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案戲劇性地轉變為一場常規訴訟，它所引發的輿論討伐也就此結束。但是，在短暫卻激烈的辯論過程中涌現的一些言論，并非針對一時一事，應該看做是長期存在的某些社會思考借由此案而獲得的表達。其中最值得回味的，便是針對“血汗工厂”的爭論。

有人認為，記者披露富士康工厂職工加班超時，不論報道是否真實，都是毫無必要多此一舉的行為。這种論調顯然背离了平常人的道德直覺，但是卻仍然在相當可觀的范圍內獲得認可。其背后的核心邏輯無非是，不論富士康還是其他更加嚴苛的工厂，都不曾強迫工人做工。現在的狀況是基于工人自愿的選擇，所以也必定是他們能做的最好的選擇。推而廣之，為全世界打工也是中國目前最好的選擇，批評毫無意義。在這种邏輯之下，不論是媒体還是學者，他們針對血汗工厂的報道和言論，都是忽視現實狀況、空談人道和理想，都是自我感覺良好的矯情。這种論調遠遠超出了富士康這一個案，甚至也超越了血汗工厂的具体概念，它所反映的是對待現存弊病的一种消极態度。不幸的是，這類論點經常被認為更加腳踏實地、謙遜務實，因此被相當多的“聰明人”誠懇地認可接受。這其中隱藏著混淆和悖謬，需要仔細辨析。

應該沒有人否認，中國工人選擇待遇惡劣的工厂做工，中國選擇做“世界工厂”，這雖然可能是現在能夠作出的最好的選擇，但絕不是我們的目的，它只是通往更美好未來的一條路徑。將來，10年也好、50年也好，將來總有一天，中國工人可以拿到更好的報酬，過更有余地的生活；而中國，總可以在廉价勞動力之外，變生出新的競爭力，并以更有幸福感的方式發展社會經濟。那么，這一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是在哪一時刻發生的？是被什么力量推動發生的？

毫無疑問，市場是重要的變革動力。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變化自然會調節勞動力的价格。只是市場要發生作用，必須以充分議价為前提。而中國工人以分散的個人的形式，從來不曾真正擁有對企業方的議价權。在這种情況下，并沒有充分的證据可以表明，中國勞工的待遇已經達到企業能夠承受的邊界。在這种時候，媒体或者其他力量完全有理由參与進來，為分散無力的勞工呼吁，以接近現實能夠提供的最好待遇。

參与市場議价過程之外，社會的人道關注，還有獨立的推動作用。市場并不是改變這世界運行的唯一動力，更不是唯一具有正當性的動力。因為歷史前行的力量，從根本上說是人力融合与抵消的匯聚，其根源是每一個生存過的個人的生命力。這生命力中包括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也包括對更廣義的幸福的渴望，當然也包括人道主義的价值堅持。我們都相信時間自然會改變中國勞工的待遇，其實我們相信的就是人道主義的价值追求，相信它一定會在時間的進程中發揮作用。

應該承認，社會的人道關注，或者更廣泛意義上的道德力量，它在時間的進程中，經常會表現為一個遠期目標，一個脫离現實的話題。但是，這种基于价值追求的力量，它從來就不是要解決那些已經可以解決的問題。它就是要在看似遙遠的距离上，長期、連續、遞進地對現實發言發力。因為事件的發展從來都是漸進的，理想与現實之間的距离總是逐步縮小的。一個被擱置被旁觀被全面接受的“合理”的現實，它自己并不會提供一個明白清楚的成熟時机，讓人道訴求一役而畢全功。總要不斷爭取，總要与現實糾纏互動，才能夠累積醞釀出一個關鍵性的時刻，一個机會；才能夠終于改變現實。

中國的勞工待遇問題，确實可以在當下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中找到成因。然而，現實可以因為存在而合理，卻不能因為存在而美好。美好可能遙遠，但是卻讓人不能忘記，不能停止追求。中國勞工待遇問題，可能在很長時間內都得不到徹底的解決，那么在這很長的時間內，它都必須得到社會持續的關注和惦念。對中國工人來說，對中國來說，打工的艱辛是命運的一部分；努力擺脫這艱辛，主動追求更好的境況，也是命運的一部分。（楠獨舍）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