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大戰之間美國的普及教育

來源︰文匯報 作者︰陳曉蘭 發表時間︰2018-01-08 10:57

作者︰陳曉蘭

民國時期有過一個赴美旅行、考察、學習的熱潮,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實業、教育、文化機構、公共媒體等各類機構派遣的外交人員、軍政界官員、實業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駐美記者以及美國教會及公司資助或個人自費赴美留學、考察、旅行者,數以千計。他們中的大部分在赴美前後都是掌握實權或話語權者,有些則是在赴美之後完成了個人的轉型,回國後在其專業和政治、文化領域發生影響。這些赴美考察者關注的焦點之一就是美國的教育。他們留下的旅美游記詳細記錄了對于美國教育的考察與對中國教育現狀的反思,除了提出改進建議,有的人後來還將這些考察經驗運用于具體的教育實踐中。教育與國民福祉、國家安全的密切關系,是這些赴美考察者不斷強調的共識。

191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伍廷芳的 《一位東方外交家看美國》 (陳政譯,題名 《美國觀察記》) 極力贊揚美國教育體制之完備、經費之充裕、學校分布之廣、質量之優,學費之低,中小學教育之普及,即使最小的村野也設有學校,像懷俄明這樣的農業州,地廣人稀,居住分散,農家只要有三四名學生,政府便派教師到這些村子教授這些孩子們,因此,“即使最窮的人,也不能給自己做文盲找借口”。

1919年底,曾任雲南省教育總會副會長、後一度代理雲南省省長兼政務廳廳長、雲南省教育廳廳長的由雲龍,由滬放洋,實現二十年游美夙願。他于除夕日抵溫哥華,乘火車五晝夜抵紐約,游歷華盛頓、費城、波士頓、芝加哥、丹佛等二十多個城市,至1920年暮春時節由舊金山乘“中國號”輪船返國,此次游歷重點考察了美國的教育與實業,回國後撰寫 《游美筆談》 (雲南崇文印書館1920年出版),詳細介紹考察美國教育之情形,對于美國中初級教育及社會教育尤為重視。

據他調查,當時美國中小學義務教育最少8年 (7-14歲),最高達12年(6-18歲)。美國教育的個性化、多樣化體現在南、北部及各州在學制、教學方針和教學內容上的差異。如北部諸州實行八、四制 (8年小學、4年中學),南部則實行六、三、三制 (6年小學、3年初中、3年高中),而所謂六、三、三制也不以生理年齡而是以心理量度法為標準分級。在選科制上,中學多屬分科教授,少則兩三科,多則十余科,有國語、外語、商業、農業、手工、建築、家事、美術、師範、理科等,除必修科目外,有必要的選修課供學生自由選習。

城市學校重社會、工業教學,常附設于大學。鄉村學校重農業畜牧、四圍天然物產智識和技能之培養,認為鄉村所受教育若與城市一律,則與環境不相適應。譬如,為使兒童所受教育與其所處之境遇與將來事業相應,伊利諾州某一鄉村小學,除國語、歷史、地理外,設農產實習科,為獎勵兒童作業,又設種黍、飼豕、養雞、園藝、制作罐頭各種俱樂部。學校附近之田野,為兒童作業之用,豬柵、雞--相望。但是,鄉村父母寧多費錢財送兒童至城市就學,教員也寧願在城市教學。因此,教育家們力主改良鄉間學校,提出改良之法︰擇僻靜地區建一聯合學校,投以充足之經費,建設宏大之校舍、齊全其設備,增加教員薪金。當時全美公立中學一萬八千余所,師範學校三百余所,職業學校六百余所,高等教育機構1041個。政府所撥教育經費12億美元,中小學經費1880年時為7800萬,1920年增加到8億。

歐戰以前,美國趨向文化教育、公民教育、職業教育,歐戰後尤其強調文化教育、公民教育。教育宗旨︰“全國兒童均有同等機會受同等之教育,以發達其能力人格到最優良之程度”,“公民教育強調公民之常識、社會義務之必要;職業教育則旨在養成人民均有獨立自營生活之能力;文化教育在于使人民于道德、文化人格均齊發展”。一戰後體育得到廣泛重視,因為一戰征兵時百分之二十應征者身體不合格,于是戰後促進兒童健康組織接踵而起,其中,以紐約醫學院“改良學校兒童營養委員會”為前身的全美“兒童健康促進會”最為活躍,他們研究兒童身體狀況,組織國立委員會研究解決兒童營養問題,提出促進兒童健康法,諸如要求全國所有公立學校對兒童進行定期體檢,配備常規設備稱量體重、身高,訂立標準考察兒童身體營養及發育狀況,將兒童在校健康狀況記錄連同學業狀況記錄作為學校生活全部評價之標準,應用于兒童勞動之許可證的發放中,並將研究、實驗所得之結果,通知各教育、慈善團體以資改進,通過宣傳,喚起公眾對于兒童健康的要求,教授公眾保持兒童健康之方法。

