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勞動合同法
等待細則創造“多贏”
記者：今年的勞動合同法，造成許多外商一時難以适應，怎么看待這個新法？
厲以宁：新的勞動合同法應該是從三個方面來考慮。第一個，一個法律它需要有配套措施，需要有細則，而現在配套措施和細則還在
繼續討論擬訂之中，所以這個法呢，我們還在等待細則。
第二個呢，任何一個法都是一個多贏的格局。當初制訂勞動合同法，也希望制造一個雙贏、多贏的格局。今天之所以會有不同意見產生，主要是溝通的還不夠，需要交流。比如說法律是人大制訂的，如果制訂中不斷征求政協的意見，很多民營企業家，包括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可能是在政協這方面，做更好地溝通，是重要的。
第三個，無論怎么說，當前勞動合同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既保證勞工的基本權益，同時又能使企業穩定骨干隊伍。企業也要從這方面考慮呀，你沒有勞動合同法的話，企業的骨干隊伍怎么保證啊？企業的人老在想走，對企業也是不利的。所以我們說，這個法應該是做到多贏、雙贏的格局。我相信通過交流，通過溝通，通過將來配套措施、細則的實施，問題會逐步得到解決的。
關于股市
走勢同步經濟發展
印花稅需單邊征收
記者：今天（3月10日）國內A股下跌3%，這是不是意味著熊市已經來臨？
厲以宁：經濟學家只能預測宏觀經濟的走勢，短期的股市的波動，財務專家、股評家比我們更有發言權。
記者：那大的趨勢呢？
厲以宁：大的趨勢，中國經濟不會衰退，這樣的話，中國股市的大趨勢，應該跟中國宏觀經濟是一致的，但是呢，股市的波動与宏觀經濟走勢的波動有不一樣的地方，宏觀經濟的走勢，它是這樣的，比如說8%增長率、7%增長率、9%增長率……股市可能上可能下，所以說大趨勢可能是一致的，但它不是同步的，它可能有超前的地方，可能有滯后的地方。而且股市每上一個平台，調整期就會長。
對宏觀經濟學家來說，他更清楚中國經濟大的趨勢。中國經濟，仍然是一個成長中的經濟、發展中的經濟、增長中的經濟。
記者：去年5·30提高印花稅，你認為沒有必要采取這樣的措施，這次兩會又有一些代表委員提出印花稅應該下調。
厲以宁：首先，印花稅不應該雙邊收，沒有道理。先不談調不調的問題，改成單邊收費是有必要的，當然根据當前的情況，如果是從3%降到2%、1%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關于同行恩怨
觀點爭論很正常
与吳敬璉是同學
記者：您跟吳敬璉都是經濟學的大師，但是外界一直盛傳你們不和？
厲以宁：我跟吳敬璉是高中的同學，而且是同年級的同學。他后來進了复旦，我后來進了北大，我們的私人關系挺好的。這是一條。第二，我們整個改革的思路，大的趨向是一致的，都要求改革、開放。在很多問題上，我們都有共同的觀點。比如說，怎么來發展民營經濟，這觀點我們完全是一樣的。再比如說，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要著重解決社會保障問題，我們倆觀點是一致的。
我們觀點會有所爭論，對經濟學家來說，有一些爭論是正常的事情。不要說，所有經濟學家觀點都一樣。即使同一個經濟學家，他發表的觀點，在不同的時期，都是不一樣的。
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2005年左右，當國內經濟出現通貨緊縮的狀態，內需嚴重不足，我當時提出，允許人們購買第二套住房，這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講的。可是過了几年以后，你看我就沒有再提了，因為房价之高已經跟人們收入距离太大，房子不是積壓，而是一個熱手商品，所以我不再提這個問題，并且認為對第二套房應該加以若干限制。你說同一個經濟學家，在不同時期針對不同問題都有不同觀點，何況兩個經濟學家？
再舉第二個例子，對中國整個經濟發展中，對農村承包制，當時大家都講好，我也講好，因為承包制把農民積极性調動起來了，不然你能想象，短短兩三年之中，農貿市場雞鴨魚肉什么都有了！但是承包制搞了一段時間之后，我就提出，對承包制要一分為二，因為承包制有它的局限性，有它的缺點。它沒有触動城鄉二元体制。那你說厲以宁是怎么搞的，當時說承包制怎么怎么好，后來又說承包制還不夠。這是針對不同時期，因為一個事情在不同的情況下，經濟學家可以有不同觀點，何況兩個經濟學家，所以說這种爭論是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