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仲元中學的抗戰往事和校長梁鏡堯的生平考

來源:金羊網 作者:鄧瓊 發表時間:2018-07-21 17:04
梁鏡堯校長像

金羊網記者鄧瓊

今年五月,一部音樂劇《那年那月的仲元人》在廣州上演,兩天內連演四場!引人矚目之處,不僅因為這是廣州首部由一所中學自編自導自演的大型音樂劇,還在于演繹的是該校校史上振聾發聵的真實一幕:1945年1月24日,仲元中學第四任校長梁鏡堯率領師生與日寇打響正面遭遇戰,直至英勇殉國。

臺上臺下的青年學子們一時間熱血沸騰。在和平年代、網絡世界中成長起來的中學生們,難以想象這樣的鐵血往事竟發生在中學校園,投入戰鬥的還是一位文武兼備的校長,及一群與他們幾乎同齡的昔日少年!

深為感觸之下,羊城晚報記者通過走訪和爬梳史料、搜羅素材,追索出一段不應被世人淡忘的英烈傳奇。更多動人心魄的人事因緣奔來眼底:在那場槍林彈雨的前後,師生們還遭遇了些什麼?梁校長書生報國的勇武氣節與雄強氣概來自何處?他的一生如何連綴起與若幹嶺南文化名人的故事?梁家一門忠烈,後人又有如何的遭際造化?

仲元中學曾把黑色和棗紅作為“校色”,意即“鐵血”

仲元中學是為紀念孫中山先生的左膀右臂、著名將領鄧仲元將軍而于1934年在廣州創立的,辦學很有特色。1937年10月廣州在日軍入侵下淪陷,學校被迫遷至粵北山區,在韶關曲江城郊的鶴衝鄉蓮花山重建。得時任國民黨第十二集團軍司令官余漢謀的支持,該校成為當時粵北抗戰環境中一所設施稱優的中學。

據仲元中學檔案室收藏的老校友趙國英(1941年初中畢業)的回憶文稿記載,當時學校把黑色和棗紅作為校色(意即“鐵血”),參加軍訓團的高中學生均身穿灰色軍訓服,佩戴特制胸章,胸章正面的設計與正規軍的桂冠胸章款式相同,以示抗戰決心,只是將當時駐韶關部隊的代號“成城”改為了“鐵血”二字。1940年,梁鏡堯到仲元擔任校長,兼任第七戰區上校參議,平時他均身穿草綠色軍服,佩戴上校領章。

《韶關市教育志》和《仲元校史》均記載,1944年秋後,日軍兵臨粵北,局勢危急,上級有令停課疏散,梁鏡堯曾送公物及教職員家屬疏散到仁化縣南頭鄉。他本可先行撤離,但最終仍率妻兒以及多名不願離校或因家在淪陷區而不得歸的師生一同留守。1945年1月22日,梁鏡堯還向韶關城防司令部請求,願率師生入城參加曲江城防隊伍。第二天,日軍逼近,情勢危急中,梁校長一度進城請示學校應變事宜,但上級機關早已人去樓空。韶關市政協所編《韶關文史資料》第18輯中一段邵明耀的回憶稱:“在韶關淪陷前一天下午三時許,仲元中學校長梁鏡堯來曲江學生救濟會(筆者注:此為基督教青年會在戰時的下設機構)找我,當時我是該會執行幹事。據他説,仲元中學尚有百多名學生無法疏散,又無家可歸,當時省府已疏散到東江而學校經費已斷絕,難以維持,希望學生救濟會能設法援助。……臨走時我對他説,仲元中學地近曲江橋,為北侵日寇必經之路。我建議他們遷往東河壩一間祠堂暫避,但梁校長認為形勢並不太緊張,擬于第二天早上再撤到東河壩……”

實際上,梁鏡堯一回到學校,已盡力做出應急部署。在今仲元中學檔案館中建校65周年紀念冊上,有當時在校初中生胡劼1985年撰文回顧:“當天傍晚,梁校長集中我們留校師生,把我們分成若幹小組,把高中軍訓操練用的步槍配備給我們在校內辦公室、宿舍一帶站崗放哨用。我們聯絡的口令是‘自力’、‘更生’。”

1945年1月24日槍聲響起,戰事慘烈


關于1月24日淩晨發生在韶關仲元中學的那場戰鬥,今日可見最早報道,當是1945年2月24日一條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見《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民國34年)》)。原文是:“中央社廣東前線某地二十四日電——韶關攻守戰中省立仲元中學校長梁鏡堯曾率領中學生四十余人,于一月二十四日晨,與敵對戰于該校校址之蓮花山(馬壩至韶關必經之路),相持半日,敵無法渡過,惟後以彈盡援絕,為敵衝至山上。梁氏長子梁鐵,十七歲,首中敵機槍殉難,梁氏及教員梁冠秋,學生鄭煥熹、張國楨,亦先後中彈陣亡,學生雷立家被俘不屈,在曲江橋頭為敵以刺刀刺斃,其他學生高澤光等十三人受傷。蓮花山頭遍染貞烈之血,其英勇報國之憂,實足以驚天地泣鬼神。”相距不過兩日,中國共産黨在重慶出版發行的《新華日報》第二版,也以《一校忠烈——曲江仲元中學師生抗敵殉難》為標題報道其事概,作公開表彰。

