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過三代?明朝這些士大夫家族何以難逃衰敗命運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陳寶良 發表時間︰2017-03-21 10:35

世家大族之能保持長久富貴,必須靠子孫科第的延續。然一旦中科舉入仕以後,科舉世家大族的壽命大多不長。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公卿之子“安于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習于驕恣,不遵禮義之軌度故爾”。

明清易代,世態滄桑,在明代勢力頗盛的士大夫家族,經易代之後因為失去了原先在政治上的權勢,逐漸走向衰落。這基本可以體現士大夫社會的一些特點,即士大夫家族與科舉功名乃至政治權勢的合一。若以江南之松江府、太倉州及浙東等為地域視閾,再以甲申、乙酉(1644、1645)為時間界限,稱之為乾坤龍戰之會亦未嘗不可。與之相應,士大夫家族的衰落,應該說屬于一種整體趨勢。這在明末清初人的記載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以松江為例,明代“朱甍綠邸、鳴珂佩玉之家”,入清以後,已成“丘墟榛莽”;至于“錦韉珠勒、五陵豪貴之兒”,入清之後,生活亦陷入困頓,或“懸鶉曳練”,甚至不乏“采--以為食者”。再來看太倉州,士大夫家族面臨相同的窘況:明代的“右姓卿宗”,至清降為“皂隸”;士大夫原本“良田上腴”,至清亦已“斥為榛蕪”;至于那些“方領之儒,膏粱之子”,至清更是“小吏得而唾其背者多有之矣”。至于浙東,更可從宅第的輪替看出士大夫家族的衰敗景象。據李鄴嗣記載,入清之後,一方面,明朝諸“大家”的宅第,因戰火而“頹垣敗棟,仿佛難辨”;另一方面,即使其間尚有甲第如故,卻已更替主人,“率為人攘據,其中門額非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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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嵩

揆之士大夫家族的興衰史,其中所隱含的樞機相當復雜。在明代,江南的徐階、申時行家族與江西的嚴嵩、湖廣的張居正家族,均極一時之盛,若將其加以適當的比較,即能得出較有意思的結論。嚴嵩、張居正家族,盡管享極一時富貴之盛,但自失勢之後,家產一被抄沒,家族隨之衰落。反觀徐階、申時行家族,盡管徐階家族之富埒于嚴嵩家族,而申時行家族之富,甚至過于張居正家族,卻能使家族一直保有富貴,不至于使家族遽衰。究其原因,明人于慎行推測為以下兩點:一是政治權力保有財富不能長久,唯有借助政治權力而在經濟上多種經營,方可保得富貴延續。嚴嵩、張居正家族財富的增長,顯然得益于他們內閣首輔的權勢,一旦失勢,家族就會衰敗,甚至面臨家產抄沒的窘境。反觀徐階、申時行家族,尤其是徐階家族,其家產的積累,當然亦依靠政治權勢。如徐階在位時,就依靠權勢而“傾瀉縣官賦金”,借此聚斂財富。然諸多史料記載揭示,徐階家族財富的積累,並不完全借助于巧取豪奪,而是確乎“善俯仰居積,工計然之策”,此從徐階家多蓄織婦即可得到證實。二是區域經濟的特點,同樣導致士大夫家族延續的區域性差異。嚴嵩、張居正的家鄉,屬于“江、楚曠莽之墟”,無法開展經濟性的經營活動,只得借助權勢而積聚財富;而徐階、申時行的家鄉,正好處于蘇、松財賦之地,所以“易為經營”。士大夫家族的存與敗,其因蓋由于此。簡言之,追究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原因,大抵應從內因與外因兩個方面加以考察。

富不過三代?明朝這些士大夫家族何以難逃衰敗命運

  張居正

1.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內在原因

就內因而言,士大夫家族的崛起,盡管以科第發達之“業”為先導,但亦以為人處世之“德”為根本。換言之,若是重世德,重家教,或者二者兼得,子孫必定不會淪落,即使淪落,亦不至于很狼狽。反之,若是世德薄,家教弛,那麼家族必會陷于衰敗。鑒于此,明末清初人吳偉業在探究士大夫世家大族衰亡的原因時,將其歸結為“三德”之失,這是相當敏銳的觀察。

所謂“三德之失”,吳偉業闡釋如下:一是“謙德”之失。按照儒家傳統的觀念,謙虛是“德之柄”。吳偉業從其家鄉太倉州的現狀中,卻看到了士人從謙虛向佻達的轉變。他說:“吾鄉貴規重矩疊之風,拾級聚足,讓而後登;揚觶執籩,拜而後饋。今也言語則捷捷翩翩矣,威儀則佻兮達兮矣,飲飫則載號載呶矣”。二是“儉德”之失。儒家學說認為,儉樸是“德之共”。吳偉業卻從自己家鄉太倉州中,看到了從儉樸向奢靡的轉變。他說:“吾鄉寡魚鹽漆絲之利,不知廢著蠰財,其民本以力農為業。自俗之靡也,口窮芻豢之養,卜夜而倡樂;身極纂組之華,費日而消功。”三是“慎德”之失。儒家傳統觀念倡導謹慎,甚至稱之為“德之守”。吳偉業從其家鄉太倉州中,卻看到了從“謹慎”向“聲氣”的轉變。他說:“吾鄉以知交聲氣傾天下,其初則龍門之游、華陰之市也;其繼則甘陵之部,鉤黨之碑也。依光揚聲,互相題拂,而刊章之禍大作,浸尋乎陵遷谷改,遠識者柴門絕跡以自全,不幸姓名為妄男子所疏記,始悔潛鱗戢翼之不早矣。”明人何良俊以松江士大夫家族為例,將其驟然衰敗的原因概括為以下兩點:一是“利令智昏”。何良俊認為,松江的士大夫一中進士之後,則對平日同堂之友,謝去唯恐不速,同里之中雖有談文論道之士,非唯厭見其面,亦且惡聞其名。而每日奔走于他們門下者,則無不都是言利之徒:或雲“某處有莊田一所,歲可取利若干”;或雲“某人借銀幾百兩,歲可生息若干”;或雲“某人為某事求一覆庇,此無礙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銀若干。”諸如此類,士大夫則“欣欣喜見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謹”。可見,無論是父兄之所交往,抑或子弟之所習聞,無不都是言利之徒,未嘗與一善人相交,或者听一善言,所以缺乏善行。用太史公的話說,這些士大夫就是“利令智昏,何異白日攫金于市中者耶”!這其實就是“世德薄”。二是士大夫家族子弟不讀書。照理說來,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家族子弟理應知曉孝悌忠信,使讀書種子得以延續。然揆之明代的士大夫家族,正如何良俊所言,因為家中“多財”,導致父兄不知教,子弟不知學。這其實就是“家教弛”。