1925年,曾任江蘇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校長的錢用和赴芝加哥大學主修教育,1929年秋歸國後任江蘇省教育廳編審,並在省立鎮江中學、上海暨南大學兼課,1931年被任命為遺族女校校務主任,後任宋美齡秘書。錢用和在赴美之時曾抱兩種使命︰考查歐美教育、調查西方文化。因為她赴美前的教育工作經歷,錢用和尤其注重美國初中級教育的考察,利用各種機會考察芝加哥城市和遠郊的幼兒園、小學、中學乃至貧兒教育、聾啞人教育。她認為美國教育由“自然教育”進而“生活教育”進而“環境教育”,學校教育“寓于天然環境陶冶中,使人生于生活上感樂趣而奮斗,其環境不良者,必設法改良之”。

芝加哥大學實驗學校,包含幼稚園、小學、初、高中部,以杜威的“自然教育”為創校宗旨、辦學理念,以養成學生自主能力,發展個性,使之適于團體生活而成為社會有用之人才,而“不特為大學教育之預備而設”。她曾參觀芝城附近一所鄉間學校,該校設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美國兒童的天真活潑和好奇心給她留下深刻印象。午膳時間,學生托盤自取食物,談笑而不喧嘩,“美人處處以人生自然天性,須以發泄機會,于自然生活中守相當之秩序。我國學校因食時談笑之嘈雜,遂納自然天性于訓練圍範中”,結果又“默然而食”。膳後參觀初中部社會科教學,教師講授埃及、希臘文化,並請錢用和演講,她講埃及、希臘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化之比較。

她曾參觀一所偏僻的鄉村小學,這所學校只有教師一人,學生十七人,校舍一幢,一講台,一火爐,圖書室、預備室、食堂、休息室均在一處。就是這樣規模的一所小學,政府每年補貼4萬美元,相當于中國當時一所大規模中學一年的費用。她參觀一所職業學校,該校宗旨和課程設置的標準是︰“個性”和“群性”平均發展,促進兒童特殊興趣和才能,給兒童生活之知識、技能與生活上之自然、快樂及滿足。個人活動和團體活動時間均分,豐富多彩的團體活動如音樂隊、戲劇團、新聞報、運動會、校市等,給學生創造與人共同合作的機會。她參觀美國最著名的一所盲人學校,該校的地理教學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各種地圖均由學生創作,用木塊、廢紙堆成地圖,經緯界線、山脈河流,絲毫不紊。感嘆︰“天下無廢人,教育實萬能,于此益感國內教育之重要,亦即急起直追。使有目者不盲,盲目者皆明,教育之則更無貸矣”。在她看來,盡管美國教育經費非我國財力所及,但是美國學校之組織方法卻可以借鑒。(錢用和 《錢用和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11年)

不可否認,以當時的中國現實作參照,親歷美國的中國人不可避免地會將美國教育理想化,或者將自己的教育理想附著在對美國教育的觀察與敘述中。實際上,現實中的美國教育依然存在著現實與理想相去甚遠的矛盾,問題層出不窮。

1943年,時為天津 《大公報》 駐美記者的嚴仁穎,跑到美國商務部紐約辦事處的統計室,搜集當時美國的文盲數據。他被告知,1940年的數據還未出來,現成的有1930年的統計︰美國人口9872萬多,文盲428萬多,佔全國總人口的4.3%,其中白人文盲佔文盲總數的2.7%,大部分文盲是黑人和其他各入籍僑民,其中10-19歲者佔3.1%,20-34歲者佔6%,65歲以上者佔9.7%,文盲比例與年齡成正比。存在這些數量的文盲在美國似乎無關緊要,但美國人認為文盲對美國的人力產生了很大影響。一次大戰時,美國征兵局根據應征入伍者所填表格判斷他是否文盲,對于有文盲嫌疑者,則要對他進行測試,譬如回答“一頭牛和一只老虎哪個大”、“一個人能跳十哩遠嗎”諸如此類的問題,竟然發現有15萬人測試不及格,于是,征兵局設法在短期內進行掃盲。1940年底美國征兵局統計發現,有35萬人用 十 X  代替簽名。而在需要大量技術人員的現代化軍隊里,許多工作文盲是無法勝任的。一戰時,美國每100個應征者中有5個大學生、4個中學畢業生、12個中學生。二戰時,每100個應征者中有11個大學生、33個中學畢業生、28個中學生。可見兩次大戰之間,美國普及教育的進步速率。(嚴仁穎 《旅美鱗爪》,天津大公報館1947年發行)(陳曉蘭)