除了“相持半日,敵無法渡過”後未確證外,上述報道首次向公眾披露了這場戰鬥的大致情形及傷亡報告。1946年2月,嶺南著名女學者冼玉清受梁夫人的委托,寫成《紀烈士梁鏡堯事》一文(筆者注:此文今見兩種版本,一被收入“國民黨黨史會藏剪報”,末署“民國卅五年二月廿四日西樵冼玉清撰”,寫作時間在1946年2月24日,發表處不詳;一見于民國雜志《廣東教育》1947年第二卷第2期。兩者文字大致相當,有個別詳略出入,本文以後者文意為準。另據莊福伍所編《冼玉清教授年譜》“1946年51歲”條目下,有“2月撰寫《記仲元中學校長梁鏡堯烈士事》”句,可知確切成文時間),也進一步細述實況:“廿三日,知敵人已近,校本部有槍八十余枝,遂合軍訓生屬厲兵護校,組織隊伍,終夕巡邏不寐。夜半聞槍聲作,鏡堯宣布各崗位加雙收尾,急則掩護婦孺退避入山。天將曙,敵已疏疏落落進校,鏡堯宣布軍訓生拒戰。抵抗約半小時,婦孺已盡退。鏡堯長子鐵問曰:‘我之槍何如?’鏡堯曰:‘汝但固守崗位。’敵大至,遂放槍向鏡堯,中雙目仆地,敵以其衣軍裝,又佩城防司令證章,再發二槍,復以刀亂刺之。父子同時殉難,員生死者約十人。”

胡劼在文中還提到,當日淩晨時分,學校後面山腳鐵路那邊依稀傳來人語和腳步聲,學校崗哨喝問口令卻聽不到回答,梁校長立即通知做好戰鬥準備。天將破曉之時,全副武裝的日本兵便手提上了刺刀的步槍衝進校園。仲元的軍訓生護校隊立刻還擊。槍林彈雨之中,梁鏡堯及長子梁鐵,以及梁冠球、張國常(楨)等數名師生犧牲,梁次子梁元博被日寇刺傷脊骨,終身癱瘓。

《韶關文史資料》第19輯收錄的《一門忠烈垂青史》(羅烈成、侯崇言整理)文中可見戰鬥後的情形:當時學校的教務主任梁秋河是梁鏡堯胞妹,她在戰鬥打響時撤入山中,後率人回校,救出梁元博等傷員,並用校醫室的藥櫃做成棺木收殮殉難者。一些學生被日寇抓去抬運輜重或死傷兵員,陸續逃脫後,亦按預先約定回來集合,由梁秋河率領從山路經楓灣鄉東下興寧羅浮司復課。

1946年2月,仲元中學遷回廣州,暫借觀音山(今越秀山)仲元圖書館上課。上文中提及的老校友趙國英,曾為辦理畢業證事宜回校,見到梁秋河老師,得知“韶關淪陷時,學校一切文件都已散失”。此亦從另一側面看到梁家眾人為仲元辦學前赴後繼的堅守。

冼氏記梁鏡堯生平

稱其“夙夜在公”、“廉潔如此”

冼氏《紀烈士梁鏡堯事》一文中,還對梁鏡堯的生平性格、行止多有記敘。其中追記了梁鏡堯在那場戰鬥前對學生説的一段話:“倘果有變,我當作總指揮官,領諸君至蓮花山作殊死戰。蓋我輩為讀書明大義之人,何可作無意義之逃遁,必抵抗乃有意義!抗而不敵,其逃,乃為有意義之逃。若棄甲曳兵,望風先遁,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凜然大義,令人動容。

梁鏡堯,字景唐,順德高村人,1899年生于澳門。梁父少年時隨家人在東三省及蒙古、俄羅斯等地遊歷經商,通曉俄語。鏡堯三歲時亦隨父母北上,至九歲才返澳門就學,一度拜新會宿儒陳子褒先生門下。1911年,鏡堯與家人北遷天津,入南開中學,1919年就讀于北京大學英文係,至1925年畢業。在山西太原中學短暫任教之後,他于1926年返廣東成婚,開始一段清廉的“公務員”生涯,先後在廣州市公安局、電報局以及福建財廳任秘書、課長等職。冼玉清寫道:“公安局秘書,人多視為膴職者,以予奪在握,巨細事可一語轉移也。鏡堯夙夜在公,無敢以私進者。去職之日,蓋無余糧,其廉潔如此。”

1937年,梁鏡堯轉任廣州紡織廠總務課長,時日軍已逼近廣州,他甘冒生命危險日夜指揮工人疏散,工廠被炸之時,他還自帶藥劑作臨時看護,並送傷者去醫院,全不顧自己眉間和頸部也被炸彈碎片所傷。1938年10月廣州淪陷之時,日寇已到市郊,梁為防紡織廠設備資敵,親去埋下炸藥方肯撤退。他步行到黃埔碧沙鄉,在平日裏交好的工友家中托庇了四十多天,才喬裝成老農輾轉避走香港。

在港賦閒兩年後,梁鏡堯與家人輾轉入粵北曲江,任第七戰區上校參議,次年開始擔任仲元中學校長。他事無巨細皆親力親為,嚴格治校,每頓飯與學生同食,且每日必參加清晨五點的升旗儀式。大考時,他甚至會親自手持電筒去檢查學生書桌內外,杜絕作弊字跡。當時仲元中學學風為曲江之冠,初中即實行童軍管理,高中則實行軍事管理。梁校長親自制定口號:“迅速敏捷,延年益壽之良方。遲緩怠慢,失事誤身之毒藥。”他率先垂范,刻苦耐勞,冬季以冰水濯足,辦公往返數裏從不乘車、堅持步行,每晨練太極拳及寫字五百……旁人皆稱嘆他是“真正的教育家”。

