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結构的變化是社會關系結构轉型的突破口

我國經濟体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結果是所有制結构變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党認真總結以往在所有制問題上的經驗教訓,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体、多种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逐步消除所有制結构不合理對生產力的羈絆,形成了各种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

所有制結构的這种變化,深刻地影響著現階段我國社會關系結构的變化,因為它意味著蘊涵在勞動關系中的各种利益關系的深刻轉型,從而也意味著我國社會成員的社會角色—地位結构的重大轉變。由于這种變化對于所有牽涉其中的社會成員來說都是利害攸關的,因此,不難發現,這种結构變化所帶來的各种具体利益關系和內部矛盾,都需要我們認真地進行調節。實際上,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勞資矛盾已經開始以相當可觀的規模出現。据統計,1994年,我國勞動爭議仲裁机构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為12万件,到2006年增至44.7万件,12年間增長了272.5%;涉及人數從7.8万人增至68万人,增幅為7.7倍。而据我們在一些地方的實地調查,勞動爭議仲裁机构受理的爭議案件不到實際發生案件的10%。

社會階級階層結构的顯著變化

相對于改革開放之前而言,社會階級階層結构的變化是与我國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化的加速密切相關的。經濟非農化和人口城鎮化不斷擴大非農就業領域,提升職業結构的層級,形成更大的非農就業空間和職業升遷空間,從而為社會流動創造了客觀條件和需要。市場化的推進,所有制結构的重組,勞動關系結构的變革,以及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利益關系格局的形成,使得不同職業角色占有不同的社會資源,包括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組織資源,享有不同的綜合收益,從而擁有差別化的經濟社會綜合地位,形成社會經濟地位的分化,也就是社會學所說的社會分化,而社會階級階層結构就在這种社會分化過程中發生改變。

改革開放之前,在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构的构成主要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這樣兩個階級一個階層。改革開放以后,這兩個階級一個階層都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發生了分化。從農民中分化出了農民工,他們成為工人階級中的新成員;個体工商戶、私營企業主、各种非公有制企業和民辦非企業單位中的經營管理人員,也不斷從原來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中分化出來;原來的知識分子作為專業技術人員,國家机關、社會團体和各种企業事業單位中的辦事人員(俗稱"白領"),則在新的勞動關系下獲得相對獨立的新社會角色和社會經濟地位。

如果結合以資源占有為基礎的階級分析和以職業地位為基礎的階層分析這樣兩個社會學分析維度來考察我國當前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构,大致可以發現十個輪廓較為清晰的社會階層:國家与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体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以及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根据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在我國整個階級階層結构中,按全部經濟活動人口計算,這十個階層所占比重分別為0.5%、0.6%、0.6%、5.6%、6.5%、8.9%、8.4%、13.0%、50.3%与5.8%。如果考慮到農業勞動者中在此次調查中未被識別出來的第二類兼業人員的存在,并根据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三次產業就業結构以及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公布的私營企業投資者人數進行校正,則私營企業主、個体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和農業勞動者這五個階層的實際比例可能分別約為1%、10%、11%、15%与44%。

從這樣的比例關系中,可以獲得兩個基本判斷:一是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构已經具備了現代社會階級階層結构的基本要素和雛形,這是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构現代化的成果。二是我國階級階層結构的形狀還是一种金字塔形,結构底層比重過大,中間層規模過小,不利于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构的穩定以及与此相關的利益關系自我調節,不利于縮小收入和財富分配差距。党的十六大以來,中央多次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群体規模,十七大報告再次強調了這一點,認為這是加快社會建設和解決民生問題的重要途徑,這是非常正确的。

社會利益關系結构變化及其特征

所有制結构和階級階層結构的變化內在地具有利益關系結构變化的社會學含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里把所有制結构和階級階層結构都視為本質上是關系性的社會結构。与此同時,我國社會利益關系結构變化還有其自身的特征。任何社會改革都意味著社會利益關系的重組。改革的廣度和深度越大,利益關系重組產生的社會影響就越廣泛深遠。党的十七大報告認為,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涉及全局影響深遠的革命。可以說,這場革命的影響最深遠之處,就是我國社會利益關系格局的深刻調整,這种調整表現在多個方面。

首先,社會成員的利益實現路徑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形成了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利益分配体系,除了勞動之外,其他主要生產要素,包括資本、技術以及部分情況下的土地,都可參与分配。其中,資本要素參与分配對整個分配格局的影響最為重大深遠。

其次,利益實現机制的變化。亦即整個分配制度從計划調節轉變為市場調節,而在市場的調節下,利益分配的主要決定机制,便不僅僅是參与分配的主体的努力程度,更有不同要素在市場配置中的稀缺程度,市場上的机會結构,以及制衡不同要素的力量對比關系和調節机會結构的制度安排。近30年來,關于利益分配的相關制度安排,在相當長時期里是圍繞提高效率這個重心來确定的。在勞動供給近乎無限的情況下,資本和技術成為最有力或最有利的利益分配決定因素。這种利益分配決定机制,無疑大大激發了我國經濟活力,推動了我國經濟發展,其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

第三,利益差別化格局的形成。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不同社會成員的資源占有不同,起點條件和机會際遇各异,而市場机制在決定利益分配時并不考慮這些差异,相反更傾向于通過強化差异來獲得效率。同時,由于某些關鍵領域的改革尚未完成,一些非市場因素,如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制度安排、行業壟斷以及再分配制度的不完善不合理等,對利益分配格局都產生了較大影響。正是在這种情況下,我國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利益分化,不同社會階層和群体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据有關部門的統計分析,衡量收入分配集中程度的基尼系數,在經歷了改革開放最初几年的下降之后,從1985年起便不斷攀升,從1984年的0.25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0.47左右。這表明我國收入分配已經不平等,貧富分化較為嚴重。而要扭轉這种擴大趨勢,就意味著對新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進行再調整,從而必然遇到來自各种在其中處于优勢地位的社會力量的抵制。

我國貧富分化問題的根源,除了國家再分配制度尚待完善之外,初次分配過于不公是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据統計,在我國GDP的初次分配中,從1994年到2005年,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從51.2%下降到41.2%,營業盈余比重則從23.4%上升為29.6%。而在發達國家,例如在美國,据稱目前這兩個比重分別為56.3%和12.4%。我國初次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嚴重性由此可見一斑。党的十七大報告對這一問題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將其置于六個亟需解決的民生問題之首,并且在論述收入分配關系時首次提出,初次分配要處理好效率与公平的關系問題,再次分配要更加突出公平。這一論述對一個時期以來關于初次分配是否需要考慮公平問題的爭論做了政治上的總結,無疑是正确的、及時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結构性社會發展變化,既是我國社會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的表現,也蘊涵著對我國社會和諧穩定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的結构性矛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社會結构的變化及其中存在的一些結构性張力和矛盾,是當前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階段性特征。

新聞來源：搜狐

（編輯：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