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歷史小説怎樣寫?

來源:金羊網 作者:孫磊 吳瑕 發表時間:2018-10-15 19:58

 

  阿越

 

  阿來

 

  著名作家阿來、網絡作家阿越分別推出與“歷史”有關的小説《機村史詩》《新宋》,雖然他們寫的都是“歷史小説”,但在新媒體勃興的網絡時代,作為年齡和分類都差別很大的兩位作家,他們對于小説創作中的虛構與真實如何看待卻似乎截然不同。阿來認為歷史小説創作有一種需要認清的“歷史本質”,阿越卻認為小説中的“歷史”是可以“合理推演”的,這種小説觀到底是一種對立,或者殊途同歸?同樣的搜集研究歷史資料,目的有何不同?

  聚焦

  10月8日上午,祖籍廣州的第二代美國華裔作家利蘭·卓(Leland Cheuk)的長篇小説《美國龐氏家族的奇幻人生》在廣東華僑歷史博物館舉辦中譯本首發儀式,此次活動由廣東省歸僑作家聯誼會主辦,這部小説2015年由美國CCLaP出版社推出,在美國主流文壇造成轟動。近日,利蘭·卓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

  研究人的普遍復雜性

  阿來:

  虛構也要 認清歷史本質

  羊城晚報:像您説的,《機村史詩》涉及的那段歷史整個就是運動的過程,處理這段歷史的時候您覺得最難切入的點是什麼?

  阿來:其實我覺得不難,有些所謂的難也可能是我們寫作者自己對這個歷史認知不夠、研究不夠,所以我們自己寫出來就覺得淺薄。文學一定要有自己的途徑,文學是通過審美、通過沉淀去書寫歷史,所以它肯定不一樣,像我們説雨果寫法國大革命是通過寫《九三年》《巴黎聖母院》,他為什麼不直接寫街頭戰鬥呢,那是因為街頭戰鬥在當時就有充分的記錄,你還這樣寫幹嘛?托爾斯泰寫俄羅斯社會變遷的時候,廢除奴隸制之類的,他也沒有這麼寫,就是文學自己一種特殊的手法。所以今天我們聽到一些批評界包括一些讀者對作家的批評説,你寫的東西新聞都報道過嘛,所以文學應該調動自己的手段,去表現歷史去表現當下。

  羊城晚報:您提到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就是您每次在寫作之前都會進行史料的收集整理,是什麼原因讓您去做這樣的準備呢,因為文學畢竟是一個虛構的過程?

  阿來:每本書圍繞它所需要的,每本書的準備時間都會很長,至少需要一兩年,《塵埃落定》我準備了四年,《空山》準備了五年,《瞻對》三年,就寫最當下的也準備了一年。就像我之前説的虛構,你也要把歷史本質認識清楚,有兩個維度:一是當時的歷史情況是不是做到了全面的了解,寫歷史你需要超越個人的情感甚至個人的好惡,掌握充分的材料,用更高的維度去審視歷史與當下。第二就是研究人,研究人面臨的問題,比如吃飯,用什麼方式吃是文化地域特色,但是不管怎麼樣吃,目的是一樣的——生存,這就是普遍性。全世界不管是什麼樣的人,生老病死都要面對。再有就是情感問題,兩端是愛與恨,中間有些模糊地段,這就構成人的復雜性。

  讓人看到一點暖人心的東西

  羊城晚報:您對歷史本質的追尋有一種重的感覺,但我個人看您的文章有一種特別詩意的美感,一種輕的感覺,這是怎麼處理的?

  阿來:對,就是一種空靈的感覺,佛教説過去現在未來,過去就有一種很悠遠,沉重一點是當下,而未來總是可以展望的,我們對未來總是希望看到一點霞光,看到一點暖人心的東西,那麼過去那種悠遠與對未來詩意的憧憬可以拯救當下。詩意是主觀的東西,就像對美的評價一樣。當然在寫到比較殘酷的歷史的時候,我個人是比較反對寫得更加殘酷、更加黑暗,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就不需要文學了。文學、藝術美,對人也有救贖的作用。我們做文學藝術的人,給這個世界貢獻一份美麗,對這種苦難有一種救贖,我想也是我們的一種貢獻。

  商業不是第一考量

  羊城晚報:您對網絡歷史小説是怎麼看的?

