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書中指出，判處許霆無期徒刑适用的法律依据量刑幅度太僵硬，出現了刑罰斷檔現象，造成了适用刑罰上的不銜接。同時，目前适用的《刑法》与《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体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分別發布于1997年和1998年，以10年前的罪刑標尺來衡量今天的犯罪行為，實在不符合社會實際。

法律缺陷導致判決結果“合法但不合理”

李方平認為，本案的關鍵不是定罪問題，而是量刑問題。“盜竊金融机构只有無期徒刑或死刑兩檔刑罰，一條杠杠，上下就是天壤之別。這种嚴格的規則主義，顯然違背了罪刑相适應原則。”

在今天提交的公民建議書中，李方平詳細分析了我國《刑法》第264條存在的立法缺陷。依照該條規定，盜竊金融机构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ATM机如果被認定為金融机构，超過10万元依法就只能判處無期以上徒刑。

但是，十年來，盜竊量刑標准并沒有根据國民經濟、人均收入的提高做相應的調整，以至于判決結果相較十年前顯得越來越重。這种現狀如果繼續維持，是与罪刑相适應原則背道而馳的。

“我們分別調取了1997年和2006年的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標准，分別是6470元和21001元，二者相差3．24倍。如果把近十年來的通貨膨脹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量刑的差距還將進一步拉大。該《解釋》提出各地可根据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并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規定的數額幅度決定量刑標准。這說明經濟發展程度決定其社會危害程度，以此推論，在國民經濟、人均收入持續增長的同時，原有盜竊數額的社會危害程度也會相應降低。如果不及時調整量刑標准，對現在和將來因盜竊治罪的公民是非常不公正的。”李方平說。

針對這些法律缺陷問題，北京郵電大學法學院講師許志永指出，如果我們把許霆案件只是當成一個法律技術問題，只是爭論被告人到底构成什么罪，那么我們就放過了這個事件背后一個相當普遍的、嚴重的司法現實問題。“當司法實踐中法官遇上复雜的特殊個案，就會出現依法裁判于法有据、于案卻不公的尷尬”。

填補制度漏洞胜于公民自律

此次事件中，銀行方面一直稱自己是“受害者”。但某网的調查顯示，93.8％的受調查者認為，銀行應該為ATM机出錯承擔法律責任。

“銀行的情況類似于誘導性犯罪，使一個原本沒有犯罪的人臨時產生了想占便宜的想法和行為。”北京律協刑事訴訟專業委員會秘書長李肖霖說，如果這個人一輩子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他一輩子都是好公民不會是罪犯，但銀行的錯誤使他成為罪犯。甚至，銀行整整一天都沒有發現自己的問題，使許霆能夠提款171次，最終构成數額超級巨大的重罪。

“銀行為什么要使用刑事手段解決這個問題？”李肖霖說，銀行誘使他人犯罪，并且默認這种犯罪行為，“銀行是動用緊缺的司法資源，維護自己的強勢地位。”

經濟學者郭玉閃說，銀行和顧客之間應該是平等的民事法律關系。“如果銀行始終用這种強勢的態度對待用戶，我們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許霆”。

据了解，同樣的案例在國外一些銀行也曾經發生過。他們的處理方法是首先主動上門找當事人追款，最大限度挽回儲戶的損失，并立即堵塞漏洞，而并不是靠公民的自律行為來維護金融安全。

“僅靠公民自律，這是個有指望而沒有把握的事情。如果你的制度環境本身漏洞百出，你讓一個人永遠自律，是要求人做圣人，而不是做凡人，但畢竟99％的人都是普通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說。本報北京1月7日電

實習生 黃沖 本報記者 王亦君

來源：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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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kaiz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