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冰川

因不滿一篇有關員工“超時加班”問題的報道，台灣首富郭台銘屬下的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譽侵權糾紛為由，向《第一財經日報》的兩名記者提出總額人民幣3000万元索賠，并凍結了記者的個人財產（8月29日《新快報》）。可以說，富士康真的徹底開始瘋狂發飆了，其矛頭已并非簡單意義上的針對記者個人行為了，簡直就是在蔑視國人的權利意識，認為并不會給自己的企業帶來任何負面的效應，從一開始被指“血汗工厂”死不認帳，到今天在司法上也站不住腳的起訴，真應著了中國那句古話“惡人先告狀”，并試圖在這一步棋中獲得之前的公關宣傳效應，可是，耍孩子气的他們這次想錯了、玩大了！

緣起是6月15日《第一財經日報》的兩名記者曝光了富士康員工連續上班12小時的黑幕，報道詳盡、翔實。還有6月11日英國的《星期日郵報》在其一篇題為《iPod之城》的報道中，也披露了富士康深圳代工厂制造iPod所雇用的女工，往往每天工作15小時，所賺得的月薪卻只有27英鎊（約合人民幣387元）。這篇報道迅速引起全球關注,并促使多家關注勞工權益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發出號召抵制苹果產品。該文還直接引發了苹果公司派出規模龐大的調查團，進駐富士康深圳工厂，展開全方位的有關工人待遇的調查。該報告稱：調查小組發現，該供應商复雜的工資結构，明顯違反了苹果公司的供應商行為准則《SupplierCodeofConduct》的相關要求。

或者即便沒有新聞媒体的報道，在深圳一些知情的人有誰不知道，作為一名“普工”每天15小時也是很“正常”的，再加上口口相傳，“血汗工厂”的“美譽”不脛而走。然而，富士康科技集團（中國總部）并未急躁，有預謀地展開了一場危机公關活動，极少主動邀請媒体的他們少有地召開了一次新聞發布會。在富士康位于龍華工業區的會議室里，資深副總、運營總監李金明，各部門人力資源負責人，集團福利、衛生有關主管共十余人，坐在了國內近十家媒体的面前，歷數工人待遇多好、加班不超過3小時、關注捐獻骨髓、血液檢驗屬員工自愿等等，极盡所能來澄清之前的指摘，同時祈望能借此來大肆炒作一下自己。

富士康在炒作的唾沫星子中可謂賺足了宣傳效應，因為雙方各執一詞的時候沒有輸家，更不會對自己的產品購買、銷售等環節上的經濟利益造成負面影響，無論我如何壓榨員工，都可以說在員工自愿的基礎上，實際上這是一种“軟欺詐”，他們并未意識到因此而帶來的負面效應！美國管理學家惠特曼和彼得斯對全美歷史最長、業績最好的60家大公司的調查研究發現，它們能保持經久不衰的秘密就是“把員工當作重要的資產”來善待。据介紹，耐克公司在越南的外包工厂，就曾因爆出虐待員工的丑聞而陷入了長達10年的危机。在這期間，耐克遭到了來自歐洲和美國民間各种行業協會、勞工組織、人權組織、新聞媒体等一輪又一輪的抵制，蒙受了巨大損失。此后，多個全球性行業協會制定了SA8000、WRAP、AVE等多种勞動標准，用來考查企業的社會責任感，耐克、阿迪達斯這些國際巨頭都紛紛加入其中。

其實大家都知道，英國的《星期日郵報》是對該事件的最先報道，郭台銘曾質疑《星期日郵報》的報道稱，“《星期日郵報》連富士康深圳工厂的大門都沒有進過又是如何采訪？”如果富士康心態比較好的話，怎么不能允許國際媒体記者自由的去采訪報道呢，或者再退一步說怎么不先告一下英國《星期日郵報》的記者呢？想來貓膩不少吧，如果不幸被我猜中，那是不是因為害怕英國有健全的法治來制裁他們，害怕一些民間組織來抵制他們的產品，要不富士康后來又怎么那么害怕苹果公司的調查？忘乎所以的富士康似乎以為再燒一把柴火，就能燒出一鍋更為鮮美的粥來，于是，以名譽侵權糾紛為由，向《第一財經日報》的兩名記者提出高達人民幣3000万元索賠額，并已要求相關法院查封、凍結了兩名記者的個人財產。可是，在此之前，如果說是對國人維權意識的侮辱的話，現在的這步行動無疑是對中國新聞監督的一种嘲諷，對中國法治的一种有形踐踏。

我們不知道這种投資大陸的企業到底能為當地政府帶來多大的稅收和GDP的增長空間，我們卻能清晰地看著一個蔑視司法，嘲諷新聞監督，侮辱國人權利意識的不良企業拋棄了社會責任感后還在張牙舞爪，同時逃不掉孩子气的祭出3千万賠償要求的伎倆，對于一個國內的記者來說何止是天文數字，真不曉得案件到底將會如何收場，真可以稱得上危机公關的鮮活反面案例。這也提醒作為媒体的新聞單位，“在處理危机的時候，也應該有一种平和，冷靜的心態。媒体掌握這話語權，有一定优勢的，但是在報道的時候，也要公平公正”。

來源：紅网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