  阿來:網絡小説是在我們的美學經驗以外的另外一種寫作方法。如果要討論可能需要另外一套理論,這個理論可能現在還沒有發明出來。我都沒有時間看,他們一寫就幾十萬字。今天中午遇見阿越,他説他寫了三四百萬字,我記得那個時候就給他出了三四本。我寫了一輩子也就三百萬字左右吧。我們虛構的方向可能不一樣,他們可能更多考慮讀者的喜好,因為他們從開始到結束的第一考量是商業,而我呢,可能讀者聽了不高興——我只想表達自己,出版以後我才想過是不是多賣一點,但寫作的過程當中絕不考慮,不希望任何因素幹擾我的創作。

  通過“假如”寫小説

  阿越

  我其實是在 做合理推演

  羊城晚報:您的小説《新宋》和其他歷史題材的小説在寫法上有什麼不同?

  阿越:《新宋》的故事其實是一個遊戲,先建立一個北宋王安石變法時代的歷史模型,然後引入主人公石越這個變量,當這個變量進入這個模型後,就會對每個人産生影響。一開始的影響是很小的,可能就一兩個人、一兩個事件,通過這一兩個人、一兩個事件,又會影響更多的人,最後把整個歷史都改變了。我其實是在做推演,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可以擯棄很多作者主觀的東西。英國歷史學界有一個流派,專門研究“假如”,假如二戰希特勒贏了會怎麼樣?假如拿破侖沒有死會怎麼樣?他們通過這樣的“假如”來研究歷史,能夠發現現在歷史的很多問題。《新宋》的思路跟這個有些類似。

  書中人物的命運是不受我主觀控制的,到了那個地步,該死的還是得死。楚雲兒後面死了,因為這個,我還收到過讀者的“死亡威脅”。我的小説有個很大特點,也是同類小説中第一個寫到的:主人公的敵人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石越在推動宋朝改革的時候,宋朝的敵人——遼國和西夏,他們看到了宋朝的變化,也在主動變化。以前這類作品,敵人是不會變的,大家就看著主人公一步步強大起來,然後戰勝敵人。我是合理推演,那一代的君主是什麼性格,就會發生什麼變化。當然肯定會有一些戲劇性處理的方式,但整體來説是這個推演思路。到最後,不止主人公,所有的人物都會按照他們自己的命運走下去。

  把細節做真,以假亂真

  羊城晚報:您如何處理藝術虛構與真實歷史之間的關係?

  阿越:做到細節真實就好了。我很喜歡村上春樹説的:“小説家是職業的説謊家。”我就把自己當成一個職業的説謊家,編一個完美無缺的謊言出來。故事肯定是虛構的,要怎麼把故事變成真的呢?把細節做真,大事反而可以作假。傳統歷史小説講究“七實三虛”,也就是大事不能作假,小事可以編。《新宋》是穿越小説,大的東西肯定是假的,但我所有小的東西都是真的,把細節做真,反而能達到以假亂真的地步。

  《新宋》裏面每一個村莊、每一條河流,都是我考證過的。比如開頭的開封地圖,我去讀了《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宋史地理志》,查了很多論文,還去找當地的讀者了解,那個地名有什麼變化。我費了很多工夫,讀者可能看不懂,但沒關係,這是一種態度。當你把所有東西都做到這個份上的時候,你就會給人以假亂真的感覺。

  感受到“真正的”宋朝

  羊城晚報:您為什麼會想寫歷史小説?

  阿越:這跟我的知識背景有關。我從小就看歷史讀物,雖然《新宋》的起因是因為宋史的論文沒做出來而選擇宋朝,但選擇王安石變法的時代,是我當時歷史觀的積累造成的。那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改革時代,算是千年變局的一個關鍵時候。那個時代跟我們今天改革的時代其實很像,很多問題都是共通的。當時我就敏銳地選了這個時代,後來真正研究宋朝了,就感覺這個選擇是正確的。

  我們現在很多歷史小説對歷史的主調是批評的,認為我們的歷史發展到現在是有問題的。但我的書覺得我們的歷史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我的基調跟其他書不一樣,《新宋》是傳統儒家文化立場上的一本書。我歷史入門是走錢穆那一派的,當時看《國史大綱》最激動的是看到序言説:“要以溫情與敬意來看歷史”,這給我非常大的衝擊和震動,因為我以前看的歷史書不是這樣教的,所以我的整本書是在這樣的基調下寫的。

  羊城晚報:您一直想寫傳統的歷史小説,那以後會不會又反過來?

  阿越:不會。我現在的想法是,我希望我的故事性能向二月河老師學習,但是歷史小説的技巧,我希望向《金甌缺》學習,這本關于宋朝的歷史小説最大的特點是,裏面的人物都是用宋朝的語調在説話,翻開這本書,你能感受到你在看“真正的”宋朝。我覺得好的歷史小説,如果能還原一個時代,就已經算成功了;如果你還能讓故事充滿可讀性,那就達到我能力的極限了,其他的我就不多想了。

  

編輯:直諒
數字報

網絡時代,歷史小説怎樣寫?