1946年8月,仲元中學遷往廣州番禺市橋大沙地,如今校園中所存鄧仲元將軍立像,復制自黃花崗仲元墓前的原作(由著名詩人、雕塑家李金發創作于1936年)

自幼“短小警敏,嗜足球”

後頗善文辭,且敏于時事

順著冼玉清先生的筆觸,記者在浩瀚史料中再作找尋,獲得更多關于梁鏡堯的記載,其文韜武略其來有自。

梁鏡堯自幼“短小警敏,嗜足球,以體育號召儕輩”,1912年入讀天津南開中學,與1913年入校的周恩來亦有交集。南開史料及多種天津地方文史資料上均有記載,曾受張伯苓校長聘請任南開學校武術教習的武術家韓慕俠,1915年在天津《益世報》上刊登義務授徒啟事,當時慕名前來學藝的南開學生便有周恩來、于文志、梁鏡堯、何樹新和岳潤東等人。

韓慕俠之子韓少俠上世紀80年代曾撰寫長文《我的父親韓慕俠》(見天津《西青文史》1997年12月號),幾處提到梁鏡堯,可見其習武之用心,頗得師傅器重。在韓慕俠弟子起草的《敬告國人練習形意拳提倡武術書》文後署名“同啟者”的十人中,梁亦列倒數第三位。1918年夏,韓慕俠獲博物院頒發“蒼玉武師牌”。梁鏡堯還特制插屏一幀,真實記錄了過程,這段落款為“民國十年一月八日梁鏡堯撰、海陽周予孜書”的幀文長370余字,還從《説文解字》中關于“玉”的解釋引申開去,用“夫牌以玉為質是喻先生仁義智勇潔五德俱備也”來稱道韓師。文中提到的那份啟事、“武師玉”插屏以及“蒼玉武師牌”,至今仍保存完好。

求學期間的梁鏡堯頗善文辭,且敏于時事,不憚于發表個人見解。記者發現梁鏡堯最有可能被廣為人知的文字,出自他身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卷入的一場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婚姻與愛情觀念”大討論。

事由1923年北大生物係教授譚熙鴻(仲逵)在妻子去世後,很快與妻妹陳淑君同居並結婚而起。曾與陳淑君有口頭婚約的廣東學生沈厚培聞訊後上京,散發傳單,並投書《晨報》,斥為“背德負義”。因譚是北大教授,陳家另有女兒即汪精衛夫人陳璧君,均屬社會名流,且此事關乎當時新舊思潮激烈交鋒的婚姻家庭觀念,自然掀起軒然大波。同年4月29日,中國現代性學先驅、北大哲學係教授張競生在《晨報副刊》上撰文《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研究》,公開為譚、陳辯護,從理論上提出了與傳統觀念不同的“愛情四定則”。《晨報副刊》編輯孫伏園敏銳地抓住這個熱點,策劃了大規模係列討論。5月28、29日兩天,連續刊出了梁鏡堯撰寫的近四千字長文,其文針鋒相對地反駁張競生的觀點,描述愛情定則為“無條件、不可比較、不可變遷的”,且反對將“夫妻關係歸為朋友之一種”。他在文中寫道:“愛不只是男女之愛,還有母子姊妹之愛,國家民族之愛,即如生物中最普通易見的,貓狗之愛其子,蜂蟻之愛其群。這些愛情,能把‘真相畢露’,其真摯勇敢之氣,真有時比愛自己還厲害。常常有犧牲自己,而為他的。但他們的愛情,絕無條件的,在生物學説它是‘社會的動物’生存上一個必要‘本能’。在心理學説它是‘利他心’之表現。又心理學講:‘愛情愈深其愛亦愈專’。”

單從梁鏡堯這段文字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他的拳拳赤子之心。這篇長文,後又經張競生本人于6月22日在同一副刊上專文辯駁,成為後人論及此事件時必會提及的材料。

然梁鏡堯在北大期間的行跡,其余所見不多。有一則1923年3月7日京畿衛戍司令部檔案記載,北京學生聯合會在當年元宵節組織反軍閥的學生遊行,與軍警衝突,受傷學生名單中可見梁鏡堯。另,當年12月30日,校刊中有小啟事,梁鏡堯聲稱“辭去該校廣東同鄉會文牘一職”,但未提及原因。

1946年,仲元中學從韶關遷回廣州時,曾借觀音山上的仲元圖書館辦學

一生克己厚人

與多位廣東文化名人相交

梁鏡堯一生追慕高義,克己厚人,人生軌跡與多位廣東文化名人交互生輝。

他十余歲時在澳門拜名儒陳子褒先生為師。陳子褒是20世紀初著名平民教育家,自號“婦孺之仆”。梁鏡堯為陳先生日日以後漢之氣節與宋明之義理相砥礪,深受影響。1941年梁鏡堯在曲江被授仲元中學校長一職,曾有感于先師陳子褒,表示“此亦可以有為也”。他精誠治校,成績卓然,亦令同門的冼玉清感嘆“子褒師有傳人也”。

冼玉清同為陳子褒先生門下弟子。她在求學期間並未與梁鏡堯相識,只在學生堂帖中認得其姓名。1927年,梁鏡堯回到廣東,得知冼玉清任教于嶺南大學,便投書敘舊,一起商議過刻印陳子褒先生遺集事。抗戰期間,嶺大遷至曲江,冼氏與梁家才多有來往。每次冼玉清去鶴衝鄉仲元中學拜訪,梁鏡堯都率全家步行到車站迎接,安排她住在學校最好的校董室,以親人姐妹之禮相待,以示對“委身教育堅忍卓絕”者的尊崇。他們還曾前往附近的湘軍墳場憑吊,追慕英烈,只不料鏡堯不久後亦埋忠骨于此。

