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匈“纏斗”三百年,為何終能成一家?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李磊 發表時間︰2018-02-12 09:12

作者︰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李磊

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

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

元狩四年春,漢武帝命大將軍衛青出定襄、驃騎將軍霍去病出代郡。此次戰爭的目標是尋求在漠北一舉聚殲匈奴單于主力。為此,漢武帝給衛青、霍去病分別配備了5萬騎兵。兩軍出塞時,官、私馬匹達14萬之多。同時,還有數十萬步兵及轉送輜重的民夫跟隨在後。

此戰過後,匈奴遠遁,漢朝也在一段時間內無力發動大規模北伐。可見,元狩四年的這場戰爭是一場攸關國運的戰爭,而衛青、霍去病則是被委以重任之人。追根溯源,衛青、霍去病登上歷史舞台,實際上與漢武帝時期內外政策的轉向有關。

衛青的出身並不高貴,如果從最初的社會身份來看,他的人生軌跡本不會與王朝命運相聯。衛青的母親衛媼是平陽侯妾(一說為陽信公主家僮),與給事侯家的縣吏鄭季私通,生下了衛青。衛青少年時在鄭季家被使喚牧羊,嫡母所生的兒子們將其視作奴僕。但有人給衛青相面,預測他會官至封侯。衛青笑笑說︰“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成年後的衛青,擔任平陽侯家騎。

衛青命運的轉折,緣于同母的姐姐衛子夫得幸于漢武帝。但不久,皇後為打擊衛子夫,將衛青囚禁並準備殺掉。在友人公孫敖的幫助下,衛青才得以逃過一死。在此後的征戰歲月中,公孫敖亦成了衛青的長期戰友。漢武帝听聞皇後欲殺衛青之事,便召衛青為建章監、侍中,後又任命為太中大夫。

元光六年,衛青被拜為車騎將軍,與李廣等四軍並出,攻擊匈奴。在此戰中,其余三軍皆無所獲,唯獨衛青出上谷郡至籠城斬獲數百人。這次戰役是馬邑之謀後,漢武帝主動發起的首次大規模戰役。在諸軍皆敗的情形下,衛青的獲勝對于漢武帝戰爭信心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成為他迅速崛起為軍事統帥的一個重要契機。

這里要說一下馬邑之謀。元光二年,漢武帝采納雁門富豪聶壹的計謀,引誘匈奴攻馬邑城,設伏30萬兵力試圖一舉消滅匈奴主力。單于引兵入塞後,發現了這一計劃,遂退回本土。從此,漢匈關系破裂。

匈奴對漢朝的強勢地位,是由秦漢之際的冒頓單于奠定的。在頭曼單于(冒頓單于之父)統治時期,匈奴一度受制于秦朝、東胡和大月氏。冒頓殺父自立後,乘楚漢戰爭時期邊塞空虛,收復河南地,並統一了蒙古高原。劉邦曾親率32萬人迎擊匈奴,冒頓單于佯裝敗走,將漢朝騎兵及部分步兵引至平城,出動40萬騎將劉邦圍困在白登長達7日。後來,劉邦賄賂單于閼氏(單于後妃),方得解圍。

此後,從漢高祖至漢景帝,漢朝大抵奉行與匈奴和親的政策。但是,匈奴對漢朝政策多有反復。除經常劫掠邊境外,漢文帝十四年,匈奴還曾大舉進犯、逼近長安。漢朝隨後移民塞下,加強邊境守衛。在漢初的70年間,佔據主動地位的是匈奴。戰爭或是和親,基本由匈奴決定。

漢武帝登基後,力圖改變漢初以來的漢匈關系。漢武帝曾對衛青說︰自己的歷史使命是“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意思是說,變更制度和出師征伐是必須完成的兩項任務,二者最終指向的是大一統。這一席對話同時表明,漢武帝將衛青視為實現這一宏偉志向的同路人。

遼東到敦煌,漢朝建完整攻防

失去祁連山,匈奴漠南無王庭

在匈奴的政治地理概念中,其地分為中、左、右三部。左、右兩部分別在單于領屬土地的東方和西方,設有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都骨侯。

