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過三代?明朝這些士大夫家族何以難逃衰敗命運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陳寶良 發表時間︰2017-03-21 10:35

世家大族之能保持長久富貴,必須靠子孫科第的延續。然一旦中科舉入仕以後,科舉世家大族的壽命大多不長。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公卿之子“安于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習于驕恣,不遵禮義之軌度故爾”。

明清易代,世態滄桑,在明代勢力頗盛的士大夫家族,經易代之後因為失去了原先在政治上的權勢,逐漸走向衰落。這基本可以體現士大夫社會的一些特點,即士大夫家族與科舉功名乃至政治權勢的合一。若以江南之松江府、太倉州及浙東等為地域視閾,再以甲申、乙酉(1644、1645)為時間界限,稱之為乾坤龍戰之會亦未嘗不可。與之相應,士大夫家族的衰落,應該說屬于一種整體趨勢。這在明末清初人的記載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以松江為例,明代“朱甍綠邸、鳴珂佩玉之家”,入清以後,已成“丘墟榛莽”;至于“錦韉珠勒、五陵豪貴之兒”,入清之後,生活亦陷入困頓,或“懸鶉曳練”,甚至不乏“采--以為食者”。再來看太倉州,士大夫家族面臨相同的窘況:明代的“右姓卿宗”,至清降為“皂隸”;士大夫原本“良田上腴”,至清亦已“斥為榛蕪”;至于那些“方領之儒,膏粱之子”,至清更是“小吏得而唾其背者多有之矣”。至于浙東,更可從宅第的輪替看出士大夫家族的衰敗景象。據李鄴嗣記載,入清之後,一方面,明朝諸“大家”的宅第,因戰火而“頹垣敗棟,仿佛難辨”;另一方面,即使其間尚有甲第如故,卻已更替主人,“率為人攘據,其中門額非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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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嵩

揆之士大夫家族的興衰史,其中所隱含的樞機相當復雜。在明代,江南的徐階、申時行家族與江西的嚴嵩、湖廣的張居正家族,均極一時之盛,若將其加以適當的比較,即能得出較有意思的結論。嚴嵩、張居正家族,盡管享極一時富貴之盛,但自失勢之後,家產一被抄沒,家族隨之衰落。反觀徐階、申時行家族,盡管徐階家族之富埒于嚴嵩家族,而申時行家族之富,甚至過于張居正家族,卻能使家族一直保有富貴,不至于使家族遽衰。究其原因,明人于慎行推測為以下兩點:一是政治權力保有財富不能長久,唯有借助政治權力而在經濟上多種經營,方可保得富貴延續。嚴嵩、張居正家族財富的增長,顯然得益于他們內閣首輔的權勢,一旦失勢,家族就會衰敗,甚至面臨家產抄沒的窘境。反觀徐階、申時行家族,尤其是徐階家族,其家產的積累,當然亦依靠政治權勢。如徐階在位時,就依靠權勢而“傾瀉縣官賦金”,借此聚斂財富。然諸多史料記載揭示,徐階家族財富的積累,並不完全借助于巧取豪奪,而是確乎“善俯仰居積,工計然之策”,此從徐階家多蓄織婦即可得到證實。二是區域經濟的特點,同樣導致士大夫家族延續的區域性差異。嚴嵩、張居正的家鄉,屬于“江、楚曠莽之墟”,無法開展經濟性的經營活動,只得借助權勢而積聚財富;而徐階、申時行的家鄉,正好處于蘇、松財賦之地,所以“易為經營”。士大夫家族的存與敗,其因蓋由于此。簡言之,追究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原因,大抵應從內因與外因兩個方面加以考察。