1945年梁鏡堯殉國後,在仁化避難的冼玉清曾寫下挽詩一組,其一雲:“赤手撐持無斧柯,頭顱如許奈伊何。幹城竟屬書生事,哭爾寧如哭國多!”(發表于《宇宙風》雜志1946年142期)。

記者出身的國民黨元老馮自由則寫過《梁鏡堯之忠義與廖平子之淡泊》一文(見《子曰叢刊》1948年第4期),認為相較于當時國民黨政府先後從廣州、曲江不抗而走的做法,梁鏡堯師生為國捐軀“不獨為粵人生色,亦足為廣東保持‘革命策源地’的榮譽”。馮自由還詳述了梁鏡堯與同盟會會員廖平子的生死之交。廖平子也是順德人,曾堅持自辦手寫書畫雜志宣傳抗日,還曾以鬻畫所得參與捐購滑翔機,支援前線。梁鏡堯避居港澳時結識廖平子,敬其道德文章而尊為師長。1940年入曲江任職後,梁曾力邀廖前往仲元任教,優禮備至。廖平子去世後,梁鏡堯寄一封長函給馮,詳述廖抵達曲江後的生活情態、病勢以及言行、詩文創作等,淒婉真摯。足見梁廖二人肝膽相交。

後續

記梁家幼子梁元博

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為梁鏡堯和梁鐵父子二人頒發“革命烈士”證書。在那場戰鬥中被日寇刺傷脊椎導致終身癱瘓的梁家幼子梁元博,也得到了認定。時年已過五旬的梁元博,已經千辛萬苦,成為一位著名的海洋地質學家。

在那個媒體遠不如今日發達的時代,記者只能從零星的報告文學、材料中了解到梁元博後來的一些經歷。他的病情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得到正規診治,不得不終身靠輪椅代步。在家人和熱心人的持助下,梁元博以不可思議的頑強意志,自學外語,補習相關科技知識,直至能翻譯海洋科學領域的專業教材、科技文章。1959年,南海海洋研究所成立,因得到時任廣東省委文教書記區夢覺的關注,梁元博正式進入該所,開始在專業學術領域卓有建樹。

梁家三兄妹梁元博、梁鐵、梁小冰(左至右)

搜尋尾聲,記者竟還發現——2017年,香港大學地球科學係主任宗永強教授回廣州,找到羊城晚報社看望當年報道他“豬肉佬自學成才”故事(詳見《羊城晚報》1980年12月15日頭版報道)的老記者劉婉玲,感激這份媒體的關注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在他的敘述中,筆者忽然看到了那個熟悉的名字:梁元博。

為此,宗教授在香港寓所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的電話採訪,他緩緩説道:“是的,梁元博老師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導師。”

宗永強説,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仲元子弟”。其祖父與梁鏡堯先生曾在第七戰區同事,祖父將三個兒子(其中宗永強的父親與梁元博只相差一個年級)都送到仲元讀書,兩家是世交。1975年中學畢業未能繼續升學的宗永強,一邊在肉菜市場當“豬肉佬”,一邊自學外語。學習遇到困難,他父親很自然地想到請梁元博幫忙輔導。數年間,他每周至少三個晚上會去梁家,勤學外語,也了解了這位世伯不平凡的人生。“人家今天説我是在逆境中自學成才,其實梁老師的奮鬥比我艱難太多倍!”

宗永強告訴記者,梁鏡堯、梁鐵犧牲後,元博又拖著傷殘之軀需要醫治,梁家生計非常艱難。梁秋河終身未嫁,一直和他們一起生活,靠當老師,與元博的母親一道支撐家庭。梁元博文筆不錯,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回到廣州,經常向報紙雜志投稿,但至少在三、四年間沒有任何進展。宗永強還記得大約在1948年冬天,梁元博寫過的一篇日記(曾給宗永強看過),文辭優美地描述自己看到院中的花樹每年秋冬枝條就被修剪得光禿禿的,但待春夏來臨重又復蘇,鮮花爛漫,並因此很受觸動,從中感悟到人生真諦。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梁元博才迎來生命的又一轉折點。國家百廢待興,但當時連一本像樣的地質學教材都沒有,急需引進。梁元博剛好從另一位仲元師長的兒子雖有聾啞之疾卻通過學習英語並翻譯科技書籍一事中得到啟迪,開始了終身不輟的自學,最終一連翻譯了三本當時國際公認的地質學權威著作(包括俄文、英文)。

今天,我們已很難將這段傳奇經歷“復盤”,梁元博已去世二十多年。但我們仍能看到,他不僅以知識改變了自己命運,數十年之後,還親手扶持了另一位有志青年宗永強,以同樣的路徑、同樣的堅忍成為新一代科學家。

而仲元師生抗敵往事,距今也已七十三載又半。歷史綿延不絕,個體生命層出不窮,總有那麼一些人,將自己生命的源頭上溯到我們民族精髓的深處汲取養料,以自身的言行托付眾生,以精神感召後世。

梁鏡堯,正是這樣的賢者。

(本文圖片來自仲元中學所提供資料。感謝該校周曼茹、程茂華、廖永堅、林煜培等老師的大力幫助。)

