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沈從文” 這個大作品呈現出來

來源:金羊網 作者:鄧瓊 發表時間:2018-06-24 17:49
張新穎 湯銘明 攝

□金羊網記者鄧瓊

今年5月30日,沈從文先生離世30周年。一段時間,各種有關的回憶文字、文本選集或研究成果相對集中涌現,不斷喚起人們對這位先以文學創作聞名于世、再憑物質文化史研究名留當代的大家更豐富的認知。其中,復旦大學教授張新穎繼四年前出版《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之後,又推出了專著《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

張新穎曾以《沈從文九講》獲得羊城晚報“2016花地文學榜·年度文學評論”榮譽。此次他堅持以“最大限度貼近傳主文本”的獨特方式,成就了其個人完整意義上的“沈從文傳”,這可以説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肇始的“沈從文研究熱”以來一部集大成著作。但張新穎拒絕輕易定義任何“典型”,無論是沈從文之于跌宕起伏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還是他自己的文本研究之于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他都強調出自“個體的力量”,而不宜冠之以普遍意義,也不存在啟發或示范。他溫和地説:“我是一個特別不戲劇化的人,只是慢慢理解、明白一點東西,日積月累。”

本來在《沈從文的後半生》的開篇“説明”部分,張新穎曾説,當時只從“後半生”寫起,是為了避免與其他研究者“大同小異的重復工作”,但為何時隔四年又“自食其言”了呢?羊城晚報記者的專訪就從這個問題開始——

著意寫十多年的痛苦時期

羊城晚報:您什麼時候改變了主意,又開始寫沈從文的上半生呢?

張新穎:確實是“自食其言”。開始只想寫“後半生”,除避免重復,也因《沈從文全集》中新見到的材料更集中在這個時期。但我在寫作過程中,越來越感到,沒有“前半生”,對“後半生”的理解也不會充分;等到寫完,這個感受就更強烈了,後半生重新“照見”了前半生——回頭再看,“前半生”見出了新的氣象,讓我們産生新理解。再加上很多師友鼓勵,這樣過了兩三年,就真動筆寫起《沈從文的前半生》來了。

羊城晚報:細讀這本“前半生”,似乎在引述沈從文原始文字方面,不像“後半生”那麼密集。您作為傳記的寫作者,仍然是藏在後面的嗎?

張新穎:“前半生”因為有較多大家相對熟悉的內容,但不能不寫,否則這個傳記就不完整了,但也用不著像“後半生”那樣密密麻麻地寫,所以確實有些地方我是有意簡寫的。但整體上的寫法和宗旨,與“後半生”差不多。

傳記作者最重要的責任是寫傳主,不是表現自己,應該令讀者被傳主所吸引。當然不可能沒有寫作者自己,最簡單的道理,不同的寫作者寫同一個傳主也會不一樣;但這個“自己”並不需要直接站到舞臺上。

羊城晚報:與之前數本以沈從文的前半生為主要內容的傳記相比,您這本傳記的獨到之處在哪裏?

張新穎:這本“前半生”中關于抗戰之後的沈從文的章節,那十多年的痛苦時期,是我著意要寫的。這也是寫這本“前半生”的重要原因,一般讀者更熟悉的只是抗戰之前的沈從文。

沈從文從青年時代、北京寫作開始確立的自我,是以個人開創文學事業、找到出路為宗旨,在上世紀30年代他就達到了。但當他獲得成功,擁有了顯著的文壇地位、有很多人關注時,沈從文會想得更多。30年代中後期、抗戰前後,沈從文開始從新文學的前途命運高度來關心人民、社會、國家、民族的前途,這時舊的那個自我就不夠用了。他很痛苦,面對非常多的眾多問題,又執著地要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尋找改造中國的道路,所以不斷針對現實問題去發言、跟人論爭……這第二次“自我確立”的過程,充滿了與現實社會的矛盾,確立不得、解決不了,他痛苦的最高潮就是瀕于發瘋、自殺,自殺不成才慢慢轉彎。

羊城晚報:也就是説,沈從文直到後來改行、在另一條路上堅韌向前,才真正完成了他開始于上世紀40年代的第二次自我確立?

張新穎:可以這樣説。過去的傳記當然也涉及沈從文的四十年代,出于各種原因所以不太詳細。但我覺得一個生命遭遇了巨大痛苦,一定是很重要的一個階段,如果不好好寫出來,等于將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些元素拋棄掉了。這個階段沈從文不是遇到文學創作的瓶頸,而是被各種問題纏住了,沒有余力去創作,他覺得有比寫小説更重要的問題。

貌似“八卦”的史料新發現

羊城晚報:您認為沈從文到底是在什麼時候徹底熄滅了文學創作的心、轉而全力從事物質文化史的研究?

