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克作家

德國漢學家顧彬曾稱當代中國文學是垃圾，掀起軒然大波。

暫擱下當代中國文學是否垃圾和垃圾中國文學之成因，先放眼五大洲四大洋，其實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世界文學就一直在衰落、凋敝、不景气。好作家不再出世，好作品几近于無，從普遍水准的急速下滑而言，稱得上准垃圾了。當代世界

是的，無論歐洲文學、美利堅文學、拉美文學，還是俄蘇文學、非洲印支文學、亞太文學，廿世紀五十年代仿佛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后已經沒有任何大師、巨匠誕生。以美國文學為例，從馬克·吐溫、霍桑、麥爾維爾、福克納、海明威到所謂后現代一脈，即海勒、馮尼古特、庫佛、巴思、品欽諸君，也就到這批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后現代作家，難以為繼。

教授和批評家們，如馬原、朱大可等，便不假思索地將文學之退行、蕭條与電影之勃興作人云亦云的聯想，認為是有聲彩色電影在市場份額上排擠了純文本的文學而導致后者的衰落。他們夸張、鼓吹“新藝術”的胜利，一方面隱含科技決定論的先驗邏輯，即与社會達爾文主義同樣缺乏證据的藝術進化論之再度回歸，愚蠢地在非食物生態鏈的層面煽惑“适者生存”之類的庄家理論；另一方面則暴露了言說者們自欺欺人的阿Q心態：文學“天命”轉移、“文學蝶化”、“文學轉世”、現如今的影視及英特网才是“文學”正道云云。

我們知道，批評家們只是“含淚”地轉引了雅克·德里達和J-希利斯·米勒的牙慧罷了。外國大腕們信誓旦旦、憂心忡忡地指出，“電信時代”會埋葬一切文學形式，“會确定無疑地導致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學,甚至情書的終結。”然而，難道出于洋人之口就成為神諭圣讖，不證自明了？難道德里達或米勒做過任何可信賴的調查，“電信時代”的電影、電視和英特网确實普遍地、世界性地使圖書市場萎縮，使作家們不會創作擲筆于地了？沒有。在“后”學大腕那儿永遠不會有這樣的調查。他們只是用后現代主義不著邊際的扯淡語言在駭人觀點包裝下抒發自己對移動電話、英特网之類新生事物的陌生和不适應罷了。

一

把一种藝術之頹敗看做另一种新興藝術壓迫、淘汰之結果，這是典型的進化論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盡管洋人大腕和“含淚”買辦們未必愿意承認。只要翻翻許靖華的《大滅絕》，這些潛意識的進化論者便會清楚進化論有多么荒謬。不過我們險些忘了，盡管“后”學家言必稱“不确定性”、“悖謬”等等科普術語，但他們對科學一竅不通的程度令人咋舌（詳見紐約大學量子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對后現代大腕們的惡搞“詐文”。）

事實是，歐美圖書出版業（尤其文學圖書出版業）并沒因“電信時代”的蓬勃而趨于萎縮。真正受到沖擊的是新聞紙媒。据美國權威商業調研机构“發行量審計署”對530份報紙的調查，發行量下降的趨勢影響了大多數報紙。其中受影響最大的算是美國新聞紙媒的龍頭老大《紐約時報》。由于發行量持續下降，廣告日少，財政漸成問題，《紐約時報》曾經對采編和印刷部門大量裁員，原800名編輯記者被裁去250人，為節省紙張和成本縮窄了報紙版面。不光紙媒，美國三大無線電視网NBC、ABC、CBS的新聞收視率也急速下滑（蓋洛普的民調，42％的美國人覺得三大電視台的新聞主播左傾）。英特网的新聞更新，多元化的博客媒体和RSS訂閱技術的出現等确實從某种意義上略胜傳統新聞媒体一籌。不過在這“略胜”背后，并不止于技術決定論和文化進化論那么簡單，其深層症結，歸根結底還是意識形態。美國人民日益右傾已經盡人皆知，RichardPosner在《BadNews》里說，普通美國人里，14%的人認為自己屬于自由派，26%的人認為自己是保守派（轉引自九喻）；可在新聞從業人員里，56%的人認為自己是自由派，只有18%的人認為自己是保守派。這兩組完全逆向的數字足以說明美國各大主流媒体的左傾本質，而美國新聞從業者的左傾政治取向和搖擺往右的美國人民剛好相反。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國人民總体而言是左傾的，那時的主流左派媒体如魚得水。現如今的美國人民右傾了，但左傾媒体不可能跟著右轉，這就決定了它們逐步被右傾的美國大眾所拋棄。相比之下，右翼有線電視台福克斯（Fox）的收視率2003年已超越左派的有線CNN，06年接近無線CBS，進步神速。左翼紙媒旗艦《紐約時報》發行量今年下跌3.85%，右翼大報《華爾街日報》則獲得了1%左右增長。大量美國讀者不再讀紙媒，而去讀网媒，讀博客，意識形態的因素恐怕是主要的。

既然平面媒体未必是直接被“電信時代”的佼佼者英特网所打敗，而是有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原因，同理，我們決不可盲目听信“后”學家忽悠什么“電信時代”到來文學時代終結之類的夢囈。世界文學在二十世紀后半葉的蕭條衰敗，亦自有其更深刻的原因或曰禍根。這條禍根，很不幸，与資本主義的運作机制緊密纏結。