元光六年,衛青出上谷,打擊的是匈奴左部。此後,衛青的作戰對象轉向中部和右部。元朔元年秋,衛青率3萬騎出雁門郡,斬首數千。這是漢武帝興兵與匈奴作戰以來的最大戰果。次年,衛青出雲中郡西至高闕,迂回到隴西。此戰意義十分重大,不僅驅逐了白羊王、樓煩王,而且奪回河南地,移民10萬設朔方郡,解除了匈奴對長安、關中地區的直接威脅。漢朝設置朔方郡後,匈奴年年攻擊上谷、代郡、雁門、定襄、雲中、上郡,以左、中、右三部全線作戰方式予以報復。

衛青對匈奴的打擊,還促成匈奴內部最高統治權的變更。軍臣單于死後,左谷蠡王發動政變自立,此即伊稚斜單于。伊稚斜單于擊破軍臣單于的太子,迫使其逃亡漢朝。伊稚斜單于代表了匈奴內部與漢朝激烈對抗的勢力,故漢朝和匈奴之間最激烈的戰爭基本上發生在伊稚斜單于統治時期。

元朔五年,漢軍在衛青的率領下在匈奴右部開闢戰場,匈奴右賢王僅與一愛妾及數百騎潰圍北逃。憑此戰之功,衛青進號大將軍。次年,衛青兩出定襄,與匈奴單于直接對戰。正是在這一年,霍去病封侯。

霍去病是衛青另一個姐姐與霍仲孺所生之子,18歲時以皇後姐子身份任侍中,後在衛青軍中為票姚校尉。在元朔六年的這場戰爭中,霍去病率輕騎脫離大軍尋找戰機,斬單于大父,俘季父、相國、當戶,斬首及捕獲2280人,進而被封為冠軍侯。

元狩二年,霍去病成為驃騎將軍,出隴西遠征。漢軍驍勇精銳將士皆配于霍去病,極大增強了長距離野戰的能力。此役,霍去病所部過焉支山,往西達千余里,繳獲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天,霍去病又從北地出擊,越過居延海,然後南下祁連山,繼續打擊匈奴右部。在漢軍持續的打擊下,匈奴內部發生分裂,渾邪王殺掉休屠王,率部歸漢。漢朝將渾邪王、休屠王故地設為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為了鞏固西線的勝利,還遷徙關東貧民72萬,充實隴西、北地、西河、上郡。

漢朝獲得河西四郡,對于中國歷史而言意義重大。第一,河西四郡設置後,青藏高原上羌人和蒙古高原上匈奴人的聯系被斬斷了。第二,漢朝打開了通向西域的通道,漢朝烽燧一直往西北延伸。第三,河西地區由游牧社會轉向農業社會,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文化中心,對北魏的漢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匈奴也因失去河西地區而面臨很大損失。一首流傳下來的匈奴歌謠唱道︰“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在擊破匈奴右部後,單于所部的側翼暴露在漢軍面前。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漢武帝發動了元狩四年的北伐。伊稚斜單于獲悉漢朝出兵的消息後,采納降將趙信的建議,將精兵置于漠北,以逸待勞。衛青所部出塞千余里,與單于相遇。衛青以武剛車環繞結營,派出騎兵正面迎戰;匈奴亦派出騎兵沖擊漢軍。此時,太陽隱沒,大風刮起,兩軍陷于風沙中,漢軍從左右兩翼圍困伊稚斜單于。單于看到漢兵多且強,便率數百騎突圍向西北逃亡。黃昏時分,漢軍與匈奴大戰,雙方損失慘重。另一邊,霍去病出塞2000余里,攻擊匈奴左部,俘獲屯頭王、韓王等三王以及將軍、相國、當戶、都尉83人,斬俘7萬余人。

經此一役,匈奴“漠南無王庭”。朔方以西至張掖、居延間地,均被漢朝佔據。之後,漢朝從令居至敦煌一線修建長城,敦煌以西至于鹽澤修建亭燧,又以60萬塞卒戍守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後來出土發掘的居延戍軍簡牘文書,時間斷代從漢武帝太初三年一直到東漢時期,從中可見在長達300年的時間里,漢朝一直穩固地控制著西北地區。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營建西北地區的長城和亭燧之外,漢朝還修繕舊長城,在包頭、呼和浩特一線設置內城、外城的防御工事。由此,從敦煌到遼東,漢朝建立了完整的攻防體系。