編輯:邱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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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仲元中學的抗戰往事和校長梁鏡堯的生平考

金羊網  作者:鄧瓊  2018-07-21
梁鏡堯校長像

金羊網記者鄧瓊

今年五月,一部音樂劇《那年那月的仲元人》在廣州上演,兩天內連演四場!引人矚目之處,不僅因為這是廣州首部由一所中學自編自導自演的大型音樂劇,還在于演繹的是該校校史上振聾發聵的真實一幕:1945年1月24日,仲元中學第四任校長梁鏡堯率領師生與日寇打響正面遭遇戰,直至英勇殉國。

臺上臺下的青年學子們一時間熱血沸騰。在和平年代、網絡世界中成長起來的中學生們,難以想象這樣的鐵血往事竟發生在中學校園,投入戰鬥的還是一位文武兼備的校長,及一群與他們幾乎同齡的昔日少年!

深為感觸之下,羊城晚報記者通過走訪和爬梳史料、搜羅素材,追索出一段不應被世人淡忘的英烈傳奇。更多動人心魄的人事因緣奔來眼底:在那場槍林彈雨的前後,師生們還遭遇了些什麼?梁校長書生報國的勇武氣節與雄強氣概來自何處?他的一生如何連綴起與若幹嶺南文化名人的故事?梁家一門忠烈,後人又有如何的遭際造化?

仲元中學曾把黑色和棗紅作為“校色”,意即“鐵血”

仲元中學是為紀念孫中山先生的左膀右臂、著名將領鄧仲元將軍而于1934年在廣州創立的,辦學很有特色。1937年10月廣州在日軍入侵下淪陷,學校被迫遷至粵北山區,在韶關曲江城郊的鶴衝鄉蓮花山重建。得時任國民黨第十二集團軍司令官余漢謀的支持,該校成為當時粵北抗戰環境中一所設施稱優的中學。

據仲元中學檔案室收藏的老校友趙國英(1941年初中畢業)的回憶文稿記載,當時學校把黑色和棗紅作為校色(意即“鐵血”),參加軍訓團的高中學生均身穿灰色軍訓服,佩戴特制胸章,胸章正面的設計與正規軍的桂冠胸章款式相同,以示抗戰決心,只是將當時駐韶關部隊的代號“成城”改為了“鐵血”二字。1940年,梁鏡堯到仲元擔任校長,兼任第七戰區上校參議,平時他均身穿草綠色軍服,佩戴上校領章。

《韶關市教育志》和《仲元校史》均記載,1944年秋後,日軍兵臨粵北,局勢危急,上級有令停課疏散,梁鏡堯曾送公物及教職員家屬疏散到仁化縣南頭鄉。他本可先行撤離,但最終仍率妻兒以及多名不願離校或因家在淪陷區而不得歸的師生一同留守。1945年1月22日,梁鏡堯還向韶關城防司令部請求,願率師生入城參加曲江城防隊伍。第二天,日軍逼近,情勢危急中,梁校長一度進城請示學校應變事宜,但上級機關早已人去樓空。韶關市政協所編《韶關文史資料》第18輯中一段邵明耀的回憶稱:“在韶關淪陷前一天下午三時許,仲元中學校長梁鏡堯來曲江學生救濟會(筆者注:此為基督教青年會在戰時的下設機構)找我,當時我是該會執行幹事。據他説,仲元中學尚有百多名學生無法疏散,又無家可歸,當時省府已疏散到東江而學校經費已斷絕,難以維持,希望學生救濟會能設法援助。……臨走時我對他説,仲元中學地近曲江橋,為北侵日寇必經之路。我建議他們遷往東河壩一間祠堂暫避,但梁校長認為形勢並不太緊張,擬于第二天早上再撤到東河壩……”

實際上,梁鏡堯一回到學校,已盡力做出應急部署。在今仲元中學檔案館中建校65周年紀念冊上,有當時在校初中生胡劼1985年撰文回顧:“當天傍晚,梁校長集中我們留校師生,把我們分成若幹小組,把高中軍訓操練用的步槍配備給我們在校內辦公室、宿舍一帶站崗放哨用。我們聯絡的口令是‘自力’、‘更生’。”

1945年1月24日槍聲響起,戰事慘烈


關于1月24日淩晨發生在韶關仲元中學的那場戰鬥,今日可見最早報道,當是1945年2月24日一條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見《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民國34年)》)。原文是:“中央社廣東前線某地二十四日電——韶關攻守戰中省立仲元中學校長梁鏡堯曾率領中學生四十余人,于一月二十四日晨,與敵對戰于該校校址之蓮花山(馬壩至韶關必經之路),相持半日,敵無法渡過,惟後以彈盡援絕,為敵衝至山上。梁氏長子梁鐵,十七歲,首中敵機槍殉難,梁氏及教員梁冠秋,學生鄭煥熹、張國楨,亦先後中彈陣亡,學生雷立家被俘不屈,在曲江橋頭為敵以刺刀刺斃,其他學生高澤光等十三人受傷。蓮花山頭遍染貞烈之血,其英勇報國之憂,實足以驚天地泣鬼神。”相距不過兩日,中國共産黨在重慶出版發行的《新華日報》第二版,也以《一校忠烈——曲江仲元中學師生抗敵殉難》為標題報道其事概,作公開表彰。

