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党中央，忠實履行党章及相關法規賦予的職責，充分發揮党的集体智慧和組織力量，中央全會制度在民主化、科學化、規范化上取得實質性的進步，顯示了更進一步的生机与活力。在党內領導干部及許多學者中，把中央全會視作“出戰略”的重要地方，這絲毫也不過分。十六大后各次全會尤其表現了這种特色和成

中央全會是十六大以來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戰略的發祥地，最集中、最准确地展現了党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重要時刻的深謀遠慮、宏圖大略。

概括起來，第一，我們終于從1990年代經濟起飛，各個方面快速發展的經歷、探索和總結中，獲得了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嶄新認識，從而對我國發展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符合發展客觀規律的科學新解，這顯然是一种升華和突破。第二，在社會安定的問題上，我們既有新中國建國最初10年的經驗，又有改革開放以后二十余年的新鮮經驗，從嘗試處理不同性質矛盾到如今探索貧富差距加大的應對思路，終于提出了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宏大命題。

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連綴而言，科學發展也好，社會和諧也好，都是通過各次中央全會緊相銜接、互為照應中獲得正确答案。在推動科學發展的問題上，三中全會作為重大戰略首次提出了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并作出了系統闡明，而在五中全會不但是認識上有進一步的提高深化，重要的是通過“十一五”規划的建議，使戰略思想轉化為相對具体和富操作性的戰略籌划，有虛有實，互為補充。同樣，在促進社會和諧的問題上，四中全會是把十六大最先提出“社會更加和諧”的要求，進一步确立為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目標，六中全會則對這個目標展開作出系統闡明，從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屬性，到目標、任務、原則、要求等，并且第一次把和諧同富強、民主、文明一道，合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奮斗目標，事實上构成了我們党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完整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