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新華社攝影記者高學余在汶川地震重災區———北川縣采訪。

●曉冬、阿朱廣州某報社記者（受訪者均為化名）

5月12日下午，汶川地震發生不久，任職廣州某報社記者的曉

曉冬被分派到四川青川縣采訪，總共11天。11天里，曉冬經歷了災區發生的几次大余震：在這里，他目睹兩山合并將村庄深埋地下，親歷堰塞湖威脅幸存者的生命……他還遇到翻過几座山逃出來的倉皇的老百姓。青川是九寨溝景區的一個延伸景點，曉冬曾經想過，如果沒有大地震，在將來的某一天，他也許會作為旅游者來到這里。

阿朱也是位采訪者，但這次在災難面前，他對自己的職業產生了某种不安。“別人都在救災，我卻在想著怎么寫他們。”和他不一樣，曉冬則對自己的工作有著明晰的認知：報道，就是我們救災的形式。

■新快報記者　杜寶儀

一連數日，結束了四川震區采訪返回廣州的曉冬，每天起床頭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視看震區新聞，強迫症似的。偶然，他看見窗外城市里的高樓大廈，也不免要焦慮：要是地震了，人們該往哪躲？第三天，被妻子責怪“總是心不在焉”的他終于忍不住去報社找領導———“我想回災區，什么時候能出發？”

回來還好嗎？

“忽然覺得做什么都沒有意義了。”

記者：听說你們回廣州后，天天除了看災區新聞，什么事都不想干了？

曉冬：是。老婆說我對她也不關心了，總是心不在焉。我每天一起床就看新聞，總感覺如果不關注這些消息，就會有很大的道德壓力，更不去什么娛樂活動。其實從青川回到成都時，看見有些記者穿著干淨的白衣服，我心里都覺得不舒服，身邊的人沒法理解。

阿朱：忽然覺得做什么都沒意義了，要說歌舞升平心里更不舒服。回廣州的第一晚，我隔一會就打個電話給四川的同事詢問情況，而且還不停地對自己進行道德譴責，時時陷入回憶中。實在難受就打給曉冬，結果發現大家的症狀都一樣。后來，我們一塊掏了2000多塊錢，去超市買了奶粉和女性衛生用品捐給“愛心媽媽”志愿組織，才稍微釋怀些。

記者：最初去震區采訪，有沒有擔心生命危險？

曉冬：來不及想這些。12日下午在報社接到四川地震的消息，馬上進入職業狀態，當時身上啥都沒帶就奔向机場，但等到晚上机場通知航班取消了，又回家收拾些東西，凌晨1點多坐報社的車出發。報社很多同事還是自發去的，領導都覺得控制不了。我老婆一開始听說我要去不同意，后來在電視上看到死的人越來越多，就很支持我，還讓我多帶些錢去援助。

有過害怕嗎？

“現在身邊只要有人腿抖一抖，都會緊張。”

記者：你們采訪的地方余震不斷，當時害怕嗎？

曉冬：我經歷的余震比較多，几乎有十几次，不怕是假的。最恐怖的一次是18日凌晨1點多，人很疲憊，把衣服全洗了就躺下睡覺。當時我和司机住在廣元市區唯一正常營業的賓館的6樓，感覺地震了，馬上人就慌了，想著怎樣才能最快地從6樓逃到1樓，但還沒想好就已經逃下去了，一個腳趾還被撞出血。司机還看見街上有個女人拿著胸罩就跑出來了。

現在我時常恍惚覺得會有余震，就是房子在晃啊晃的，又比如身邊只要有人的腿抖一抖，我都會很緊張，得停下來几秒鐘，時刻准備著撒腿就跑。

記者：全國哀悼日那天，采訪當地情況是怎樣的？你又是怎么過的？

曉冬：說實話，我沒想過要特地哀悼。雖然之前知道那天是哀悼日，但我當時在神經緊張地采訪，正好在哀悼時間前后几分鐘，我所在的紅光鄉又發生了5.4級余震，我离倒塌的山体只有几公里，身邊的一面土牆差不多要倒下來，我立刻站起來，感覺到地面在強烈地收縮和聚攏，原來坐的地方還裂開了一條縫，我立刻拍了張照片。附近部隊和志愿者的救援車都在忙著救援，都沒有鳴笛。

