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慕毅飛

《第一財經日報》的記者王佑和編委翁寶，由于披露富士康在深圳的下屬企業員工“超時加班”，被這家企業提起訴訟，并分別索賠2000万元和1000万元。報社一直保持与企業的溝通，但最后還是收到了法院的民事裁定書，王佑和翁寶的個人財產遭到了法院的查封。几乎所有的法律專家都認為，縱然報道有誤，企業訴訟的對象也應該是報社，而不應該是記者個人；而且，在名譽侵權案件中，以訴訟保全為名查封個人財產的做法极為少見（8月29日《河南商報》）。

富士康在世界500強企業中居于206位，它的老板是台灣首富，故有媒体將這起訴訟稱為“大鯨魚對小蝦米”。誠如有關媒体的分析所言，富士康不与報社對簿公堂，就因為看中記者個人是“小蝦米”。先用天价訴訟標的，對記者產生精神壓力；再以申請訴訟保全為由，查封記者財產，給記者個人帶來生活不便；再讓記者家人承受壓力，最終使記者疲于奔命，沒有金錢和精力應對訴訟（8月29日《中國青年報》）。對富士康這條“大鯨魚”來說，想一口吞掉敢于冒犯它的“小蝦米”，這很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是，深圳中級法院怎么甘當起“大鯨魚”的幫凶？

根据民法理論，職務作品的侵權行為通常應當由記者所在的單位承擔責任，最高人民法院也規定：“對作者和新聞出版單位都提起訴訟的，將作者和新聞出版單位均列為被告，但作者与新聞出版單位為隸屬關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職務所形成的，只列單位為被告。”用著名法學專家、中山大學法學院慕亞平教授的話說：“除非能夠證明個人超越了職務的范圍，比如記者將文章發在了其他報紙上，這种情況下，可以將個人單列為被告。”其次，“法院判決前，針對個人的財產保全不能影響到當事人的正常生活，否則就是‘不管當事人有沒有責任，先讓你承擔責任再說’，就有點不公平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則認為這個案子很荒唐，“法院受理此案后，沒有做一個基本的審查，就采取措施查封了個人的財產，給人的感覺是任何一個環節都留下了嚴重的錯誤”。

結局如何，拭目以待。讓人困惑的是，相關的法律和司法解釋，明明白白；法學家的看法，也沒見有什么爭議；為何迄今為止，沒見到來自深圳中院的說法？常人也看得懂的法律和司法解釋，為什么深圳中院卻視而不見？法學家頻頻質疑了，為什么深圳中院卻置若罔聞？希望媒体追蹤一下，公眾最想知道的是，法院究竟出于什么理由，非要如此助虐鯨魚！

來源：紅网

（陽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