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我國改革發展的新戰略，明确提出“積极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從這一天始，文化体制改革站在一個新的起點。
改革讓中國文化釋放出巨大活力——貴州大山里的孩子熟練地操作著電視遙控器，廣州的數百万農民工同城里人一樣享受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致
力于為廣大青少年打造“綠色通道”的文化環保工程正在全面鋪開，美國肯尼迪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回蕩著憨朴的中國民謠，法國凱旋門前挂起了吉祥的大紅燈籠，沉浸在“中國年”里的俄羅斯朋友正嘗試用剛剛學會的漢語交流，遙遠的挪威觀眾欣喜地与中國觀眾一同欣賞“中國大片”的首映……世界輿論惊呼：“古老中國正在煥發生机！”
体制改革，文化發展的必然抉擇
貧困，溫飽，小康，富裕。
到2020年，中國的GDP總量將比2000年翻兩番，人均GDP更是要突破3000美元的大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讓農耕民族千百年來的夢想，在不遠處閃亮。
但這還不是全部。社會主義的小康生活，不僅僅是一個靠GDP支撐的簡單物質概念，更是一個文化繁榮的社會，是一個以人為本、注重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
事實卻不容樂觀。計划經濟体制下僵化的文化机制，何以為公眾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產品和优質服務？如果相當部分文化單位游离于市場經濟体制之外，不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何談文化競爭与繁榮？如果文化發展跟不上科技化和現代化的迅捷步伐，何談文化的創新精神？隨著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激蕩日增，如果不能用我們自己的文化產品占領文化市場，何談保持中國文化的獨立品格？
我國文化体制改革時不我待。
20多年改革開放，文化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体制環境、社會條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形勢對文化体制提出了新要求。走向富裕的中國必須將目光投向更遠的遠方——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确把文化体制改革納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体制的重要任務，進一步确定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總体思路和目標。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能力作為加強党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務体系，積极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創造更多更好适應人民群眾需求的优秀文化產品。
至此，中國共產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總体布局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對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重要性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