另創體制,容納“漢匈一家”

以戈止武,農牧“走向統一”

漢朝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對匈奴降人依然另創體制予以容納。匈奴右部河西地區的渾邪王降漢後,漢武帝將其部眾分為各個屬國。屬國都尉為最高軍政長官,匈奴游牧民在屬國內“依本國之俗”,保留原有的社會組織和風俗習慣。見諸史籍的屬國有西河屬國、北地屬國、上郡屬國、金城屬國、天水屬國、五原屬國、張掖屬國。

而在匈奴內部,遭受漢朝的打擊後,最終分裂成“五單于並立”的局面。甘露元年,呼韓邪單于歸附漢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朝覲漢宣帝于甘泉宮,“贊謁稱臣而不名”。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再次入朝,“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大事——昭君出塞,漢朝和匈奴之間恢復和親。在包頭等地出土的墓葬中,瓦當有“單于和親”的漢文字樣。可見,“漢匈一家”的局面已經為漢匈雙方所認可。

漢武帝時代所致力的大一統,到漢宣帝時得以真正實現。中華文明得以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這也成為西漢後期儒家追求改制、實現太平世的重要基礎。經過漢朝幾代皇帝的持續努力,“不外夷狄”的天下構想最終實現。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方八部擁護日逐王為單于,匈奴正式分裂為南北二部。南匈奴單于入居雲中,後轉遷到美稷,分其部眾于東漢邊郡,助東漢守邊。而為了避免北匈奴的劫掠,東漢和北匈奴保持“合市”,互通有無。但不久,北匈奴遭受北面的丁零、東面的鮮卑、南面的南匈奴聯合攻擊,越來越難以維系在蒙古高原上的統治。

漢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命漢軍四路出擊,逐擊北匈奴。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耿秉率師出塞三千里,至燕然山;班固在燕然山刻石宣揚漢軍功業。此役,北匈奴20多萬人降漢。永元三年,漢軍出居延,將北匈奴單于包圍在金微山,北匈奴被迫向更遠的西方遷徙。此時,漢匈之間近300年來斷斷續續的攻防之戰,終告正式結束。

如果將匈奴視作以游牧經濟為基礎的政治體、將秦漢王朝視作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政治體,那漢匈之間的“纏斗”和互動隱含著一個更高層次的文明意義,即游牧地區與農業地區的統一。

秦朝之時,農業社會相對強大,農牧分界線不斷往北推移。漢初,匈奴強盛,又恢復了此前的農牧分界線。農牧分界線的推移,反映了雙方實力的角逐與矛盾的激化。而邊疆的沖突對于南北政權而言,都可能引發內部的統治危機。

如果農業社會和游牧社會之間的矛盾無法解決,便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長治久安。這種矛盾的解決方式,在漢、唐之際,是以農耕區和游牧區的大一統來完成的;在農業社會政權力量衰微的時代,則是北方政權通過直接佔領宜農宜牧區、強迫南方政權以歲貢等方式建構和平關系來實現的。

從政權的角度來看,中國歷史的主軸之一是南方農耕區政權和北方游牧區政權的對抗。但從中華文明體的角度來看,則同時包含農業社會和游牧社會的協商機制。雙方常常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比如,柔然與北魏,吐蕃、回紇與唐,遼與北宋,金與南宋,韃靼、瓦剌與明朝,等等。

在這個意義上,漢匈關系顯得尤為具有意義。從中華文明史的角度來看,它為農業社會和游牧社會提供了開創性的相處模式︰由對抗而協商,再到更高程度的大一統,幾乎涵蓋了後世中國歷史上的各種相互關系。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漢朝無法解決與匈奴的關系問題,不將游牧社會納入,中華文明難免就會局限在農耕區。最後,可能會同歷史上消失的古埃及、古巴比倫等文明體那樣,生命力難以長久,文化創造也無法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司馬遷撰寫《史記》之際,正處于漢朝和匈奴戰爭最為激烈的時候。但對于匈奴這樣一個大敵,司馬遷還是從族源的角度表達了認同。他說︰“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這是漢匈合為一家的重要觀念基礎。自此,“漢匈一家”成為中國古代王朝奉行的至高理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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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匈“纏斗”三百年,為何終能成一家?