除了“相持半日,敵無法渡過”後未確證外,上述報道首次向公眾披露了這場戰鬥的大致情形及傷亡報告。1946年2月,嶺南著名女學者冼玉清受梁夫人的委托,寫成《紀烈士梁鏡堯事》一文(筆者注:此文今見兩種版本,一被收入“國民黨黨史會藏剪報”,末署“民國卅五年二月廿四日西樵冼玉清撰”,寫作時間在1946年2月24日,發表處不詳;一見于民國雜志《廣東教育》1947年第二卷第2期。兩者文字大致相當,有個別詳略出入,本文以後者文意為準。另據莊福伍所編《冼玉清教授年譜》“1946年51歲”條目下,有“2月撰寫《記仲元中學校長梁鏡堯烈士事》”句,可知確切成文時間),也進一步細述實況:“廿三日,知敵人已近,校本部有槍八十余枝,遂合軍訓生屬厲兵護校,組織隊伍,終夕巡邏不寐。夜半聞槍聲作,鏡堯宣布各崗位加雙收尾,急則掩護婦孺退避入山。天將曙,敵已疏疏落落進校,鏡堯宣布軍訓生拒戰。抵抗約半小時,婦孺已盡退。鏡堯長子鐵問曰:‘我之槍何如?’鏡堯曰:‘汝但固守崗位。’敵大至,遂放槍向鏡堯,中雙目仆地,敵以其衣軍裝,又佩城防司令證章,再發二槍,復以刀亂刺之。父子同時殉難,員生死者約十人。”

胡劼在文中還提到,當日淩晨時分,學校後面山腳鐵路那邊依稀傳來人語和腳步聲,學校崗哨喝問口令卻聽不到回答,梁校長立即通知做好戰鬥準備。天將破曉之時,全副武裝的日本兵便手提上了刺刀的步槍衝進校園。仲元的軍訓生護校隊立刻還擊。槍林彈雨之中,梁鏡堯及長子梁鐵,以及梁冠球、張國常(楨)等數名師生犧牲,梁次子梁元博被日寇刺傷脊骨,終身癱瘓。

《韶關文史資料》第19輯收錄的《一門忠烈垂青史》(羅烈成、侯崇言整理)文中可見戰鬥後的情形:當時學校的教務主任梁秋河是梁鏡堯胞妹,她在戰鬥打響時撤入山中,後率人回校,救出梁元博等傷員,並用校醫室的藥櫃做成棺木收殮殉難者。一些學生被日寇抓去抬運輜重或死傷兵員,陸續逃脫後,亦按預先約定回來集合,由梁秋河率領從山路經楓灣鄉東下興寧羅浮司復課。

1946年2月,仲元中學遷回廣州,暫借觀音山(今越秀山)仲元圖書館上課。上文中提及的老校友趙國英,曾為辦理畢業證事宜回校,見到梁秋河老師,得知“韶關淪陷時,學校一切文件都已散失”。此亦從另一側面看到梁家眾人為仲元辦學前赴後繼的堅守。

冼氏記梁鏡堯生平

稱其“夙夜在公”、“廉潔如此”

冼氏《紀烈士梁鏡堯事》一文中,還對梁鏡堯的生平性格、行止多有記敘。其中追記了梁鏡堯在那場戰鬥前對學生説的一段話:“倘果有變,我當作總指揮官,領諸君至蓮花山作殊死戰。蓋我輩為讀書明大義之人,何可作無意義之逃遁,必抵抗乃有意義!抗而不敵,其逃,乃為有意義之逃。若棄甲曳兵,望風先遁,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凜然大義,令人動容。

梁鏡堯,字景唐,順德高村人,1899年生于澳門。梁父少年時隨家人在東三省及蒙古、俄羅斯等地遊歷經商,通曉俄語。鏡堯三歲時亦隨父母北上,至九歲才返澳門就學,一度拜新會宿儒陳子褒先生門下。1911年,鏡堯與家人北遷天津,入南開中學,1919年就讀于北京大學英文係,至1925年畢業。在山西太原中學短暫任教之後,他于1926年返廣東成婚,開始一段清廉的“公務員”生涯,先後在廣州市公安局、電報局以及福建財廳任秘書、課長等職。冼玉清寫道:“公安局秘書,人多視為膴職者,以予奪在握,巨細事可一語轉移也。鏡堯夙夜在公,無敢以私進者。去職之日,蓋無余糧,其廉潔如此。”

1937年,梁鏡堯轉任廣州紡織廠總務課長,時日軍已逼近廣州,他甘冒生命危險日夜指揮工人疏散,工廠被炸之時,他還自帶藥劑作臨時看護,並送傷者去醫院,全不顧自己眉間和頸部也被炸彈碎片所傷。1938年10月廣州淪陷之時,日寇已到市郊,梁為防紡織廠設備資敵,親去埋下炸藥方肯撤退。他步行到黃埔碧沙鄉,在平日裏交好的工友家中托庇了四十多天,才喬裝成老農輾轉避走香港。

在港賦閒兩年後,梁鏡堯與家人輾轉入粵北曲江,任第七戰區上校參議,次年開始擔任仲元中學校長。他事無巨細皆親力親為,嚴格治校,每頓飯與學生同食,且每日必參加清晨五點的升旗儀式。大考時,他甚至會親自手持電筒去檢查學生書桌內外,杜絕作弊字跡。當時仲元中學學風為曲江之冠,初中即實行童軍管理,高中則實行軍事管理。梁校長親自制定口號:“迅速敏捷,延年益壽之良方。遲緩怠慢,失事誤身之毒藥。”他率先垂范,刻苦耐勞,冬季以冰水濯足,辦公往返數裏從不乘車、堅持步行,每晨練太極拳及寫字五百……旁人皆稱嘆他是“真正的教育家”。