古登堡印刷術之發明堪稱第一次傳媒革命，使書籍制作、知識和信息傳播變得廉价而便捷。現代文學、現代宗教和政治的异軍突起，与封建專制并駕齊驅且后來居上，古登堡革命功不可沒。馬丁·路德与加爾文的宗教革命（一百年間印刷了多种語言版本的《圣經》，打破天主教會壟斷），卡斯特里奧反對加爾文（印刷小冊子），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伏爾泰等人的啟蒙運動，以及現代文學的崛起（拉伯雷的《巨人傳》、塞万提斯《堂吉訶德》、蒙田、彌爾頓），沒有古登堡革命的印刷傳播，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古登堡的“革命”是一次商業革命，“作為大眾傳播的第一個技術形態”，它仍然是資本主義生命樹上所結的一枚碩果。

不管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与資本主義精神》講得多么冠冕堂皇，資本主義的本質無非錢滾錢、利疊利，資本家的基本行為動机無非“從牛身上刮油，從人身上刮錢”，為此他們不惜“要穿過地獄去尋寶，哪怕地獄之火烤焦了船帆也在所不惜”。也許早期資本主義确實有著清教徒的正直和操守，但發達資本主義時代，“大獲全胜的資本主義，依賴于机器的基礎，已不再需要這种精神的支持了”，“啟蒙主義臉上的玫瑰色紅暈似乎也在無可挽回地褪去。天職責任的觀念，在我們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樣，只是幽靈般地徘徊著”。這時候，絕大部分的資本家都狗苟蠅營，逐臭而往，不受任何宗教、道德約束。

這個資本主義無道德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就是歐洲的十九世紀，准确而言，就是拿破侖三世統治的時代。小波拿巴民選上台后，靠軍隊政變解散了國民議會，逮捕議員，然后經過愚蠢的公投認可程序，正式加冕做皇帝。法蘭西第二帝國是一個典型的模式，向后人揭示資本主義“做生意的自由”不需要政治自由為后盾。在專制統治之下，資本家如同帝國的頭號寵儿，因為小拿破侖的“自由主義”新經濟政策（包括簡化股份公司申請手續，支持資本家建造鐵路，鼓勵消費……）就是要招攬金融資本，對資本家投怀送抱。第二帝國早期，好商佳(BonMarche)躍然成為全世界第一家百貨公司，路易·威登(LouisVuitton)開始兜售旅行箱，以自己的名字做品牌的服裝設計師變成了主流時尚，据說左拉《婦女樂園》描寫的百貨商店即取材于好商佳和薩馬利丹兩大百貨公司的運營模式（《百貨公司小說的誕生》，辜振丰）。小拿破侖的政治專制主義和經濟市場主義二位一体的政策當然不是為了“法國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重振拿破侖皇族的家聲，甚至野心勃勃地問鼎“千古一帝”。他的重商主義，其實与羅馬那個謀殺父親奧列留的暴君康茂德的角斗場主義一樣，無非是坐穩江山、籠絡人心的手段而已。借用英國《衛報》的評价，“自由派皇帝”小拿破侖其“目的只有一個：讓法國人相信自己會變得更富裕，然后著手去解決那些影響法國穩定的社會問題。他的經濟政策使法國成為一個紙醉金迷的國度，富豪們在民眾面前炫耀財富。他的支持者一邊繼續發家，一邊依賴他讓‘小人物們’保持安靜，共和派的最積极代表只能流亡海外。在他的統治下，媒体只是在理論上保持自由，太過批評性的報紙會受到政府的客气‘警告’，自我審查成了新聞人的第二天性。當時盡管也出了一些大藝術家，但他們多半流落他鄉，否則就會因‘不道德’而面臨受審判的危險，例如福樓拜和波德萊爾”。故，塞納省長G.E.豪斯曼1853年對巴黎市區進行的大規模改建不是什么“仿生建筑”，本雅明說，“豪斯曼的真實目的是想保證巴黎城免于內戰。他想使巴黎永遠無法設置街壘。豪斯曼打算用兩种方法結束這种現象。街道的寬度首先要使街壘的設置無法實現。其次，新的街道將在兵營和平民區間提供最短的線路。當代人將這一舉動稱為‘戰略美化’。”通過小拿破侖皇帝、金融商業資本家和豪斯曼的群策群力，“影響法國穩定”的問題似乎解決得差不多了，無產者被放逐到城市郊區，動蕩的因素無聲消失，法國完成了工業革命，重工業中机器生產普遍代替手工勞動。大工業時代來臨，巴黎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1855年和1867年法國兩次舉辦炫耀國力國富的万國博覽會。當然，在偉大的資本主義的法蘭西第二帝國之內，沒有偉大文學的一席之地，像福樓拜和波德萊爾那樣的文學家尚可苟且度日，偉大如雨果，便只能流亡于澤西小島，自絕于帝國，自絕于人民了。若非小拿破侖妄自尊大，捋俾斯麥的虎須，兵敗被擒，帝國壽終正寢，恐怕雨果再偉大五倍，也不得不埋骨异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