解放日報2018-02-12 09:12:50

作者︰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李磊

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

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

元狩四年春,漢武帝命大將軍衛青出定襄、驃騎將軍霍去病出代郡。此次戰爭的目標是尋求在漠北一舉聚殲匈奴單于主力。為此,漢武帝給衛青、霍去病分別配備了5萬騎兵。兩軍出塞時,官、私馬匹達14萬之多。同時,還有數十萬步兵及轉送輜重的民夫跟隨在後。

此戰過後,匈奴遠遁,漢朝也在一段時間內無力發動大規模北伐。可見,元狩四年的這場戰爭是一場攸關國運的戰爭,而衛青、霍去病則是被委以重任之人。追根溯源,衛青、霍去病登上歷史舞台,實際上與漢武帝時期內外政策的轉向有關。

衛青的出身並不高貴,如果從最初的社會身份來看,他的人生軌跡本不會與王朝命運相聯。衛青的母親衛媼是平陽侯妾(一說為陽信公主家僮),與給事侯家的縣吏鄭季私通,生下了衛青。衛青少年時在鄭季家被使喚牧羊,嫡母所生的兒子們將其視作奴僕。但有人給衛青相面,預測他會官至封侯。衛青笑笑說︰“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成年後的衛青,擔任平陽侯家騎。

衛青命運的轉折,緣于同母的姐姐衛子夫得幸于漢武帝。但不久,皇後為打擊衛子夫,將衛青囚禁並準備殺掉。在友人公孫敖的幫助下,衛青才得以逃過一死。在此後的征戰歲月中,公孫敖亦成了衛青的長期戰友。漢武帝听聞皇後欲殺衛青之事,便召衛青為建章監、侍中,後又任命為太中大夫。

元光六年,衛青被拜為車騎將軍,與李廣等四軍並出,攻擊匈奴。在此戰中,其余三軍皆無所獲,唯獨衛青出上谷郡至籠城斬獲數百人。這次戰役是馬邑之謀後,漢武帝主動發起的首次大規模戰役。在諸軍皆敗的情形下,衛青的獲勝對于漢武帝戰爭信心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成為他迅速崛起為軍事統帥的一個重要契機。

這里要說一下馬邑之謀。元光二年,漢武帝采納雁門富豪聶壹的計謀,引誘匈奴攻馬邑城,設伏30萬兵力試圖一舉消滅匈奴主力。單于引兵入塞後,發現了這一計劃,遂退回本土。從此,漢匈關系破裂。

匈奴對漢朝的強勢地位,是由秦漢之際的冒頓單于奠定的。在頭曼單于(冒頓單于之父)統治時期,匈奴一度受制于秦朝、東胡和大月氏。冒頓殺父自立後,乘楚漢戰爭時期邊塞空虛,收復河南地,並統一了蒙古高原。劉邦曾親率32萬人迎擊匈奴,冒頓單于佯裝敗走,將漢朝騎兵及部分步兵引至平城,出動40萬騎將劉邦圍困在白登長達7日。後來,劉邦賄賂單于閼氏(單于後妃),方得解圍。

此後,從漢高祖至漢景帝,漢朝大抵奉行與匈奴和親的政策。但是,匈奴對漢朝政策多有反復。除經常劫掠邊境外,漢文帝十四年,匈奴還曾大舉進犯、逼近長安。漢朝隨後移民塞下,加強邊境守衛。在漢初的70年間,佔據主動地位的是匈奴。戰爭或是和親,基本由匈奴決定。

漢武帝登基後,力圖改變漢初以來的漢匈關系。漢武帝曾對衛青說︰自己的歷史使命是“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意思是說,變更制度和出師征伐是必須完成的兩項任務,二者最終指向的是大一統。這一席對話同時表明,漢武帝將衛青視為實現這一宏偉志向的同路人。

遼東到敦煌,漢朝建完整攻防

失去祁連山,匈奴漠南無王庭

在匈奴的政治地理概念中,其地分為中、左、右三部。左、右兩部分別在單于領屬土地的東方和西方,設有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都骨侯。