1946年8月,仲元中學遷往廣州番禺市橋大沙地,如今校園中所存鄧仲元將軍立像,復制自黃花崗仲元墓前的原作(由著名詩人、雕塑家李金發創作于1936年)

自幼“短小警敏,嗜足球”

後頗善文辭,且敏于時事

順著冼玉清先生的筆觸,記者在浩瀚史料中再作找尋,獲得更多關于梁鏡堯的記載,其文韜武略其來有自。

梁鏡堯自幼“短小警敏,嗜足球,以體育號召儕輩”,1912年入讀天津南開中學,與1913年入校的周恩來亦有交集。南開史料及多種天津地方文史資料上均有記載,曾受張伯苓校長聘請任南開學校武術教習的武術家韓慕俠,1915年在天津《益世報》上刊登義務授徒啟事,當時慕名前來學藝的南開學生便有周恩來、于文志、梁鏡堯、何樹新和岳潤東等人。

韓慕俠之子韓少俠上世紀80年代曾撰寫長文《我的父親韓慕俠》(見天津《西青文史》1997年12月號),幾處提到梁鏡堯,可見其習武之用心,頗得師傅器重。在韓慕俠弟子起草的《敬告國人練習形意拳提倡武術書》文後署名“同啟者”的十人中,梁亦列倒數第三位。1918年夏,韓慕俠獲博物院頒發“蒼玉武師牌”。梁鏡堯還特制插屏一幀,真實記錄了過程,這段落款為“民國十年一月八日梁鏡堯撰、海陽周予孜書”的幀文長370余字,還從《説文解字》中關于“玉”的解釋引申開去,用“夫牌以玉為質是喻先生仁義智勇潔五德俱備也”來稱道韓師。文中提到的那份啟事、“武師玉”插屏以及“蒼玉武師牌”,至今仍保存完好。

求學期間的梁鏡堯頗善文辭,且敏于時事,不憚于發表個人見解。記者發現梁鏡堯最有可能被廣為人知的文字,出自他身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卷入的一場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婚姻與愛情觀念”大討論。

事由1923年北大生物係教授譚熙鴻(仲逵)在妻子去世後,很快與妻妹陳淑君同居並結婚而起。曾與陳淑君有口頭婚約的廣東學生沈厚培聞訊後上京,散發傳單,並投書《晨報》,斥為“背德負義”。因譚是北大教授,陳家另有女兒即汪精衛夫人陳璧君,均屬社會名流,且此事關乎當時新舊思潮激烈交鋒的婚姻家庭觀念,自然掀起軒然大波。同年4月29日,中國現代性學先驅、北大哲學係教授張競生在《晨報副刊》上撰文《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研究》,公開為譚、陳辯護,從理論上提出了與傳統觀念不同的“愛情四定則”。《晨報副刊》編輯孫伏園敏銳地抓住這個熱點,策劃了大規模係列討論。5月28、29日兩天,連續刊出了梁鏡堯撰寫的近四千字長文,其文針鋒相對地反駁張競生的觀點,描述愛情定則為“無條件、不可比較、不可變遷的”,且反對將“夫妻關係歸為朋友之一種”。他在文中寫道:“愛不只是男女之愛,還有母子姊妹之愛,國家民族之愛,即如生物中最普通易見的,貓狗之愛其子,蜂蟻之愛其群。這些愛情,能把‘真相畢露’,其真摯勇敢之氣,真有時比愛自己還厲害。常常有犧牲自己,而為他的。但他們的愛情,絕無條件的,在生物學説它是‘社會的動物’生存上一個必要‘本能’。在心理學説它是‘利他心’之表現。又心理學講:‘愛情愈深其愛亦愈專’。”

單從梁鏡堯這段文字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他的拳拳赤子之心。這篇長文,後又經張競生本人于6月22日在同一副刊上專文辯駁,成為後人論及此事件時必會提及的材料。

然梁鏡堯在北大期間的行跡,其余所見不多。有一則1923年3月7日京畿衛戍司令部檔案記載,北京學生聯合會在當年元宵節組織反軍閥的學生遊行,與軍警衝突,受傷學生名單中可見梁鏡堯。另,當年12月30日,校刊中有小啟事,梁鏡堯聲稱“辭去該校廣東同鄉會文牘一職”,但未提及原因。

1946年,仲元中學從韶關遷回廣州時,曾借觀音山上的仲元圖書館辦學

一生克己厚人

與多位廣東文化名人相交

梁鏡堯一生追慕高義,克己厚人,人生軌跡與多位廣東文化名人交互生輝。

他十余歲時在澳門拜名儒陳子褒先生為師。陳子褒是20世紀初著名平民教育家,自號“婦孺之仆”。梁鏡堯為陳先生日日以後漢之氣節與宋明之義理相砥礪,深受影響。1941年梁鏡堯在曲江被授仲元中學校長一職,曾有感于先師陳子褒,表示“此亦可以有為也”。他精誠治校,成績卓然,亦令同門的冼玉清感嘆“子褒師有傳人也”。

冼玉清同為陳子褒先生門下弟子。她在求學期間並未與梁鏡堯相識,只在學生堂帖中認得其姓名。1927年,梁鏡堯回到廣東,得知冼玉清任教于嶺南大學,便投書敘舊,一起商議過刻印陳子褒先生遺集事。抗戰期間,嶺大遷至曲江,冼氏與梁家才多有來往。每次冼玉清去鶴衝鄉仲元中學拜訪,梁鏡堯都率全家步行到車站迎接,安排她住在學校最好的校董室,以親人姐妹之禮相待,以示對“委身教育堅忍卓絕”者的尊崇。他們還曾前往附近的湘軍墳場憑吊,追慕英烈,只不料鏡堯不久後亦埋忠骨于此。

