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金鳴

歷史是一條從遠方逶迤而至的河流，在它曲折起伏的流程中，有沽水期、有涌漲日；有舒緩開闊處，也有灘險流急時。我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如是，非公經濟30年的發展史也概莫能外。

在非公經濟30年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季節轉換中，有三個時期是值得我們細細回味与解讀的，這是中國非公經

第一個春天：十一屆三中全會

這是一個百廢俱興的季節，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冬季，中國社會借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大討論，掀起了撥亂反正的序幕。隨后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更敲響中國改革開放的定音鼓。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提出“以公有制為主体，發展多种經濟成份”的思想突破，非公經濟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大潮下興起；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党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确提出：“國營經濟和集体經濟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形式，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体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1982年中共十二大又提出：“允許多种經濟形式發展”，民營經濟發展問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1987年中共十三大進一步提出：“要在堅持公有制為主体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經營方式”，對非公經濟發展在認識上取得進一步深化。

非公經濟在1978年至1991年之間，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至1987年，非公經濟開始茁壯成長，鄉鎮企業异軍突起———這是非公經濟的起步階段。

1978年，當時的計划經濟已經難以為繼，主要原因是存在兩大難題：日常必需品(含糧食)短缺和嚴重的勞動力過剩(知青返城使這一問題更加惡化)。為了解決這兩大難題，國家在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開始允許個体經濟(個体工商戶)發展，雇工超過7人的則稱為私營企業。這一時期民營經濟的發展活躍了市場，增加了供給，擴大了就業。

第二階段，1988年至1991年，這一時期，相當一部分純私營企業被迫變身為“股份合作制”來保護自己，部分地方政府也在引導和鼓勵民營經濟向這個方向發展。于是，在不明朗的政策環境中，一部分民企夭折了，而一部分民企卻從艱難的環境中掙扎生存了下來———這是非公經濟的徘徊發展階段。

第二個春天：鄧小平南巡講話

時間推展到1989年，一場政治風暴之后，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出現了再一次徘徊，是繼續推進市場經濟改革，還是重回計划經濟老路？非公經濟姓“社”還是姓“資”？竟然出現了理論上的瓶頸。中國的政治腳步与經濟車輪行進到一個十字路口。

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出來了。1992年1月至2月，鄧小平以88歲高齡，毅然南巡，發表重要講話，又重提了“傻子瓜子”，“安徽出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万元，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像這一類的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針，影響改革的全局。”

他的這些講話，沖破了姓“社”姓“資”的陰霾，不僅給“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九巨大的鼓舞，更給全國個体、私營經濟的創業者和從業者吃了一顆定心丸，也帶動了當時的“下海潮”。

1992年至2001年，是非公經濟快速發展階段。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發表之后，中小企業和民營科技企業受到政策的強有力支持。但在此階段后期，非公經濟發展速度有所放緩。同期，國有經濟民營化有較大發展。

這一階段，發生了東南亞金融危机，使政府認識到依靠國家力量發展大型企業集團的韓日模式實際上有較高的經濟風險，轉而學習美國模式發展中小企業。同時，由于民營經濟的發展較快，机制靈活，直接對國有經濟形成了沖擊，相當一部分中小型國有企業(特別是紡織、食品、家電等行業)在競爭中處于劣勢，虧損嚴重，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不堪重負，財政風險日益高企，甚至影響到銀行(對于部分虧損的國有企業，地方政府指示銀行繼續貸款以維持其生存)，于是國有企業民營化在國有中小型企業中開始大規模展開，即改制浪潮(也被稱作“國退民進”)。

鄧小平南巡講話，党的十四大召開。自此，“市場”成了我們的日常詞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我國經濟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標。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公布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体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出了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歷程中一個最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