金羊網  作者:孫磊 吳瑕  2018-10-15

 

  阿越

 

  阿來

 

  著名作家阿來、網絡作家阿越分別推出與“歷史”有關的小説《機村史詩》《新宋》,雖然他們寫的都是“歷史小説”,但在新媒體勃興的網絡時代,作為年齡和分類都差別很大的兩位作家,他們對于小説創作中的虛構與真實如何看待卻似乎截然不同。阿來認為歷史小説創作有一種需要認清的“歷史本質”,阿越卻認為小説中的“歷史”是可以“合理推演”的,這種小説觀到底是一種對立,或者殊途同歸?同樣的搜集研究歷史資料,目的有何不同?

  聚焦

  10月8日上午,祖籍廣州的第二代美國華裔作家利蘭·卓(Leland Cheuk)的長篇小説《美國龐氏家族的奇幻人生》在廣東華僑歷史博物館舉辦中譯本首發儀式,此次活動由廣東省歸僑作家聯誼會主辦,這部小説2015年由美國CCLaP出版社推出,在美國主流文壇造成轟動。近日,利蘭·卓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

  研究人的普遍復雜性

  阿來:

  虛構也要 認清歷史本質

  羊城晚報:像您説的,《機村史詩》涉及的那段歷史整個就是運動的過程,處理這段歷史的時候您覺得最難切入的點是什麼?

  阿來:其實我覺得不難,有些所謂的難也可能是我們寫作者自己對這個歷史認知不夠、研究不夠,所以我們自己寫出來就覺得淺薄。文學一定要有自己的途徑,文學是通過審美、通過沉淀去書寫歷史,所以它肯定不一樣,像我們説雨果寫法國大革命是通過寫《九三年》《巴黎聖母院》,他為什麼不直接寫街頭戰鬥呢,那是因為街頭戰鬥在當時就有充分的記錄,你還這樣寫幹嘛?托爾斯泰寫俄羅斯社會變遷的時候,廢除奴隸制之類的,他也沒有這麼寫,就是文學自己一種特殊的手法。所以今天我們聽到一些批評界包括一些讀者對作家的批評説,你寫的東西新聞都報道過嘛,所以文學應該調動自己的手段,去表現歷史去表現當下。

  羊城晚報:您提到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就是您每次在寫作之前都會進行史料的收集整理,是什麼原因讓您去做這樣的準備呢,因為文學畢竟是一個虛構的過程?

  阿來:每本書圍繞它所需要的,每本書的準備時間都會很長,至少需要一兩年,《塵埃落定》我準備了四年,《空山》準備了五年,《瞻對》三年,就寫最當下的也準備了一年。就像我之前説的虛構,你也要把歷史本質認識清楚,有兩個維度:一是當時的歷史情況是不是做到了全面的了解,寫歷史你需要超越個人的情感甚至個人的好惡,掌握充分的材料,用更高的維度去審視歷史與當下。第二就是研究人,研究人面臨的問題,比如吃飯,用什麼方式吃是文化地域特色,但是不管怎麼樣吃,目的是一樣的——生存,這就是普遍性。全世界不管是什麼樣的人,生老病死都要面對。再有就是情感問題,兩端是愛與恨,中間有些模糊地段,這就構成人的復雜性。

  讓人看到一點暖人心的東西

  羊城晚報:您對歷史本質的追尋有一種重的感覺,但我個人看您的文章有一種特別詩意的美感,一種輕的感覺,這是怎麼處理的?

  阿來:對,就是一種空靈的感覺,佛教説過去現在未來,過去就有一種很悠遠,沉重一點是當下,而未來總是可以展望的,我們對未來總是希望看到一點霞光,看到一點暖人心的東西,那麼過去那種悠遠與對未來詩意的憧憬可以拯救當下。詩意是主觀的東西,就像對美的評價一樣。當然在寫到比較殘酷的歷史的時候,我個人是比較反對寫得更加殘酷、更加黑暗,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就不需要文學了。文學、藝術美,對人也有救贖的作用。我們做文學藝術的人,給這個世界貢獻一份美麗,對這種苦難有一種救贖,我想也是我們的一種貢獻。

  商業不是第一考量

  羊城晚報:您對網絡歷史小説是怎麼看的?

