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是,這一次,廣東依然走在了全國前列。

尚方寶劍

30年前,也是一個春天,剛剛复出的習仲勛受命南下,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長。在此之前,他因為所謂“小說《劉志丹》問題”受沖擊,被關押、監護長達16年。

“當時的廣東,跟全國其他地方一樣,籠罩在迷霧里,大家不知道路往何處去。”深圳市社科院院長樂正如此描述。

1978年4月5日,習仲勛乘机抵達廣州,第二天,就出席了廣東省第四次党代會第三次全會。

這一年,正是廣東偷渡外逃最嚴重的時期之一。經過十年動亂,經濟崩潰,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逃往香港。僅當年8月一個月的統計,廣東全省就發現偷渡外逃者6709人。

“當時很多人都主張嚴懲偷渡者,認為是反社會主義,是叛國。習仲勛不這樣認為。”深圳市政協原副秘書長,曾在習仲勛身邊工作過的張國英回憶說,“習仲勛多次到深圳的香港邊界考察,對面的香港燈火輝煌,這邊卻一片荒蕪,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婦孺。他去收容所看到那些被抓住的偷渡者,忍不住哭了,他說這不怪他們,是我們沒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應該用敵我的態度來對待他們。”

這几次考察堅定了習仲勛搞經濟特區的決心。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批准國務院提出的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設置經濟特區。

1980年11月,習仲勛离任北上。

“這時,深圳外逃香港的几乎沒有了,一些以前去到香港的還要回來。”張國英說,“等于是習仲勛為廣東改革開放爭取到了‘尚方寶劍’。”

殺出血路

隨后,任仲夷接任廣東省委書記,他主政南粵的五年,被認為是廣東大幅度展開思想解放的五年,政績綿遠。

“任仲夷對党忠誠而理性,實事求是,敢于擔當，富有開拓精神，對新的思潮非常理解和支持。到廣州后,雖然阻力重重,但都一一頂住了。”曾經訪問過任仲夷的廣東省委干部關山說。

任仲夷履新后立即開始了實地調查。1981年,他遇到了上任后的第一個難題。當時,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國民經濟的調整,這自然涉及改革開放,涉及廣東特區的問題。會上有同志提出“緩改革,抑需求,重調整,舍發展”十二字方針。

回到廣東后的任仲夷,并沒有真正的“緩改革,舍發展”,只是在調整上做了“文章”,把發展和調整有机結合,調整的目的,仍是發展。

這一年,針對深圳等地的發展變化,有一种爭論在內地蔓延:特區到底姓社姓資?但其實在風暴中心的深圳,更多的是務實創業,議論的并不多。任仲夷在接受關山采訪時回憶,當時一位中央領導也問到任仲夷這個問題,任仲夷回答:對一個企業,無論是合營企業或者外資獨資企業,可以用國家資本主義這個詞,但就整個特區來講,則不能說這個特區是國家資本主義,因為特區是社會主義國家領導的,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區。

開拓之舉次第出現:

1980年,廣東省工商局出台全國第一個鼓勵支持個体經濟發展的具体措施;

1981年上半年,老百姓上街,還用46种票證,連香煙、火柴也要票,任仲夷經過調查后,按照先農副產品后工業產品,先消費品后生產資料的順序,在全國率先進行購銷改革。之后,廣東街市的商品開始琳琅滿目;

1983年,最早利用外資修建的五星級酒店廣州白天鵝賓館全面營業;

1983年11月15日,第一批“香港游”旅客從廣東出發到香港,改變了過去長期限制內地居民走出境外的情況;

1984年,全國鐵路系統第一個獨立的經濟實体—— 廣深鐵路公司成立。這年春天,小平南巡,“給那些有關興辦經濟特區是是非非的議論,基本上畫上了句號。”

第二年,任仲夷退休。他說自己是“安全著陸”。

又一個春天

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兩年,中國人陷入一种深深的迷茫,經過了80年代的突破和激變,突然間不知道路要往何處去。錢其琛后來形容那個年代為“黑云壓城城欲摧”,從東歐和蘇聯傳來的消息更讓人憂心。

“中國向何處去,特區向何處去?當時各种思想分歧,撤掉特區的聲音也很強大。廣東人包括在廣東投資的外商,個個提心吊膽,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政策大變,一夜回到開放前。”樂正依然清晰記得當時廣東緊張無措的社會气氛,民眾深切的希望能有人站出來指明方向。