編輯︰棟
數字報

兩次大戰之間美國的普及教育

文匯報2018-01-08 10:57:03

作者︰陳曉蘭

民國時期有過一個赴美旅行、考察、學習的熱潮,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實業、教育、文化機構、公共媒體等各類機構派遣的外交人員、軍政界官員、實業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駐美記者以及美國教會及公司資助或個人自費赴美留學、考察、旅行者,數以千計。他們中的大部分在赴美前後都是掌握實權或話語權者,有些則是在赴美之後完成了個人的轉型,回國後在其專業和政治、文化領域發生影響。這些赴美考察者關注的焦點之一就是美國的教育。他們留下的旅美游記詳細記錄了對于美國教育的考察與對中國教育現狀的反思,除了提出改進建議,有的人後來還將這些考察經驗運用于具體的教育實踐中。教育與國民福祉、國家安全的密切關系,是這些赴美考察者不斷強調的共識。

191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伍廷芳的 《一位東方外交家看美國》 (陳政譯,題名 《美國觀察記》) 極力贊揚美國教育體制之完備、經費之充裕、學校分布之廣、質量之優,學費之低,中小學教育之普及,即使最小的村野也設有學校,像懷俄明這樣的農業州,地廣人稀,居住分散,農家只要有三四名學生,政府便派教師到這些村子教授這些孩子們,因此,“即使最窮的人,也不能給自己做文盲找借口”。

1919年底,曾任雲南省教育總會副會長、後一度代理雲南省省長兼政務廳廳長、雲南省教育廳廳長的由雲龍,由滬放洋,實現二十年游美夙願。他于除夕日抵溫哥華,乘火車五晝夜抵紐約,游歷華盛頓、費城、波士頓、芝加哥、丹佛等二十多個城市,至1920年暮春時節由舊金山乘“中國號”輪船返國,此次游歷重點考察了美國的教育與實業,回國後撰寫 《游美筆談》 (雲南崇文印書館1920年出版),詳細介紹考察美國教育之情形,對于美國中初級教育及社會教育尤為重視。

據他調查,當時美國中小學義務教育最少8年 (7-14歲),最高達12年(6-18歲)。美國教育的個性化、多樣化體現在南、北部及各州在學制、教學方針和教學內容上的差異。如北部諸州實行八、四制 (8年小學、4年中學),南部則實行六、三、三制 (6年小學、3年初中、3年高中),而所謂六、三、三制也不以生理年齡而是以心理量度法為標準分級。在選科制上,中學多屬分科教授,少則兩三科,多則十余科,有國語、外語、商業、農業、手工、建築、家事、美術、師範、理科等,除必修科目外,有必要的選修課供學生自由選習。

城市學校重社會、工業教學,常附設于大學。鄉村學校重農業畜牧、四圍天然物產智識和技能之培養,認為鄉村所受教育若與城市一律,則與環境不相適應。譬如,為使兒童所受教育與其所處之境遇與將來事業相應,伊利諾州某一鄉村小學,除國語、歷史、地理外,設農產實習科,為獎勵兒童作業,又設種黍、飼豕、養雞、園藝、制作罐頭各種俱樂部。學校附近之田野,為兒童作業之用,豬柵、雞--相望。但是,鄉村父母寧多費錢財送兒童至城市就學,教員也寧願在城市教學。因此,教育家們力主改良鄉間學校,提出改良之法︰擇僻靜地區建一聯合學校,投以充足之經費,建設宏大之校舍、齊全其設備,增加教員薪金。當時全美公立中學一萬八千余所,師範學校三百余所,職業學校六百余所,高等教育機構1041個。政府所撥教育經費12億美元,中小學經費1880年時為7800萬,1920年增加到8億。

歐戰以前,美國趨向文化教育、公民教育、職業教育,歐戰後尤其強調文化教育、公民教育。教育宗旨︰“全國兒童均有同等機會受同等之教育,以發達其能力人格到最優良之程度”,“公民教育強調公民之常識、社會義務之必要;職業教育則旨在養成人民均有獨立自營生活之能力;文化教育在于使人民于道德、文化人格均齊發展”。一戰後體育得到廣泛重視,因為一戰征兵時百分之二十應征者身體不合格,于是戰後促進兒童健康組織接踵而起,其中,以紐約醫學院“改良學校兒童營養委員會”為前身的全美“兒童健康促進會”最為活躍,他們研究兒童身體狀況,組織國立委員會研究解決兒童營養問題,提出促進兒童健康法,諸如要求全國所有公立學校對兒童進行定期體檢,配備常規設備稱量體重、身高,訂立標準考察兒童身體營養及發育狀況,將兒童在校健康狀況記錄連同學業狀況記錄作為學校生活全部評價之標準,應用于兒童勞動之許可證的發放中,並將研究、實驗所得之結果,通知各教育、慈善團體以資改進,通過宣傳,喚起公眾對于兒童健康的要求,教授公眾保持兒童健康之方法。

