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邱登科

商業自古就有，商業文明則是“進步”的產物，而商業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相互改變和型塑，更是任何一個偉大民族遲早面臨的考驗。

商業文明与政治文明的互動

商業与政治，看似關系很遠實則關系很近。

早在古希腊時期，當時的雅典是与斯巴達相對立的強大的海上強國，同時

對比東西方國家的發展歷史，我們不難看出，在西方國家，商業文明是政治文明即民主体制的基礎，二者之間是一种互動的關系，商業文明孕育了政治文明，同時政治文明也反過來推動和保護了商業文明。而在東方，特別是中國，商業是從屬于政治的，沒有政治的支持，任何商業也是不可能做大的，所以在晚清即有紅頂商人之說。還是以下西洋為例，英國早期同樣有人遠涉重洋尋找新大陸，但那完全是個人的冒險，政府只是提供資助和引導，二者的互動關系十分明顯，鄭和的下西洋，就是政治考慮多于經濟考慮，是要遠播華夏文明，所以，一旦國內形勢不允許這么做，就連帶百姓個人也不許下海了。即使是鴉片戰爭，當時的林則徐之所以敢和英國交手，并非沒有考慮英國的報复，只是忽略了商人的作用，認為英國女王會出于政治考慮不會遠渡重洋与中國開戰，結果几票之差英國國會通過了對華開戰的決議。

因此，從某种角度來看，鴉片戰爭也就是商業文明對于中國傳統的農業文明的沖擊。在中國，商業文明在政治文明之下，政府不可能為了商業利益去開戰，對西方商業文明与政治的關系更是一無所知。所以，當价值數万万兩白銀的鴉片被付之一炬時，利益受到巨大傷害的英國商人們就起來向政府施壓，以法定程序迫使政府向中國開戰，雖然英國自身還在禁煙。

進入近代史的中國面對的不僅僅是船堅炮利，更多的是面對著從沒遇到的嶄新的文明———商業文明。所以，當鴉片戰爭之后，英國只要求中國開放口岸、允許与中國開展貿易卻沒有像事先料想的那樣割地時，滿清政府甚至覺得這還是蠻不錯的，但是，很快這种貿易要求就使得滿清政府認識到他們所遇到的是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這种商業文明對于中國的沖擊要遠甚于戰艦對于中國的炮轟，中國的万里長城更大程度上是被這种隱形的文明所打破的，所帶來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閉關鎖國局面的徹底打破，一批新的社會階層即買辦階層和新興的市民階層悄然而生，在中國，商業第一次有了擺脫對于政治的依附的可能。帝國秩序的瓦解也正是從這里開始的。

政府主導下的商業文明擴展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逐步向世界敞開了大門，也進一步融入世界之中，特別是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標志著中國不僅最終接納了商業文明，融入其中，而且開始參与商業文明規則的制定，從而見證了中國的商業文明從小到大、從邊緣到主流、從政治的附庸到平等主体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中國的政治文明也在逐步向前發展。

這种政治文明的發展主要還是表現為政府對貿易和商業管制的減少。從進出口經營權的逐步放開，到商業性組織的不斷壯大，使得主体越來越自由，游戲規則參与制定者越來越多，成為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衡量管制是否真正弱化，最簡單的標准是看商業貿易中尋租活動是否在減少。這恰恰也是當前我國貿易領域的一個基本矛盾(尋求非生產性利潤和尋求生產性利潤的沖突)。

我們在分析商業文明的進步性時，也不能不考慮它所帶來的“雙刃劍效應”：國內經濟的國際化，既讓國民經濟提升到新的層次，也令新興部門和行業進入新的“雷區”；金融貨幣領域能夠給國家和個人創造比(譬如講)傳統農業和制造業更大更快的效益，也可以給他們帶來比后者更加可怕和迅雷不及掩耳的風險；現代化的政府在解決本國舊的貧困、封閉和愚昧等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也收到巨大、廣泛的成效，但這些努力同時增加了社會和民眾的新的、更難以滿足的預期，增加了宏觀控制的難度；對經濟增長的比較簡單的需求，變成了既要增長又要公平的复雜需求；對貧窮的單一治理，變成了對雙重目標(舊式貧窮和富裕之后再貧窮的失落感)的同時應付；社會結构的變遷和各階級階層的整合，在全球化、國際化、信息化的條件下，不僅釋放出巨大的創造力，也釋放出巨大的破坏力。這是一個社會前進的新階段，它顯示了對傳統封閉時代的重大超越，以及對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暴露出与更發達地帶的明顯差距。

（編輯：班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