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曾經的一劍走江湖，取決于羊城晚報人的政治膽識，更取決于岭南這片土地的包容，那末，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當遍地英雄都擁有相同优勢，《羊城晚報》靠什么自立于傳媒之林？

九十年代的傳媒，什么是頭版主流？人們自然會想到小平南巡；想到珠海科技富翁；想到四小龍；想到全面牽動社會神經的國企改制……
社會正走向多元，《羊城晚報》需要更多的興奮點，讀者何嘗不是？
看看這些標題吧：《一宗罕見的重婚案》、《廣州沙河大街發生當眾猥褻孕婦慘劇》、《公德！廣東人別丟了公德》、《評說罷跪沉重命題》……話題背后，是价值觀的迷惘。

“廣東人除了金錢以外還有什么？”面對外省人的疑問，廣東人很困惑。

當年總編室內，討論過這樣一個命題：是否應該于傳統五倫之外，提出第六倫概念———即在陌生人之間建立起良性倫理關系？

這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羊城晚報》執著于宣傳典型人物的原因。事實上，故事只是一個殼，內核正是道德重建。再來看看這些精心設計的欄目：《友愛在車廂》、《一個和一群》、《兩個和千百個》，好軍嫂韓素云、好母親姚慈賢、活雷鋒陳觀玉、好心人周期望……全部具有道德示范的意義。他們与陌生人、与親人、与鄰里之間發生的故事中，蘊藏著傳統美德，這正是人們想要而現實社會所缺少的。

建立新型倫理關系并不僅僅在社會層面，當“經濟新倫理”、“環境新倫理”的概念首次在《羊城晚報》提出，并以開設欄目的方式推出系列文章時，同樣引起了嚴肅的思考。

重建行為規則和道德秩序，新聞需要与現實緊密互動。至今人們仍津津樂道于九十年代的這些杰作———追豬、打果霸、尋找賣花女、滾動報道東星輪大劫案、追蹤泌陽奇案、新聞扶貧、重走長征路之播火者行動……

新聞的力度和思想的深度，是《羊城晚報》的當家优勢。靠著這优勢，《羊城晚報》為自己爭取到了應對競爭挑戰的回旋空間。

翻閱當年的報紙，給人一個強烈感覺：不僅僅是經濟，也不僅僅是道德，而是整個社會秩序，包括報業自身，都在經歷著一個打翻重塑的過程。而越來越近的法制建設的腳步聲，預示著一個以秩序和規范為特征的新時代即將到來。

就算經歷過大風大浪的前輩們，也從未遇到過這种能給人帶來如此多危机感，如此多困惑，如此多机遇，更帶來如此多興奮的局面。這是新一代羊城晚報人自己的舞台。

《羊城晚報》有一群天生為她而生的人，把辦報當作事業，而不是飯碗。競爭逐漸使人明白，僅僅會辦報是不夠的，還是那句話，必須“另辟蹊徑”，重新學習、适應市場，這是時代帶來的全新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