1925年,曾任江蘇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校長的錢用和赴芝加哥大學主修教育,1929年秋歸國後任江蘇省教育廳編審,並在省立鎮江中學、上海暨南大學兼課,1931年被任命為遺族女校校務主任,後任宋美齡秘書。錢用和在赴美之時曾抱兩種使命︰考查歐美教育、調查西方文化。因為她赴美前的教育工作經歷,錢用和尤其注重美國初中級教育的考察,利用各種機會考察芝加哥城市和遠郊的幼兒園、小學、中學乃至貧兒教育、聾啞人教育。她認為美國教育由“自然教育”進而“生活教育”進而“環境教育”,學校教育“寓于天然環境陶冶中,使人生于生活上感樂趣而奮斗,其環境不良者,必設法改良之”。

芝加哥大學實驗學校,包含幼稚園、小學、初、高中部,以杜威的“自然教育”為創校宗旨、辦學理念,以養成學生自主能力,發展個性,使之適于團體生活而成為社會有用之人才,而“不特為大學教育之預備而設”。她曾參觀芝城附近一所鄉間學校,該校設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美國兒童的天真活潑和好奇心給她留下深刻印象。午膳時間,學生托盤自取食物,談笑而不喧嘩,“美人處處以人生自然天性,須以發泄機會,于自然生活中守相當之秩序。我國學校因食時談笑之嘈雜,遂納自然天性于訓練圍範中”,結果又“默然而食”。膳後參觀初中部社會科教學,教師講授埃及、希臘文化,並請錢用和演講,她講埃及、希臘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化之比較。

她曾參觀一所偏僻的鄉村小學,這所學校只有教師一人,學生十七人,校舍一幢,一講台,一火爐,圖書室、預備室、食堂、休息室均在一處。就是這樣規模的一所小學,政府每年補貼4萬美元,相當于中國當時一所大規模中學一年的費用。她參觀一所職業學校,該校宗旨和課程設置的標準是︰“個性”和“群性”平均發展,促進兒童特殊興趣和才能,給兒童生活之知識、技能與生活上之自然、快樂及滿足。個人活動和團體活動時間均分,豐富多彩的團體活動如音樂隊、戲劇團、新聞報、運動會、校市等,給學生創造與人共同合作的機會。她參觀美國最著名的一所盲人學校,該校的地理教學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各種地圖均由學生創作,用木塊、廢紙堆成地圖,經緯界線、山脈河流,絲毫不紊。感嘆︰“天下無廢人,教育實萬能,于此益感國內教育之重要,亦即急起直追。使有目者不盲,盲目者皆明,教育之則更無貸矣”。在她看來,盡管美國教育經費非我國財力所及,但是美國學校之組織方法卻可以借鑒。(錢用和 《錢用和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11年)

不可否認,以當時的中國現實作參照,親歷美國的中國人不可避免地會將美國教育理想化,或者將自己的教育理想附著在對美國教育的觀察與敘述中。實際上,現實中的美國教育依然存在著現實與理想相去甚遠的矛盾,問題層出不窮。

1943年,時為天津 《大公報》 駐美記者的嚴仁穎,跑到美國商務部紐約辦事處的統計室,搜集當時美國的文盲數據。他被告知,1940年的數據還未出來,現成的有1930年的統計︰美國人口9872萬多,文盲428萬多,佔全國總人口的4.3%,其中白人文盲佔文盲總數的2.7%,大部分文盲是黑人和其他各入籍僑民,其中10-19歲者佔3.1%,20-34歲者佔6%,65歲以上者佔9.7%,文盲比例與年齡成正比。存在這些數量的文盲在美國似乎無關緊要,但美國人認為文盲對美國的人力產生了很大影響。一次大戰時,美國征兵局根據應征入伍者所填表格判斷他是否文盲,對于有文盲嫌疑者,則要對他進行測試,譬如回答“一頭牛和一只老虎哪個大”、“一個人能跳十哩遠嗎”諸如此類的問題,竟然發現有15萬人測試不及格,于是,征兵局設法在短期內進行掃盲。1940年底美國征兵局統計發現,有35萬人用 十 X  代替簽名。而在需要大量技術人員的現代化軍隊里,許多工作文盲是無法勝任的。一戰時,美國每100個應征者中有5個大學生、4個中學畢業生、12個中學生。二戰時,每100個應征者中有11個大學生、33個中學畢業生、28個中學生。可見兩次大戰之間,美國普及教育的進步速率。(嚴仁穎 《旅美鱗爪》,天津大公報館1947年發行)(陳曉蘭)

編輯︰棟
新聞排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