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卓毅
廣州BRT項目成了最近媒体的焦點。必須強調的是，BRT項目首先是一項公共政策，其次才是發展建設項目。公共政策的“公共”二字，注定公共管理者必須把公共性、公眾認受性擺在首位，而不是行政效率。
有學者曾提出，中國有很多政策，但是缺乏公共政策，問題就出在公共性上。政策出台都是政府內部的行政
官僚拍板，然后頒布天下實施。具備現代公民素質的市民，只好屈尊做回君王治下的臣民。
如果說BRT是國際先進經驗，值得引進。那同樣的，我們也應該借鑒別人先進的政策決策方式，避免多走彎路。
20世紀上半葉，許多國家進行龐大的社會工程試圖改善人類的生活狀況。但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決策，以“國家的視角”看待地方性問題，使這些政策項目未能結合地方性知識，沒有尊重當地居民的生存邏輯，最終步向失敗。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民主化的時代，公共管理者在遭遇巨大的財政壓力和公民信任度降低的同時，又不斷地處于被要求提供管理效益和效率的壓力之下。因此，他們不得不借助公眾參与政策決策破解公共管理的困局。首先，公眾參与可以提供丰富的信息。日夜在城市中為生計奔忙的市民，肯定對廣州的交通情況有切身感受。民間智慧絕對不容忽視。其次，公眾參与能夠避免官僚回應性缺失，增強政策的認受性。如果自己的意見、利益在政策項目中得到反映和体現，又怎么可能會阻礙執行落實呢？
城市規划不是簡單的項目建設問題，而是關涉到一個城市發展、城市生与死的問題。城市規划理論的經典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与生》就提醒我們，城市規划不應局限于學院派的專家，而是人人都有發言權。作為一項公共政策，BRT項目的所有利益相關者都應該“到場發言”。
來源: 南方都市報
（編輯：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