由此可見,“世德”“家教”是維系士大夫世家大族世代興旺的根本。一旦缺乏“世德”,甚至利令智昏,就會導致子弟安于奢侈的生活,甚或引發兄弟相仇,最終導致家族式微。如浙江崇德人呂希周,浙江秀水人湯日新,均曾任通政使;又浙江杭州人茅瓚,中嘉靖十七年(1538)的狀元,曾任吏部侍郎。三個家族,堪稱一時科舉世族。但因缺少世德,再加之家教不嚴,所以在三人死後,“子孫皆不得其所,徒步自肩米者有之,敝衣行市中、頭不備冠者有之,甚或寄食親故者有之”。這是典型的例子。以蘇州為例,由于風俗衰惡,父兄、師友缺乏詩書禮義之教,致使其子弟大多輕狷巧詐,“不率于孝友”,再加之中間出了一些不良子弟,過分追求服御飲食、博弈歌舞之好,導致家族的衰落,“數傳而後,--貸不給,有不丘虛其先人之壟而翦伐其所樹者,殆亦鮮矣”。又如明代嘉靖、隆慶年間,無錫安氏,家族巨富,甲于江左,有“安百萬”之號。然其家最“豪于食”,最後因“竟用奢侈”而衰敗。正因為缺乏家教,使得一些士大夫家族內,不是兄弟和睦,而是弟兄相仇,甚至訟之官府,致使財產耗散,家族衰微。如嘉靖年間,無錫鄒氏家族巨富,但弟兄相仇,“訟之官”。官府將他們“下之獄”。這些膏粱子弟,“不耐窘辱,互相求勝,用銀不暇稱兌唯意,所撮亦唯家人張主”,每日花費許多銀子,導致家族衰敗。

盡管士大夫家族盛興之時,家門燻灼,但很難保持長盛不衰。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士大夫世家大族子弟習于奢侈。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當數蘇州府太倉州的兩個王氏家族。一是王在晉家族。王在晉曾經略遼薊,被皇帝賜予蟒玉和尚方寶劍。後入中樞,任兵部尚書,當時算得上太倉州的第一顯官。然其諸子均為敗類,“藉父勢,暗嗚叱 ,金錢狼藉”。所以,當王在晉在世時,家業就已經“蕩廢涂地”。其中一孫,號宸章,更是“習俳優,善為新聲”。家業破敗之後,僦居一間小屋,日與伶人相狎。周恆祁將軍治兵太倉沙溪鎮時,一日開宴,呼伶人候,宸章即“廁身其間,捧板而歌”,“博座間一笑,圖酒肉一犒而已”。二是王--家族。太倉州之王氏家族,分為瑯琊王氏與太原王氏。王--家族屬于瑯琊王氏。王氏發達于王倬,曾任兵部侍郎,其子王--亦任兵部侍郎。王--二子:王世貞,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王世懋,官至南京太常寺卿。世貞有子士騏,曾任吏部主事,可謂四代甲科。至士騏之子慶常,則“習為侈汰,恣聲色,先世業蕩盡無余”。慶常生子甚多,除了王鑒襲蔭為廉州太守,精通繪畫,尚能保持名檢之外,其余均“落拓無生產”,或入沙門為僧,或為優伶,以歌舞為生。王世懋之子士 ,中舉人,曾任“憲幕”。士祺之子瑞國,亦中舉人,能守家聲。瑞國之子王景,卻“以狎邪為不法,幾破家,獄經年不解,受榜笞無數,擯之遠郊,不列士類”。

2.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外在原因

富不過三代?明朝這些士大夫家族何以難逃衰敗命運

  明 陳洪綬 晉爵圖卷局部

就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外因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科舉制度導致社會流動加劇,使士大夫家族“易興”,亦“易替”;二是明清易代,兩朝鼎革,對舊的士大夫家族形成很大的沖擊。

(1)科舉制度導致社會流動加劇

科舉制度的相對公平性,導致士大夫家族具有“易興”“易替”的特點。這是社會流動性加劇的典型例子。就“易興”而言,最為典型者是松江府華亭縣徐氏家族的興起。如徐階的父親,原本不過是松江府的吏員。但他的兩個兒子,長子徐階,官至內閣首席大學士;次子徐陟,官至工部侍郎。兩人均憑借進士出身,位至卿相,可謂一門榮耀至極。就“易替”而言,蘇州府太倉州王氏家族的衰落堪稱一例。太倉州太原王氏,起家于王錫爵,官至內閣首輔;王鼎爵,官至提學道。錫爵子王衡,憑廷試第二人任翰林院編修,但很早就去世。王衡之子時敏任職太常寺。王時敏的兒子眾多,除了次子王揆得中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