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月异的村庄里的“都市”，應納入城市的規划管理軌道

·蔚然·

“加拿大很像是滕文驥20多年前導演的一部電影的名字：《都市里的村庄》，”有中國留學生這樣描述加拿大；“鐵打的村庄流動的人”，形容的是中國城市常見的“城中村”。顯然，中加兩國這兩种類型的“都市里的村庄”，不只存在

筆者去年曾去采訪的只有1750戶人家的廣州增城市新塘鎮大敦村，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由最初的引進外商，到自己創辦企業，至今共創辦了各類企業超過400個，吸引了近5万外來人口在此就業，以全國最大的“牛仔村”而聞名。而它所在的新塘鎮去年產值超過228億元，圍繞建設廣州東部現代化新城區的目標，通過發展汽車、摩托車和牛仔服裝等三大支柱產業，為中心鎮建設提供了強大的產業支撐。可以說，大敦村以及新塘鎮，代表了廣州等東南沿海發達地區中心鎮發展的一种類型———工業化帶動城市化，但在村里看到他們的辦公室門口還挂著村委會、村市政設施建設辦公室等牌子，顯得与周圍的城市設施和气息有點不太相稱。

類似大敦這些村庄里的“都市”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体現了當地人解放思想，勇于開拓的創業精神，不但靠自己致富，還吸納了几万人的外來農村勞動力就業，加快了城市化進程，令人敬佩。但畢竟鄉村規划管理比較薄弱，現有的一些規划未能体現城市特點，難以符合城市化的需要。

在政府如何管理村庄里的“都市”方面，發達國家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在德國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德國城市人口的增長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外部人口的流入，二是城市居民的自然增長，三是通過行政區合并而增加的人口。隨著城市經濟實力提升和輻射作用增強，城市地域不斷向四周延伸，德國政府把大城市周圍的小鎮和農村合并到城市，使原來的農村變成城市的郊區，或者城市的一部分。雖然農村的地理位置沒有改變，但是卻使農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化了。据統計，在1875~1905年間，在普魯士85個城市的新增人口中，54．6％源于外部流入的人口，31％源于城市居民的自然增長，14．4％來自行政區的合并。通過行政區合并一方面增加了城市人口，擴大了城市范圍；另一方面又促使城市附近的農業勞動力就地轉移，加速了城市化進程。

前不久《城鄉規划法》經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表決通過，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這對于打破我國原來城鄉二元制的法律体系，把村庄里的“都市”攬入城市的怀抱，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借鑒國外經驗，除了合并行政區，改革管理体制，由政府提供社會保障、給外來人員提供公共住房以外，基礎設施也需要進行統一規划，讓城市基礎設施向城市周邊地區的村庄里的“都市”延伸，一來可以加強基礎設施和市政設施的整体性，有利于提高基礎設施的使用效率，另外可以節約成本、費用，節省土地，保護環境。同時，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尤其要尊重農民過去的業績，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

（編輯：敏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