1945年梁鏡堯殉國後,在仁化避難的冼玉清曾寫下挽詩一組,其一雲:“赤手撐持無斧柯,頭顱如許奈伊何。幹城竟屬書生事,哭爾寧如哭國多!”(發表于《宇宙風》雜志1946年142期)。

記者出身的國民黨元老馮自由則寫過《梁鏡堯之忠義與廖平子之淡泊》一文(見《子曰叢刊》1948年第4期),認為相較于當時國民黨政府先後從廣州、曲江不抗而走的做法,梁鏡堯師生為國捐軀“不獨為粵人生色,亦足為廣東保持‘革命策源地’的榮譽”。馮自由還詳述了梁鏡堯與同盟會會員廖平子的生死之交。廖平子也是順德人,曾堅持自辦手寫書畫雜志宣傳抗日,還曾以鬻畫所得參與捐購滑翔機,支援前線。梁鏡堯避居港澳時結識廖平子,敬其道德文章而尊為師長。1940年入曲江任職後,梁曾力邀廖前往仲元任教,優禮備至。廖平子去世後,梁鏡堯寄一封長函給馮,詳述廖抵達曲江後的生活情態、病勢以及言行、詩文創作等,淒婉真摯。足見梁廖二人肝膽相交。

後續

記梁家幼子梁元博

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為梁鏡堯和梁鐵父子二人頒發“革命烈士”證書。在那場戰鬥中被日寇刺傷脊椎導致終身癱瘓的梁家幼子梁元博,也得到了認定。時年已過五旬的梁元博,已經千辛萬苦,成為一位著名的海洋地質學家。

在那個媒體遠不如今日發達的時代,記者只能從零星的報告文學、材料中了解到梁元博後來的一些經歷。他的病情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得到正規診治,不得不終身靠輪椅代步。在家人和熱心人的持助下,梁元博以不可思議的頑強意志,自學外語,補習相關科技知識,直至能翻譯海洋科學領域的專業教材、科技文章。1959年,南海海洋研究所成立,因得到時任廣東省委文教書記區夢覺的關注,梁元博正式進入該所,開始在專業學術領域卓有建樹。

梁家三兄妹梁元博、梁鐵、梁小冰(左至右)

搜尋尾聲,記者竟還發現——2017年,香港大學地球科學係主任宗永強教授回廣州,找到羊城晚報社看望當年報道他“豬肉佬自學成才”故事(詳見《羊城晚報》1980年12月15日頭版報道)的老記者劉婉玲,感激這份媒體的關注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在他的敘述中,筆者忽然看到了那個熟悉的名字:梁元博。

為此,宗教授在香港寓所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的電話採訪,他緩緩説道:“是的,梁元博老師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導師。”

宗永強説,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仲元子弟”。其祖父與梁鏡堯先生曾在第七戰區同事,祖父將三個兒子(其中宗永強的父親與梁元博只相差一個年級)都送到仲元讀書,兩家是世交。1975年中學畢業未能繼續升學的宗永強,一邊在肉菜市場當“豬肉佬”,一邊自學外語。學習遇到困難,他父親很自然地想到請梁元博幫忙輔導。數年間,他每周至少三個晚上會去梁家,勤學外語,也了解了這位世伯不平凡的人生。“人家今天説我是在逆境中自學成才,其實梁老師的奮鬥比我艱難太多倍!”

宗永強告訴記者,梁鏡堯、梁鐵犧牲後,元博又拖著傷殘之軀需要醫治,梁家生計非常艱難。梁秋河終身未嫁,一直和他們一起生活,靠當老師,與元博的母親一道支撐家庭。梁元博文筆不錯,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回到廣州,經常向報紙雜志投稿,但至少在三、四年間沒有任何進展。宗永強還記得大約在1948年冬天,梁元博寫過的一篇日記(曾給宗永強看過),文辭優美地描述自己看到院中的花樹每年秋冬枝條就被修剪得光禿禿的,但待春夏來臨重又復蘇,鮮花爛漫,並因此很受觸動,從中感悟到人生真諦。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梁元博才迎來生命的又一轉折點。國家百廢待興,但當時連一本像樣的地質學教材都沒有,急需引進。梁元博剛好從另一位仲元師長的兒子雖有聾啞之疾卻通過學習英語並翻譯科技書籍一事中得到啟迪,開始了終身不輟的自學,最終一連翻譯了三本當時國際公認的地質學權威著作(包括俄文、英文)。

今天,我們已很難將這段傳奇經歷“復盤”,梁元博已去世二十多年。但我們仍能看到,他不僅以知識改變了自己命運,數十年之後,還親手扶持了另一位有志青年宗永強,以同樣的路徑、同樣的堅忍成為新一代科學家。

而仲元師生抗敵往事,距今也已七十三載又半。歷史綿延不絕,個體生命層出不窮,總有那麼一些人,將自己生命的源頭上溯到我們民族精髓的深處汲取養料,以自身的言行托付眾生,以精神感召後世。

梁鏡堯,正是這樣的賢者。

(本文圖片來自仲元中學所提供資料。感謝該校周曼茹、程茂華、廖永堅、林煜培等老師的大力幫助。)

編輯:邱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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