元光六年,衛青出上谷,打擊的是匈奴左部。此後,衛青的作戰對象轉向中部和右部。元朔元年秋,衛青率3萬騎出雁門郡,斬首數千。這是漢武帝興兵與匈奴作戰以來的最大戰果。次年,衛青出雲中郡西至高闕,迂回到隴西。此戰意義十分重大,不僅驅逐了白羊王、樓煩王,而且奪回河南地,移民10萬設朔方郡,解除了匈奴對長安、關中地區的直接威脅。漢朝設置朔方郡後,匈奴年年攻擊上谷、代郡、雁門、定襄、雲中、上郡,以左、中、右三部全線作戰方式予以報復。

衛青對匈奴的打擊,還促成匈奴內部最高統治權的變更。軍臣單于死後,左谷蠡王發動政變自立,此即伊稚斜單于。伊稚斜單于擊破軍臣單于的太子,迫使其逃亡漢朝。伊稚斜單于代表了匈奴內部與漢朝激烈對抗的勢力,故漢朝和匈奴之間最激烈的戰爭基本上發生在伊稚斜單于統治時期。

元朔五年,漢軍在衛青的率領下在匈奴右部開闢戰場,匈奴右賢王僅與一愛妾及數百騎潰圍北逃。憑此戰之功,衛青進號大將軍。次年,衛青兩出定襄,與匈奴單于直接對戰。正是在這一年,霍去病封侯。

霍去病是衛青另一個姐姐與霍仲孺所生之子,18歲時以皇後姐子身份任侍中,後在衛青軍中為票姚校尉。在元朔六年的這場戰爭中,霍去病率輕騎脫離大軍尋找戰機,斬單于大父,俘季父、相國、當戶,斬首及捕獲2280人,進而被封為冠軍侯。

元狩二年,霍去病成為驃騎將軍,出隴西遠征。漢軍驍勇精銳將士皆配于霍去病,極大增強了長距離野戰的能力。此役,霍去病所部過焉支山,往西達千余里,繳獲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天,霍去病又從北地出擊,越過居延海,然後南下祁連山,繼續打擊匈奴右部。在漢軍持續的打擊下,匈奴內部發生分裂,渾邪王殺掉休屠王,率部歸漢。漢朝將渾邪王、休屠王故地設為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為了鞏固西線的勝利,還遷徙關東貧民72萬,充實隴西、北地、西河、上郡。

漢朝獲得河西四郡,對于中國歷史而言意義重大。第一,河西四郡設置後,青藏高原上羌人和蒙古高原上匈奴人的聯系被斬斷了。第二,漢朝打開了通向西域的通道,漢朝烽燧一直往西北延伸。第三,河西地區由游牧社會轉向農業社會,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文化中心,對北魏的漢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匈奴也因失去河西地區而面臨很大損失。一首流傳下來的匈奴歌謠唱道︰“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在擊破匈奴右部後,單于所部的側翼暴露在漢軍面前。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漢武帝發動了元狩四年的北伐。伊稚斜單于獲悉漢朝出兵的消息後,采納降將趙信的建議,將精兵置于漠北,以逸待勞。衛青所部出塞千余里,與單于相遇。衛青以武剛車環繞結營,派出騎兵正面迎戰;匈奴亦派出騎兵沖擊漢軍。此時,太陽隱沒,大風刮起,兩軍陷于風沙中,漢軍從左右兩翼圍困伊稚斜單于。單于看到漢兵多且強,便率數百騎突圍向西北逃亡。黃昏時分,漢軍與匈奴大戰,雙方損失慘重。另一邊,霍去病出塞2000余里,攻擊匈奴左部,俘獲屯頭王、韓王等三王以及將軍、相國、當戶、都尉83人,斬俘7萬余人。

經此一役,匈奴“漠南無王庭”。朔方以西至張掖、居延間地,均被漢朝佔據。之後,漢朝從令居至敦煌一線修建長城,敦煌以西至于鹽澤修建亭燧,又以60萬塞卒戍守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後來出土發掘的居延戍軍簡牘文書,時間斷代從漢武帝太初三年一直到東漢時期,從中可見在長達300年的時間里,漢朝一直穩固地控制著西北地區。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營建西北地區的長城和亭燧之外,漢朝還修繕舊長城,在包頭、呼和浩特一線設置內城、外城的防御工事。由此,從敦煌到遼東,漢朝建立了完整的攻防體系。