張新穎:沈從文一直沒有熄滅文學創作的心,只是不再寫了,但一直心有不甘。他把精力全盤轉到從事雜文物和物質文化史研究上來,應該是到歷史博物館之後。

羊城晚報:有評論認為您這兩本傳記連起來看,如果撇開學術著作的“非虛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一部“成長小説”?

張新穎:我當然不便以此自詡,但很喜歡這個説法。我用的材料非常嚴格,每一條都經得起檢驗,從這個意義上説這當然是歷史、傳記寫作,但如果將這些實際發生過的材料當作情節,説成是一部有關沈從文的成長小説,也很好!

一般人看作家傳記,對傳主都會有一定了解或看過作家的作品,我們看小説一般對主人公是完全不了解的,但還是可以津津有味地看下去。如果你並沒有讀過沈從文的作品,單來看他的傳記,卻完全不掩其精彩!他的作品今天還經得起閱讀,他的人生特別完整。因為他在1949年後不再創作,通常人們覺得沈從文的人生是殘缺而有遺憾的,但隨著他後半生的經歷被梳理,其實沈從文是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堅持自己的信念,從生命完成度來説,他比很多作家都更完整。沈從文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大的作品,我就是把這個作品呈現出來。

羊城晚報:在這本“前半生”當中,您披露了一些之前傳記中難以詳見的素材,例如關于沈家九妹的病況、沈從文幾次情感上的“發炎”和“偶然”……有些看上去貌似“八卦”,但都是沈從文研究史料的新發現。

張新穎:最近二三十年來,沈從文本人的資料、他所交往的人的資料都大量出現,對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家喜歡談論沈從文,至少對傳記作者來説,他生命中發生過的事我不能回避,但我也不能亂説。

我既不回避也不渲染,材料使用上一定要慎重。比如朱自清昆明時期的日記裏提到“從文有戀愛故事”,很多人就從這句話來生出許多猜測。其實他們沒讀懂,這句話之前還提了一句“玉龍堆四號人物”,是以住處代指人物,暗指高韻琇(青子),即與沈從文幾年前的一段情感為同一女主角。這確實不能添油加醋,靠想象、發明更不行。

二十世紀中國的大故事

羊城晚報:在大學教師這個身份上,您與沈從文相同。學生們怎樣看待您的研究,又如何看待沈從文?

張新穎:一般現代作家的作品現在年輕人還喜歡看的不多了,沈從文是其中之一,從每年自願選寫相關論文的人數上也可看出。很多年來,我都上一門關于沈從文的課,很高興能引起學生讀他作品的興趣,同時也從他們的閱讀理解中得到不少啟發。這門課的期末論文,我很有興趣看,常常發現自己沒有想到的東西。我覺得老師不要把經典之類強加給學生,要能打開一扇門,要他們自己去發現裏面的意義。

羊城晚報:《沈從文全集》出版至今已近十年,沈從文的文字或史料還時有發現嗎?

張新穎:是的,增補的工作一直有收獲。我前年曾聯係過沈從文先生的兒子沈虎雛先生,他在編全集的補遺,當時都已編到了900多頁,他父親不連貫的手稿、文字殘片還有一麻袋,也在整理。

羊城晚報:您至今還是不肯承認自己是沈從文研究專家嗎?

張新穎:因為研究沈從文的書得到大家的注意,我當然也高興。我不願意承認自己是沈從文研究專家,這既不是謙虛,也不是驕傲,不是故作姿態,而是不願意被定義,特別是不能畫地為牢。人應該是一個敞開的狀態,這也是我研究沈從文得到的很好的教育。

羊城晚報:下一個研究對象會是誰?

張新穎:接下來我會出一本小書,就是最近,在譯林出版社出《九個人》。這九個人是沈從文、黃永玉、賈植芳、路翎、穆旦、蕭珊、巫寧坤、李霖燦、熊秉明。除了沈從文,其他幾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出生在一九一年代至二年代前幾年之間,到三、四年代已經成長或成熟起來。他們不同于開創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後的一代或幾代,其區別性的深刻特徵在于,他們是新文化晨曦之際——這個短暫的歷史時段非常重要——的兒女,帶著這樣的精神血脈和人格底色,去經歷時代的動蕩和變化,經歷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這九個人的故事,自然交織進二十世紀中國的大故事;與此同時,卻並未泯然其中。他們是那麼一些難以抹平的個體,不只是屬于大故事的動人篇章,更是獨自成就的各個人的故事。