富不過三代?明朝這些士大夫家族何以難逃衰敗命運

  張居正

1.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內在原因

就內因而言,士大夫家族的崛起,盡管以科第發達之“業”為先導,但亦以為人處世之“德”為根本。換言之,若是重世德,重家教,或者二者兼得,子孫必定不會淪落,即使淪落,亦不至于很狼狽。反之,若是世德薄,家教弛,那麼家族必會陷于衰敗。鑒于此,明末清初人吳偉業在探究士大夫世家大族衰亡的原因時,將其歸結為“三德”之失,這是相當敏銳的觀察。

所謂“三德之失”,吳偉業闡釋如下:一是“謙德”之失。按照儒家傳統的觀念,謙虛是“德之柄”。吳偉業從其家鄉太倉州的現狀中,卻看到了士人從謙虛向佻達的轉變。他說:“吾鄉貴規重矩疊之風,拾級聚足,讓而後登;揚觶執籩,拜而後饋。今也言語則捷捷翩翩矣,威儀則佻兮達兮矣,飲飫則載號載呶矣”。二是“儉德”之失。儒家學說認為,儉樸是“德之共”。吳偉業卻從自己家鄉太倉州中,看到了從儉樸向奢靡的轉變。他說:“吾鄉寡魚鹽漆絲之利,不知廢著蠰財,其民本以力農為業。自俗之靡也,口窮芻豢之養,卜夜而倡樂;身極纂組之華,費日而消功。”三是“慎德”之失。儒家傳統觀念倡導謹慎,甚至稱之為“德之守”。吳偉業從其家鄉太倉州中,卻看到了從“謹慎”向“聲氣”的轉變。他說:“吾鄉以知交聲氣傾天下,其初則龍門之游、華陰之市也;其繼則甘陵之部,鉤黨之碑也。依光揚聲,互相題拂,而刊章之禍大作,浸尋乎陵遷谷改,遠識者柴門絕跡以自全,不幸姓名為妄男子所疏記,始悔潛鱗戢翼之不早矣。”明人何良俊以松江士大夫家族為例,將其驟然衰敗的原因概括為以下兩點:一是“利令智昏”。何良俊認為,松江的士大夫一中進士之後,則對平日同堂之友,謝去唯恐不速,同里之中雖有談文論道之士,非唯厭見其面,亦且惡聞其名。而每日奔走于他們門下者,則無不都是言利之徒:或雲“某處有莊田一所,歲可取利若干”;或雲“某人借銀幾百兩,歲可生息若干”;或雲“某人為某事求一覆庇,此無礙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銀若干。”諸如此類,士大夫則“欣欣喜見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謹”。可見,無論是父兄之所交往,抑或子弟之所習聞,無不都是言利之徒,未嘗與一善人相交,或者听一善言,所以缺乏善行。用太史公的話說,這些士大夫就是“利令智昏,何異白日攫金于市中者耶”!這其實就是“世德薄”。二是士大夫家族子弟不讀書。照理說來,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家族子弟理應知曉孝悌忠信,使讀書種子得以延續。然揆之明代的士大夫家族,正如何良俊所言,因為家中“多財”,導致父兄不知教,子弟不知學。這其實就是“家教弛”。

由此可見,“世德”“家教”是維系士大夫世家大族世代興旺的根本。一旦缺乏“世德”,甚至利令智昏,就會導致子弟安于奢侈的生活,甚或引發兄弟相仇,最終導致家族式微。如浙江崇德人呂希周,浙江秀水人湯日新,均曾任通政使;又浙江杭州人茅瓚,中嘉靖十七年(1538)的狀元,曾任吏部侍郎。三個家族,堪稱一時科舉世族。但因缺少世德,再加之家教不嚴,所以在三人死後,“子孫皆不得其所,徒步自肩米者有之,敝衣行市中、頭不備冠者有之,甚或寄食親故者有之”。這是典型的例子。以蘇州為例,由于風俗衰惡,父兄、師友缺乏詩書禮義之教,致使其子弟大多輕狷巧詐,“不率于孝友”,再加之中間出了一些不良子弟,過分追求服御飲食、博弈歌舞之好,導致家族的衰落,“數傳而後,--貸不給,有不丘虛其先人之壟而翦伐其所樹者,殆亦鮮矣”。又如明代嘉靖、隆慶年間,無錫安氏,家族巨富,甲于江左,有“安百萬”之號。然其家最“豪于食”,最後因“竟用奢侈”而衰敗。正因為缺乏家教,使得一些士大夫家族內,不是兄弟和睦,而是弟兄相仇,甚至訟之官府,致使財產耗散,家族衰微。如嘉靖年間,無錫鄒氏家族巨富,但弟兄相仇,“訟之官”。官府將他們“下之獄”。這些膏粱子弟,“不耐窘辱,互相求勝,用銀不暇稱兌唯意,所撮亦唯家人張主”,每日花費許多銀子,導致家族衰敗。

