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歌

如果不區分政府与市場的邊界，政府一面過度干預市場運行，這審批那准入設租尋租，一面又放棄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這市場化那產業化推諉卸膊，好的市場經濟体制又怎能建立？沒有好的經濟体制，又怎能不出現种种經濟失衡

在今年兩會的最后一場記者會上，溫家寶總理坦言：“我的腦子里是充

投資增長率過高，信貸投放過多，貨幣流動性過大，外貿和國際收支不平衡，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与社會發展之間不平衡，三大產業不協調，投資与消費不協調，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于投資和外貿出口，沒能很好地解決節能降耗問題和生態環境問題……作為政府首腦，面對如此失衡的經濟發展，能不憂心忡忡？

經濟的失衡非起自今日，失衡的影響也日益明顯。盡管國民經濟持續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率，但國民的“幸福指數”卻未見同步提升，盡管蛋糕正越做越大，但越來越多人在抱怨“分配不公”；這种快而不好的“有增長無發展”，給中國經濟累積著巨大的風險，也使全民凝聚起的改革共識在漸漸潰散。

体制改革是為了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經濟發展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然而，這一邏輯清晰目標明确的改革思路，并未在改革的過程中貫穿始終。比如，將改革詮釋為“政府甩包袱”，不但國有企業要“廉价甩出去”，而且住房、醫療、教育等也要在“市場化”、“產業化”改革的名義下“統統甩出去”。又比如，某些滿腦子“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烏托邦的學者，連最早實現工業化的英國都未實現的“醫療市場化”、連被譽為世界最自由經濟体的香港都做不到的“全民私人買房”，也在改革的名義下大力推銷。

市場化的改革取向沒有錯，因為歷史已經證明，由市場配置資源比計划指令更有效率；但歷史也早已證明，市場不是万能的，市場化也不是絕對的，行政權力的待价而沽就是尋租腐敗，公共部門的利潤最大化就是社會不公。如果不區分政府与市場的邊界，讓凱撒的歸凱撒，讓上帝的歸上帝，政府一面過度干預市場運行，這審批那准入設租尋租，一面又放棄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這市場化那產業化推諉卸膊，好的市場經濟体制又怎能建立？沒有好的經濟体制，又怎能不出現种种經濟失衡?

讓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才是可以不斷向前推進的改革。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說：“要不失時机地推進改革，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改革的新突破，同時注重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使改革兼顧到各方面、照顧到各方面關切，真正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和支持。”

兩會熱議的教育、醫療、住房、社保等民生問題，其實很大程度正是由于政府在公共領域的缺位和在公共財政的缺失所造成的。新一輪的改革，政府歸位不可或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不僅強調要積极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讓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而且中央財政支出也要向涉及民生的公共部門傾斜。比如，“十一五”時期中央財政將投入100億元，實施農村初中學校改造計划；建立健全國家獎學金、助學金制度，中央財政支出將由上年18億元增加到95億元，明年將安排200億元；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中央財政安排補助資金101億元，比去年增加58億元……

中央政府率先垂范，地方政府理應上行下效。

（日京／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