  阿來:網絡小説是在我們的美學經驗以外的另外一種寫作方法。如果要討論可能需要另外一套理論,這個理論可能現在還沒有發明出來。我都沒有時間看,他們一寫就幾十萬字。今天中午遇見阿越,他説他寫了三四百萬字,我記得那個時候就給他出了三四本。我寫了一輩子也就三百萬字左右吧。我們虛構的方向可能不一樣,他們可能更多考慮讀者的喜好,因為他們從開始到結束的第一考量是商業,而我呢,可能讀者聽了不高興——我只想表達自己,出版以後我才想過是不是多賣一點,但寫作的過程當中絕不考慮,不希望任何因素幹擾我的創作。

  通過“假如”寫小説

  阿越

  我其實是在 做合理推演

  羊城晚報:您的小説《新宋》和其他歷史題材的小説在寫法上有什麼不同?

  阿越:《新宋》的故事其實是一個遊戲,先建立一個北宋王安石變法時代的歷史模型,然後引入主人公石越這個變量,當這個變量進入這個模型後,就會對每個人産生影響。一開始的影響是很小的,可能就一兩個人、一兩個事件,通過這一兩個人、一兩個事件,又會影響更多的人,最後把整個歷史都改變了。我其實是在做推演,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可以擯棄很多作者主觀的東西。英國歷史學界有一個流派,專門研究“假如”,假如二戰希特勒贏了會怎麼樣?假如拿破侖沒有死會怎麼樣?他們通過這樣的“假如”來研究歷史,能夠發現現在歷史的很多問題。《新宋》的思路跟這個有些類似。

  書中人物的命運是不受我主觀控制的,到了那個地步,該死的還是得死。楚雲兒後面死了,因為這個,我還收到過讀者的“死亡威脅”。我的小説有個很大特點,也是同類小説中第一個寫到的:主人公的敵人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石越在推動宋朝改革的時候,宋朝的敵人——遼國和西夏,他們看到了宋朝的變化,也在主動變化。以前這類作品,敵人是不會變的,大家就看著主人公一步步強大起來,然後戰勝敵人。我是合理推演,那一代的君主是什麼性格,就會發生什麼變化。當然肯定會有一些戲劇性處理的方式,但整體來説是這個推演思路。到最後,不止主人公,所有的人物都會按照他們自己的命運走下去。

  把細節做真,以假亂真

  羊城晚報:您如何處理藝術虛構與真實歷史之間的關係?

  阿越:做到細節真實就好了。我很喜歡村上春樹説的:“小説家是職業的説謊家。”我就把自己當成一個職業的説謊家,編一個完美無缺的謊言出來。故事肯定是虛構的,要怎麼把故事變成真的呢?把細節做真,大事反而可以作假。傳統歷史小説講究“七實三虛”,也就是大事不能作假,小事可以編。《新宋》是穿越小説,大的東西肯定是假的,但我所有小的東西都是真的,把細節做真,反而能達到以假亂真的地步。

  《新宋》裏面每一個村莊、每一條河流,都是我考證過的。比如開頭的開封地圖,我去讀了《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宋史地理志》,查了很多論文,還去找當地的讀者了解,那個地名有什麼變化。我費了很多工夫,讀者可能看不懂,但沒關係,這是一種態度。當你把所有東西都做到這個份上的時候,你就會給人以假亂真的感覺。

  感受到“真正的”宋朝

  羊城晚報:您為什麼會想寫歷史小説?

  阿越:這跟我的知識背景有關。我從小就看歷史讀物,雖然《新宋》的起因是因為宋史的論文沒做出來而選擇宋朝,但選擇王安石變法的時代,是我當時歷史觀的積累造成的。那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改革時代,算是千年變局的一個關鍵時候。那個時代跟我們今天改革的時代其實很像,很多問題都是共通的。當時我就敏銳地選了這個時代,後來真正研究宋朝了,就感覺這個選擇是正確的。

  我們現在很多歷史小説對歷史的主調是批評的,認為我們的歷史發展到現在是有問題的。但我的書覺得我們的歷史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我的基調跟其他書不一樣,《新宋》是傳統儒家文化立場上的一本書。我歷史入門是走錢穆那一派的,當時看《國史大綱》最激動的是看到序言説:“要以溫情與敬意來看歷史”,這給我非常大的衝擊和震動,因為我以前看的歷史書不是這樣教的,所以我的整本書是在這樣的基調下寫的。

  羊城晚報:您一直想寫傳統的歷史小説,那以後會不會又反過來?

  阿越:不會。我現在的想法是,我希望我的故事性能向二月河老師學習,但是歷史小説的技巧,我希望向《金甌缺》學習,這本關于宋朝的歷史小説最大的特點是,裏面的人物都是用宋朝的語調在説話,翻開這本書,你能感受到你在看“真正的”宋朝。我覺得好的歷史小説,如果能還原一個時代,就已經算成功了;如果你還能讓故事充滿可讀性,那就達到我能力的極限了,其他的我就不多想了。

  

編輯:直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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