盡管士大夫家族盛興之時,家門燻灼,但很難保持長盛不衰。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士大夫世家大族子弟習于奢侈。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當數蘇州府太倉州的兩個王氏家族。一是王在晉家族。王在晉曾經略遼薊,被皇帝賜予蟒玉和尚方寶劍。後入中樞,任兵部尚書,當時算得上太倉州的第一顯官。然其諸子均為敗類,“藉父勢,暗嗚叱 ,金錢狼藉”。所以,當王在晉在世時,家業就已經“蕩廢涂地”。其中一孫,號宸章,更是“習俳優,善為新聲”。家業破敗之後,僦居一間小屋,日與伶人相狎。周恆祁將軍治兵太倉沙溪鎮時,一日開宴,呼伶人候,宸章即“廁身其間,捧板而歌”,“博座間一笑,圖酒肉一犒而已”。二是王--家族。太倉州之王氏家族,分為瑯琊王氏與太原王氏。王--家族屬于瑯琊王氏。王氏發達于王倬,曾任兵部侍郎,其子王--亦任兵部侍郎。王--二子:王世貞,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王世懋,官至南京太常寺卿。世貞有子士騏,曾任吏部主事,可謂四代甲科。至士騏之子慶常,則“習為侈汰,恣聲色,先世業蕩盡無余”。慶常生子甚多,除了王鑒襲蔭為廉州太守,精通繪畫,尚能保持名檢之外,其余均“落拓無生產”,或入沙門為僧,或為優伶,以歌舞為生。王世懋之子士 ,中舉人,曾任“憲幕”。士祺之子瑞國,亦中舉人,能守家聲。瑞國之子王景,卻“以狎邪為不法,幾破家,獄經年不解,受榜笞無數,擯之遠郊,不列士類”。

2.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外在原因

富不過三代?明朝這些士大夫家族何以難逃衰敗命運

  明 陳洪綬 晉爵圖卷局部

就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外因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科舉制度導致社會流動加劇,使士大夫家族“易興”,亦“易替”;二是明清易代,兩朝鼎革,對舊的士大夫家族形成很大的沖擊。

(1)科舉制度導致社會流動加劇

科舉制度的相對公平性,導致士大夫家族具有“易興”“易替”的特點。這是社會流動性加劇的典型例子。就“易興”而言,最為典型者是松江府華亭縣徐氏家族的興起。如徐階的父親,原本不過是松江府的吏員。但他的兩個兒子,長子徐階,官至內閣首席大學士;次子徐陟,官至工部侍郎。兩人均憑借進士出身,位至卿相,可謂一門榮耀至極。就“易替”而言,蘇州府太倉州王氏家族的衰落堪稱一例。太倉州太原王氏,起家于王錫爵,官至內閣首輔;王鼎爵,官至提學道。錫爵子王衡,憑廷試第二人任翰林院編修,但很早就去世。王衡之子時敏任職太常寺。王時敏的兒子眾多,除了次子王揆得中進士之外,但其他諸子亦“漸落,恐亦為強弩之末也”。這是科第無繼導致家族衰落的典型案例。