讀者也許能感覺到這本小書和我寫沈從文的書之間的精神聯係。

編輯:邱邱
數字報

把“沈從文” 這個大作品呈現出來

金羊網  作者:鄧瓊  2018-06-24
張新穎 湯銘明 攝

□金羊網記者鄧瓊

今年5月30日,沈從文先生離世30周年。一段時間,各種有關的回憶文字、文本選集或研究成果相對集中涌現,不斷喚起人們對這位先以文學創作聞名于世、再憑物質文化史研究名留當代的大家更豐富的認知。其中,復旦大學教授張新穎繼四年前出版《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之後,又推出了專著《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

張新穎曾以《沈從文九講》獲得羊城晚報“2016花地文學榜·年度文學評論”榮譽。此次他堅持以“最大限度貼近傳主文本”的獨特方式,成就了其個人完整意義上的“沈從文傳”,這可以説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肇始的“沈從文研究熱”以來一部集大成著作。但張新穎拒絕輕易定義任何“典型”,無論是沈從文之于跌宕起伏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還是他自己的文本研究之于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他都強調出自“個體的力量”,而不宜冠之以普遍意義,也不存在啟發或示范。他溫和地説:“我是一個特別不戲劇化的人,只是慢慢理解、明白一點東西,日積月累。”

本來在《沈從文的後半生》的開篇“説明”部分,張新穎曾説,當時只從“後半生”寫起,是為了避免與其他研究者“大同小異的重復工作”,但為何時隔四年又“自食其言”了呢?羊城晚報記者的專訪就從這個問題開始——

著意寫十多年的痛苦時期

羊城晚報:您什麼時候改變了主意,又開始寫沈從文的上半生呢?

張新穎:確實是“自食其言”。開始只想寫“後半生”,除避免重復,也因《沈從文全集》中新見到的材料更集中在這個時期。但我在寫作過程中,越來越感到,沒有“前半生”,對“後半生”的理解也不會充分;等到寫完,這個感受就更強烈了,後半生重新“照見”了前半生——回頭再看,“前半生”見出了新的氣象,讓我們産生新理解。再加上很多師友鼓勵,這樣過了兩三年,就真動筆寫起《沈從文的前半生》來了。

羊城晚報:細讀這本“前半生”,似乎在引述沈從文原始文字方面,不像“後半生”那麼密集。您作為傳記的寫作者,仍然是藏在後面的嗎?

張新穎:“前半生”因為有較多大家相對熟悉的內容,但不能不寫,否則這個傳記就不完整了,但也用不著像“後半生”那樣密密麻麻地寫,所以確實有些地方我是有意簡寫的。但整體上的寫法和宗旨,與“後半生”差不多。

傳記作者最重要的責任是寫傳主,不是表現自己,應該令讀者被傳主所吸引。當然不可能沒有寫作者自己,最簡單的道理,不同的寫作者寫同一個傳主也會不一樣;但這個“自己”並不需要直接站到舞臺上。

羊城晚報:與之前數本以沈從文的前半生為主要內容的傳記相比,您這本傳記的獨到之處在哪裏?

張新穎:這本“前半生”中關于抗戰之後的沈從文的章節,那十多年的痛苦時期,是我著意要寫的。這也是寫這本“前半生”的重要原因,一般讀者更熟悉的只是抗戰之前的沈從文。

沈從文從青年時代、北京寫作開始確立的自我,是以個人開創文學事業、找到出路為宗旨,在上世紀30年代他就達到了。但當他獲得成功,擁有了顯著的文壇地位、有很多人關注時,沈從文會想得更多。30年代中後期、抗戰前後,沈從文開始從新文學的前途命運高度來關心人民、社會、國家、民族的前途,這時舊的那個自我就不夠用了。他很痛苦,面對非常多的眾多問題,又執著地要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尋找改造中國的道路,所以不斷針對現實問題去發言、跟人論爭……這第二次“自我確立”的過程,充滿了與現實社會的矛盾,確立不得、解決不了,他痛苦的最高潮就是瀕于發瘋、自殺,自殺不成才慢慢轉彎。

羊城晚報:也就是説,沈從文直到後來改行、在另一條路上堅韌向前,才真正完成了他開始于上世紀40年代的第二次自我確立?

張新穎:可以這樣説。過去的傳記當然也涉及沈從文的四十年代,出于各種原因所以不太詳細。但我覺得一個生命遭遇了巨大痛苦,一定是很重要的一個階段,如果不好好寫出來,等于將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些元素拋棄掉了。這個階段沈從文不是遇到文學創作的瓶頸,而是被各種問題纏住了,沒有余力去創作,他覺得有比寫小説更重要的問題。

貌似“八卦”的史料新發現

羊城晚報:您認為沈從文到底是在什麼時候徹底熄滅了文學創作的心、轉而全力從事物質文化史的研究?

