得不好的,他則垂頭喪氣。“幾斤豬肉打水漂了。當時真的對攝影太癡迷了。”

  攝影是一個非常燒錢的愛好,霍維新對此深有體會。衝洗照片所用的顯影劑和定影劑,深圳都買不到。40年前,深圳還沒有改革開放,跟廣州相比差距很大。顯影劑之類的只有省城廣州才有得買。霍維新幾乎每個周末都要從深圳坐火車到廣州。他記得,那時還是綠皮車,從深圳到廣州差不多要4個多小時,簡直像出遠門,到廣州火車站,再花1毛錢坐小巴士,轉乘三輪車到上下九。“當時上下九很發達,十三行附近賣什麼的都有。”為了跟照相館的師傅搞好關係,他還要從深圳帶鹹魚作為禮物送給他們。

  為拍照山頂熬夜蹲守一星期

  從上世紀90年代,他的“海鷗”相機變成了幾千元“尼康”。和所有的攝影師一樣,霍維新對自己的攝影作品有著近乎偏執的追求。“攝影就是自找苦吃,為了拍照,我都老了好幾歲。”他説,為了拍攝深圳灣的夜景,他要連續一個星期的晚上在蛇口的山頭、高樓反復拍攝,直到清晨的第一縷太陽升起,直到拍攝滿意為止。

  霍維新説,自從1979年蛇口大開發之後,深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前這裏都是一片爛泥地,現在全部起了高樓。你看,這裏以前是一片海,現在這片海被填上了,蓋起了工業園。”40年間,深圳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他的照片裏定格。他拿起其中兩張,兩張拍攝點是同一個山頭,一張是在1980年拍的,另一張是在2000年拍的。為了拍攝這些全景照片,當年沒有廣角鏡頭,他只能手動固定相機,一張張地定點拍,最後拼接成一張全景照片。

  2001年,霍維新退休後,霍維新把這些珍貴的照片交給蛇口街道辦保管,成為深圳人共有的時代記憶。他把自己的相機也交給了兒子,由他來繼承自己的“事業”。他希望兒子繼續用鏡頭記錄特區的發展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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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特區留影40年 200斤照片記錄深圳巨變

廣州日報  作者:肖歡歡  2018-10-23

  1974年由霍維新拍攝的幾名打魚妹腌制鹹魚的照片在國內流傳甚廣。

  霍維新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深圳市小漁村蛇口是一個歷史性起點。今年77歲的霍維新是深圳最早的一批攝影師,從1970年到2010年,他花了40年時間,用鏡頭記錄下這座城市的點滴變化。他的攝影作品還斬獲國內各種攝影大獎。“當時只要漁船靠岸,就會蜂擁而上幾十名魚販子,爭先恐後去搶個好位置。一條船幾十箱魚,十幾分鐘就賣完了。”在霍老的家中,一張張發黃的照片,訴説著特區翻天覆地的發展。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肖歡歡

  雖然年過七旬,但霍維新出門依然保持著攝影家的范兒,脖子上挂一個相機,身上穿著有很多口袋、可放相機鏡頭的攝影服。

  霍維新是土生土長的深圳人,老家是深圳寶安,他的語調也是地道的深圳土話。退休後,孩子們都讓他搬過去一起住,他還是舍不得自己的小屋。因為,家中的兩麻袋照片是他最在乎的“寶貝”,只要有空,他就會翻出來品味一番。

  40年拍下200斤照片

  1957年,他是全村唯一一個考入南頭中學的“文化人”,1960年南頭中學初中畢業後考入寶安師范,成為全村唯一中師生,畢業後被分配到當時的邊防區蛇口當小學老師;3年後被分配到蛇口公社教育辦公室工作。

  霍老回憶説,當時蛇口只是一個公社,有7個大隊,一共有4700人。一個小漁村,沒有土地,村民們唯一的收入來源就是出海打魚。當時,外地姑娘都不願意嫁到蛇口。

  被分配到蛇口時,他一個人住在小磚瓦房裏,那時沒有電視和手機,也不能上網,也沒有電影院、圖書館。正是愛玩的性格讓他迷上了攝影。1970年,他被蛇口公社教育辦抽調去參加深圳攝影學會第一期培訓班,這讓他學會了拍攝、衝洗照片、暗房制作的技術。

  學成後,他加入深圳攝影學會,在家裏搞起了家庭暗房,並籌建自己的照相館。當時,整個蛇口都找不到一家照相館,村民們照相要跑幾十公裏之外。霍維新在自家建起簡陋的照相館,成為蛇口最早的照相館。

  1971年,蛇口漁業一村網具改革獲得廣東首肯,要舉辦現場大會,現場攝影的任務落到了霍維新身上。當時他手裏有照片有底版,但展覽會需要很大的照片。當時又沒有縮放器,于是他把家裏的整個房間布置成暗房,房間所有透光的地方全部用被子衣服封死,把相紙固定在墻上,調整放大機的光源透過負片直接打到墻上的相紙映像,相紙太大,沒有那麼大的洗相池,就用孩子洗澡的大木盆裝上藥水用來顯影。

  40年下來,究竟拍了多少張記錄深圳的照片,霍維新已經記不清了,估計有幾萬張。他只記得,一年下來照片都要裝上幾塑料袋。他説,40年下來,拍攝的照片少説也有200斤重。當年重修現在住的這棟房子時,他將堆積在暗房中的照片整理出足足兩麻袋之多,從上世紀60年代一直到2000年。如今,蛇口的漁街墻雕很多都取材于他拍攝的照片。