阿朱：當時我正在成都紅十字會門前采訪志愿者，當街上的汽車鳴笛哀號響起，所有的人都默然佇立，有些人還在手腕上綁了一朵白花。我的腦海里忽然就浮現出殯儀館里那些孩子的尸体，一下子淚就下來了。我平常很少動情，很少哭，這回忍不住了。

采訪矛盾嗎？

“你們記者有點素質好不好？” 

記者：沿途看見很多活下來的受災群眾，有沒有幫助他們？

曉冬：我們每天都備好一些面包餅干才出發。有一晚8點，我在帳篷里采訪，抗震救災指揮部的工作人員都走了，受災群眾仍然不斷地從各個村里逃出來到這里，他們找不到吃的，很迷茫，連接下來該往哪里走都不知道，我就回車上去，把所有東西都分給他們。

阿朱：每天出去采訪，我都會帶一些干糧。但是在災區采訪是很少有食欲的，并不覺得餓，在采訪回去時就會把吃的全部留給災民。

曉冬：只有親身經歷過了，你就會覺得他們也像你的兄弟姐妹一樣，和你的親人一樣重要。可是回來以后，我覺得自己做得很不夠。像我有個同事，曾經有個女人在路上向他求救，孩子長期沒有水洗屁股，屁股爛掉了，他也沒辦法，回來在博客上反复提到這事。

記者：有沒有過這樣的矛盾，是采訪重要，還是救人重要？

曉冬：采訪就是救災！我一直是這么想的，之所以選擇采訪青川，是因為這個地方几乎沒什么人知道，也很少人能進去，很多人在等待死亡，直到17日才有消防隊能開進那里。當地受災群眾最希望的就是得到一包方便面、一根彩條布。我希望能盡快把這些信息發出去，不再為了寫得好看、寫得精彩。

阿朱：內心的沖突在這次采訪中比較集中。作為一個記者，當一名傷者被救出，職業要求你去采訪他的故事，去向他問這問那，但從人性的角度出發，又要求你不能打扰他，他應該得到休息，回憶也許是加重了一次心理創傷。

這一次，我對采訪這個職業的不義感特別強烈。比如從映秀鎮用沖鋒舟向外運傷員，很多記者急著出來發稿子，跟受災群眾搶船坐，被武警罵“你們記者有點素質好不好”。這個時候，職業要求与記者的人性會產生很大的撕裂感，我想這一幕會讓一個有良知的記者回想起來就隱隱作痛，也許會隱痛一輩子。

曉冬：我后來發現寫了這些稿子也沒見得幫上什么忙。到我离開的時候，青川鎮一共才只有1万多頂帳篷，很多災民來到指揮部，等了几天都等不到帳篷，就這樣睡在外頭，從外地回鄉的人就更無法安置了。有些瓦礫堆里可能有幸存者，但沒人能進來救，而有些地方，像紅光鄉東河村，5月16日日本救援隊才被安排到這里來了，他們只能對著空曠的山間谷地默哀鞠躬，然后离開。

流過眼淚嗎？

“很多受災群眾圍著一塊內臟指指點點，說是人的內臟，但沒人搬走它或者埋起來。好像麻木了。”

記者：這十几天有沒有場景讓曉冬流淚的？

曉冬：沒，可能我沒見到過尸体，只看見幸存者背著棉被、衣服在陡峭的山体邊、小路上危險地走，有的人還用竹簍背老人。除了這些，他們一無所有。但一個紅光鄉的人對我說，他們現在還是受災群眾，不是難民，因為他們會得到政府幫助，可是如果政府不給好好安置，那就成了真正的難民。

記者：每天見到的都是那些饑餓受傷的受災群眾在哭訴，是不是麻木了？

曉冬：先說一個細節。我們曾經在青川縣中醫院宿舍樓旁看見過一塊內臟，還散發著腐臭，當時很多災民在現場圍觀，指指點點，說是人的內臟，但沒人搬走它或者把它埋起來，他們自己好像也麻木了。

有一個現象我到現在還是想不明白：我一路上采訪那些受災群眾，他們的家人死了或者失蹤，他們跟我說起來的時候表述很清晰，也沒有哭。也許災難來得太突然了，大家還沒來得及反應悲傷，都只是知道要拿方便面。我曾經看見一個孤儿很安靜地在帳篷里啃方便面。我時常想，他天黑的時候會不會哭著找爸爸媽媽。哎，想不明白，到底人性是怎么樣的。

阿朱：也許人都有一個悲傷休眠期，恐懼感過后，才會知道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