張新穎:沈從文一直沒有熄滅文學創作的心,只是不再寫了,但一直心有不甘。他把精力全盤轉到從事雜文物和物質文化史研究上來,應該是到歷史博物館之後。

羊城晚報:有評論認為您這兩本傳記連起來看,如果撇開學術著作的“非虛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一部“成長小説”?

張新穎:我當然不便以此自詡,但很喜歡這個説法。我用的材料非常嚴格,每一條都經得起檢驗,從這個意義上説這當然是歷史、傳記寫作,但如果將這些實際發生過的材料當作情節,説成是一部有關沈從文的成長小説,也很好!

一般人看作家傳記,對傳主都會有一定了解或看過作家的作品,我們看小説一般對主人公是完全不了解的,但還是可以津津有味地看下去。如果你並沒有讀過沈從文的作品,單來看他的傳記,卻完全不掩其精彩!他的作品今天還經得起閱讀,他的人生特別完整。因為他在1949年後不再創作,通常人們覺得沈從文的人生是殘缺而有遺憾的,但隨著他後半生的經歷被梳理,其實沈從文是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堅持自己的信念,從生命完成度來説,他比很多作家都更完整。沈從文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大的作品,我就是把這個作品呈現出來。

羊城晚報:在這本“前半生”當中,您披露了一些之前傳記中難以詳見的素材,例如關于沈家九妹的病況、沈從文幾次情感上的“發炎”和“偶然”……有些看上去貌似“八卦”,但都是沈從文研究史料的新發現。

張新穎:最近二三十年來,沈從文本人的資料、他所交往的人的資料都大量出現,對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家喜歡談論沈從文,至少對傳記作者來説,他生命中發生過的事我不能回避,但我也不能亂説。

我既不回避也不渲染,材料使用上一定要慎重。比如朱自清昆明時期的日記裏提到“從文有戀愛故事”,很多人就從這句話來生出許多猜測。其實他們沒讀懂,這句話之前還提了一句“玉龍堆四號人物”,是以住處代指人物,暗指高韻琇(青子),即與沈從文幾年前的一段情感為同一女主角。這確實不能添油加醋,靠想象、發明更不行。

二十世紀中國的大故事

羊城晚報:在大學教師這個身份上,您與沈從文相同。學生們怎樣看待您的研究,又如何看待沈從文?

張新穎:一般現代作家的作品現在年輕人還喜歡看的不多了,沈從文是其中之一,從每年自願選寫相關論文的人數上也可看出。很多年來,我都上一門關于沈從文的課,很高興能引起學生讀他作品的興趣,同時也從他們的閱讀理解中得到不少啟發。這門課的期末論文,我很有興趣看,常常發現自己沒有想到的東西。我覺得老師不要把經典之類強加給學生,要能打開一扇門,要他們自己去發現裏面的意義。

羊城晚報:《沈從文全集》出版至今已近十年,沈從文的文字或史料還時有發現嗎?

張新穎:是的,增補的工作一直有收獲。我前年曾聯係過沈從文先生的兒子沈虎雛先生,他在編全集的補遺,當時都已編到了900多頁,他父親不連貫的手稿、文字殘片還有一麻袋,也在整理。

羊城晚報:您至今還是不肯承認自己是沈從文研究專家嗎?

張新穎:因為研究沈從文的書得到大家的注意,我當然也高興。我不願意承認自己是沈從文研究專家,這既不是謙虛,也不是驕傲,不是故作姿態,而是不願意被定義,特別是不能畫地為牢。人應該是一個敞開的狀態,這也是我研究沈從文得到的很好的教育。

羊城晚報:下一個研究對象會是誰?

張新穎:接下來我會出一本小書,就是最近,在譯林出版社出《九個人》。這九個人是沈從文、黃永玉、賈植芳、路翎、穆旦、蕭珊、巫寧坤、李霖燦、熊秉明。除了沈從文,其他幾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出生在一九一年代至二年代前幾年之間,到三、四年代已經成長或成熟起來。他們不同于開創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後的一代或幾代,其區別性的深刻特徵在于,他們是新文化晨曦之際——這個短暫的歷史時段非常重要——的兒女,帶著這樣的精神血脈和人格底色,去經歷時代的動蕩和變化,經歷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這九個人的故事,自然交織進二十世紀中國的大故事;與此同時,卻並未泯然其中。他們是那麼一些難以抹平的個體,不只是屬于大故事的動人篇章,更是獨自成就的各個人的故事。

讀者也許能感覺到這本小書和我寫沈從文的書之間的精神聯係。

編輯:邱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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