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西方媒体的報道原則是由國家利益、主流意識形態、商業利益和記者作為中產社會階層自身的社會利益決定的。在其主流意識形態和議會政治框架內，客觀性是存在的，但超越國家利益、超越意識形態的客觀性是沒有的。比如，西方媒体從來沒有宣稱過要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保持客觀和中立。

其次，在美國新聞歷史上，客觀性的興起与西方商業媒体把資本的利益當作社會的“普遍利益”的“社會共識”密切相關。而客觀性這一政治層面的本質又与市場化媒体和它們的廣告商尋求受眾最大化的商業動机与行為聯系在一起。

趙月枝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壟斷資本對媒体控制的強化以及美國對外政策中出現了更明顯的霸權傾向，美國主流媒体在報道中大有連最基本的表面客觀性也不顧的新發展趨勢。在市場競爭加劇的條件下，在反恐的語境下，赤裸裸的傾向性新聞儼然已成了美國媒体服務于政府，并在新聞市場中爭取受眾的法寶。美國主流新聞的客觀獨立原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同時，西方媒体基于新聞商業化而發展起來的新聞价值觀，如注重突發事件、沖突、獵奇与聳人听聞等，又在特定的條件下，起到了“唯恐天下不亂”的效果。

總之，在這次對西藏事件的報道中，西方的國家利益、政治意識形態恰好与西方媒体的商業利益相輔相成，從而把西方媒体的政治意識形態傾向性和所謂“客觀性”的相對和虛偽暴露無遺。

趙月枝認為，西方關于西藏暴力事件的報道，對中國受眾是個震動，由此導致的反思西方媒体所宣稱“客觀性”的虛偽一面令人欣慰，也為更深刻和全面理解西方新聞媒体的本質提供了契机。 （駐渥太華記者楊士龍）

（編輯：班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