另創體制,容納“漢匈一家”

以戈止武,農牧“走向統一”

漢朝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對匈奴降人依然另創體制予以容納。匈奴右部河西地區的渾邪王降漢後,漢武帝將其部眾分為各個屬國。屬國都尉為最高軍政長官,匈奴游牧民在屬國內“依本國之俗”,保留原有的社會組織和風俗習慣。見諸史籍的屬國有西河屬國、北地屬國、上郡屬國、金城屬國、天水屬國、五原屬國、張掖屬國。

而在匈奴內部,遭受漢朝的打擊後,最終分裂成“五單于並立”的局面。甘露元年,呼韓邪單于歸附漢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朝覲漢宣帝于甘泉宮,“贊謁稱臣而不名”。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再次入朝,“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大事——昭君出塞,漢朝和匈奴之間恢復和親。在包頭等地出土的墓葬中,瓦當有“單于和親”的漢文字樣。可見,“漢匈一家”的局面已經為漢匈雙方所認可。

漢武帝時代所致力的大一統,到漢宣帝時得以真正實現。中華文明得以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這也成為西漢後期儒家追求改制、實現太平世的重要基礎。經過漢朝幾代皇帝的持續努力,“不外夷狄”的天下構想最終實現。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方八部擁護日逐王為單于,匈奴正式分裂為南北二部。南匈奴單于入居雲中,後轉遷到美稷,分其部眾于東漢邊郡,助東漢守邊。而為了避免北匈奴的劫掠,東漢和北匈奴保持“合市”,互通有無。但不久,北匈奴遭受北面的丁零、東面的鮮卑、南面的南匈奴聯合攻擊,越來越難以維系在蒙古高原上的統治。

漢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命漢軍四路出擊,逐擊北匈奴。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耿秉率師出塞三千里,至燕然山;班固在燕然山刻石宣揚漢軍功業。此役,北匈奴20多萬人降漢。永元三年,漢軍出居延,將北匈奴單于包圍在金微山,北匈奴被迫向更遠的西方遷徙。此時,漢匈之間近300年來斷斷續續的攻防之戰,終告正式結束。

如果將匈奴視作以游牧經濟為基礎的政治體、將秦漢王朝視作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政治體,那漢匈之間的“纏斗”和互動隱含著一個更高層次的文明意義,即游牧地區與農業地區的統一。

秦朝之時,農業社會相對強大,農牧分界線不斷往北推移。漢初,匈奴強盛,又恢復了此前的農牧分界線。農牧分界線的推移,反映了雙方實力的角逐與矛盾的激化。而邊疆的沖突對于南北政權而言,都可能引發內部的統治危機。

如果農業社會和游牧社會之間的矛盾無法解決,便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長治久安。這種矛盾的解決方式,在漢、唐之際,是以農耕區和游牧區的大一統來完成的;在農業社會政權力量衰微的時代,則是北方政權通過直接佔領宜農宜牧區、強迫南方政權以歲貢等方式建構和平關系來實現的。

從政權的角度來看,中國歷史的主軸之一是南方農耕區政權和北方游牧區政權的對抗。但從中華文明體的角度來看,則同時包含農業社會和游牧社會的協商機制。雙方常常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比如,柔然與北魏,吐蕃、回紇與唐,遼與北宋,金與南宋,韃靼、瓦剌與明朝,等等。

在這個意義上,漢匈關系顯得尤為具有意義。從中華文明史的角度來看,它為農業社會和游牧社會提供了開創性的相處模式︰由對抗而協商,再到更高程度的大一統,幾乎涵蓋了後世中國歷史上的各種相互關系。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漢朝無法解決與匈奴的關系問題,不將游牧社會納入,中華文明難免就會局限在農耕區。最後,可能會同歷史上消失的古埃及、古巴比倫等文明體那樣,生命力難以長久,文化創造也無法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司馬遷撰寫《史記》之際,正處于漢朝和匈奴戰爭最為激烈的時候。但對于匈奴這樣一個大敵,司馬遷還是從族源的角度表達了認同。他說︰“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這是漢匈合為一家的重要觀念基礎。自此,“漢匈一家”成為中國古代王朝奉行的至高理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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