  用鏡頭記錄改革歷程

  作為深圳最早的一批攝影師,深圳改革開放中的很多標志性事件都被霍維新記錄下來。

  1979年7月,深圳市要在蛇口山舉行施工爆破,蛇口工業區炸響開山炮,這也被譽為“改革開放第一炮”。他得知消息後早早趕到現場,但沒有進場證,不能靠近爆破現場。但他不死心,鑽進附近工地一個大水泥管裏躲著。趁看場的人不注意,他趕緊拿出相機,拍了幾張“蛇口第一爆”的照片。

  霍維新説,要拍出好照片,沒有別的技巧,就是要深入生活,與被拍攝對象同吃同住,一起勞作。40年前,深圳漁民捕魚、生活、碼頭作業等無不一一定格在他的底片裏。當年為了拍攝海上捕魚的鏡頭,他跟船出海。當時的船很小,也沒有引擎,全靠漁民自己用槳劃。海浪又大,小船在海面上不斷地起伏,站都站不穩,生怕一不小心就會被顛下船去。一開始上船的時候他還暈船,在船上坐上半個小時,他就感到天旋地轉,倚著靠背只想嘔吐,所以每次出海,他都要空著肚子,不敢吃飯。跟著漁船出海幾次,他才慢慢適應了,在船舷邊上,打開相機,隨著波浪抓在手的相機不停地晃動。最遠的時候,他曾跟著蛇口漁業一村的漁民去到幾百公裏外的廣西北海打魚。

  1974年由他拍攝的幾名打魚妹腌制鹹魚的照片在國內流傳甚廣。這是他跟隨蛇口漁業一村的姑娘們前往北海打魚歸來時抓拍到的。這張照片因為畫面鮮活,充滿生活氣息,被廣東乃至全國多個攝影展收錄。

  霍維新説,作為攝影師,能夠記錄歷史,他是幸運的。當年,因為蛇口是改革開放的窗口,霍維新可是大忙人。作為方圓幾十公裏內出名的攝影師,漁民們要拍證件照都找霍維新,當時他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有空幫他們拍照。每天衝洗完照片,已經是深夜12點,第二天一大早又起來上班。“當時拍一張照片大概是兩毛錢。老婆一開始是反對我搞攝影的,覺得不務正業,後來看到我幫人拍照片,還能賺點零花錢,她就不反對了。”

  花8個月工資買一臺相機

  霍維新告訴記者,自己最早使用的相機是一臺海鷗牌相機,是上世紀70年代自己花血本買的。當時每個月工資30多元,一臺海鷗牌相機要300元,差不多是自己8個月的工資。“當時都不敢告訴老婆,偷偷買回來用了個把月,才敢告訴她,但最後還是免不了一頓臭罵。”他笑著説,深圳當時還沒有攝影師的概念,包括深圳最早的一批照相館,照相師傅都只是會照一寸證件相,談不上攝影藝術。

  但霍維新從心底把自己當成一名攝影藝術家。當時膠卷很貴,一盒3塊錢,拍一張照片光膠卷成本就是1毛錢。“一毛錢差不多可以買半斤豬肉呢。”所以,每次在按下快門之前,他都格外謹慎,總是要選好角度,調整好光圈,在最合適的那一剎那按下快門。每次拍到好照片,他就欣喜萬分,一整晚都高興得睡不好覺,如果有拍得不好的,他則垂頭喪氣。“幾斤豬肉打水漂了。當時真的對攝影太癡迷了。”

  攝影是一個非常燒錢的愛好,霍維新對此深有體會。衝洗照片所用的顯影劑和定影劑,深圳都買不到。40年前,深圳還沒有改革開放,跟廣州相比差距很大。顯影劑之類的只有省城廣州才有得買。霍維新幾乎每個周末都要從深圳坐火車到廣州。他記得,那時還是綠皮車,從深圳到廣州差不多要4個多小時,簡直像出遠門,到廣州火車站,再花1毛錢坐小巴士,轉乘三輪車到上下九。“當時上下九很發達,十三行附近賣什麼的都有。”為了跟照相館的師傅搞好關係,他還要從深圳帶鹹魚作為禮物送給他們。

  為拍照山頂熬夜蹲守一星期

  從上世紀90年代,他的“海鷗”相機變成了幾千元“尼康”。和所有的攝影師一樣,霍維新對自己的攝影作品有著近乎偏執的追求。“攝影就是自找苦吃,為了拍照,我都老了好幾歲。”他説,為了拍攝深圳灣的夜景,他要連續一個星期的晚上在蛇口的山頭、高樓反復拍攝,直到清晨的第一縷太陽升起,直到拍攝滿意為止。

  霍維新説,自從1979年蛇口大開發之後,深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前這裏都是一片爛泥地,現在全部起了高樓。你看,這裏以前是一片海,現在這片海被填上了,蓋起了工業園。”40年間,深圳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他的照片裏定格。他拿起其中兩張,兩張拍攝點是同一個山頭,一張是在1980年拍的,另一張是在2000年拍的。為了拍攝這些全景照片,當年沒有廣角鏡頭,他只能手動固定相機,一張張地定點拍,最後拼接成一張全景照片。

  2001年,霍維新退休後,霍維新把這些珍貴的照片交給蛇口街道辦保管,成為深圳人共有的時代記憶。他把自己的相機也交給了兒子,由他來繼承自己的“事業”。他希望兒子繼續用鏡頭記錄特區的發展變遷。

編輯:直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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