鄧小平正是在這個時候出現在了廣東。這個春天,深圳股市第一次進入國際市場,几個月后,《投資者》雜志如此描述當時的深圳:沸騰了,整個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熱浪之中。

這一年,廣東的GDP躍升為全國第一,真的成了全國經濟的排頭兵。

之后兩三年,廣東對更多的年輕人來講,充滿浪漫色彩。從內地農田里解放出來的剩余勞動力、從高校畢業的大學生、從体制內下海的政府職員,紛紛涌入廣東,廣東成了財富与夢想的代名詞。

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全國范圍的改革開放和經濟体制改革在全國范圍拉動,各地的优勢全面發展,上海在接下來的几年迅速崛起,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后,外資逐步轉向長三角地區,中國另一個經濟龍頭出現。

“1992年之后,改革開放在全國鋪開,廣東作為特區的优勢逐步淡化,經濟發展步入良性穩定狀態,創新舉措也少了。”關山說。

事實上,正如中國的改革開放有起伏与波折一樣,廣東的發展也是在起起伏伏中不斷解放思想、沖破藩篱而實現的。

從上世紀80年代初“走私販私”的指責,到1985年的海南“汽車事件”,都曾讓廣東蒙上陰影。

1996年,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的一篇《關于所有制若干問題的思考》的學習心得,再次受到質疑和批評。隨后的中共十五大有關所有制的論述,使廣東徹底解脫。

1997年,鄧小平逝世,廣東很多人潸然淚下,深圳特區鄧小平的巨幅畫像前堆滿了民眾自發獻上的花圈和鮮花,但廣東經濟繼續平穩發展。

期待過大關

1998年,廣東經濟再次受到沖擊,這次是因為東南亞金融危机。這時的廣東,已經是全球化經濟發展的重要一分子。

“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机后,廣東經濟增長的速度就趨于緩慢。珠三角吸引外資基本飽和,加上上海的迅速崛起和帶動,外資紛紛轉投長三角。”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徐逢賢對《望東方周刊》說。

他說,世界傳統觀念認為一個地區吸引外資不能超過1/3,否則就會傷害本土的經濟實体發展。從中國的發展經驗看,最多也不應超過2/3。而上世紀90年代中期,珠三角的外資經濟已占到經濟總量的68%。

1998年之后的廣東,總是喜歡与長三角作比較。廣東省社科院有一項課題,專門對珠三角与長三角的各項競爭力狀況作研究分析。該課題歷年的研究表明,雖然珠三角的經濟發展總量仍高于長三角,但后者的發展加速度更強。2006年浙江的人均GDP几乎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倍,比廣東高出3000多元,如果廣東人均指標要赶上浙江,至少需要增加3000億的GDP,換言之,需要增加一個東莞。

“這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就像目前長三角取代珠三角成為外資投放的主要地區,2010年后,環渤海灣經濟區可能成為下一個外資投放的熱點。”徐逢賢解釋說。

長期依賴外源型經濟給廣東帶來的若干隱患也在上世紀末漸漸凸顯。

資料表明,廣東內源型企業自1990年后急劇減少,而外源型企業增長迅速,加之外來人口的迅速增加,珠三角在經濟繁榮的同時,出現了“二世祖”這种隱性失業現象。

自2003年起,樂正每年主編一本《深圳發展報告》藍皮書,他認為,特區成立以來,深圳還是主要依靠加工貿易,大量電子工厂的建立,吸納了大批勞動力,以低成本要素拉動了經濟指標,但是賺取的多是“加工費”,而這种攤大餅的方式,一旦自然資源耗盡就難以為繼。

而此問題,被認為在中國各地普遍存在,樂正認為,作為開放最早的深圳,對這一問題的解決之道必然再次為全國的經濟轉型帶去經驗。

2005年,任仲夷辭世前留言:中國改革仍未過大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在改革開放30周年的大背景下,起自2007年末的新一輪解放思想大討論,再次讓全國聚焦廣東。

“只是這次,廣東不再是一個特區,廣東所面臨的問題全國各地都有反映,廣東的做法和經驗將具有更大的普适性。”馬立誠說。馬立誠曾是《人民日報》著名評論員。（秦雯）

新聞來源：搜狐

（編輯：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