明代的世家大族,大多源于科舉之暴發。科舉制的最大特點,就是“士子登庸,不系世業,履道則為衣冠,失序則為匹庶”。這就導致官紳之家興衰無常,隨著官位變動無常,其家族所擁有的土地也經常易主。明人王士性明確指出:“縉紳家非奕葉科第,富貴難于長守。”以江南為例,如浙江寧波府,自明宣德以來,已是公卿輩出,無不“華第宅、聯田畝、鑿池疊山、集名花異卉以貽子孫者”,一派家族繁興景象。然好景不長,不但田地、房產幾經易姓,甚至墓地亦囑托無人,昔日歌鐘舞袖、晃耀亭台之榮華,全都任之寒煙夕照而已。又據何良俊記載,正德年間,松江府華亭縣的官室競相營殖私產,一時如參政宋愷、御史蘇恩、主事蔣凱、員外郎陶驥、主事吳哲,家產均積至10余萬,自以為奠定了子孫數百年的基業。然而僅僅過了五六年,這些巨室就已經“田宅皆已易主,子孫貧匱至不能自存”。衰敗之速,令人咋舌。

由此論之,世家大族之能保持長久富貴,必須靠子孫科第的延續。然一旦中科舉入仕以後,科舉世家大族的壽命大多不長。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公卿之子“安于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習于驕恣,不遵禮義之軌度故爾”。

(2)明清易代對士大夫家族的沖擊

清兵入駐中原並進而攻下江南之後,對明朝官紳一度采取了較為積極的態度。清廷規定,凡是明朝的官員及“舉貢監並海上起義諸色人等”,“歸順受職者”,謂之“投誠”。明朝的貢監,入清後又入學成為生員,謂之“復學”。但弘光、隆武兩朝的舉貢均不準復學。至于生員通過另行考試而被收錄,則謂之“可存”。不過,隨著清廷強行推行剃發政策,導致江南士大夫的反抗,再加之清廷在江南大興“科場”“奏銷”“哭臨”三案,以及廣興文字獄,士大夫家族的血脈元氣,已是喪失殆盡。

以科場案為例,此案“師生牽連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數千里外,鋃鐺提鎖”,導致“家業化為灰塵,妻子流離”。其中波及作為“居間”的二三大臣,亦是“血肉狼藉,長流萬里”。奏銷條例,定于清順治十六年(1659),初行于順治十七、十八兩年。順治十八年正月,因順治帝“駕崩”而暫緩處置。至康熙元年,繼續實施奏銷,因拖欠錢糧而受到處罰的紳衿,以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為例,其中進士、舉人、貢監、生員,共計13000多人。奏銷所及,在職官員則被革職,而貢監、生員則被拿問。史稱:“道路之人,惟見愁眉百結,求死不能;而田連阡畝之家,其慘尤甚。”可謂實錄。哭臨一案,起于蘇州人對吳縣知縣任某的厭惡。因任某一向貪穢,再加之“以漕米遍糶易金,以飽撫臣朱國治”,最終導致蘇州人在順治十八年正月以哭臨的形式而“大嘩”。當時諸臣哭臨之時,蘇州諸生數百人,“環聚于龍馭之前,--縣令不法狀”。此案所涉,共有生員18人被“械訊”,最後被“駢斬于市”。江南文字獄,以莊氏《明史》案最著,號稱“江南第一巨案”。此案輾轉株連,累及浙江、南直隸富宦名家將及百余家,處死者百人,如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七日,在杭州處斬者就達六七十人,全是“進士、孝廉、子衿”。至于婦女,都發配滿洲,幾及千人。

經過上述多波次的打擊,江南士大夫勢力從此一蹶不振,世家大族趨于衰落。清代史家戴名世對此有很好的揭示。從他的記載不難發現,康熙二十七年、二十八年(1688、1689)以後,江南縉紳之體面已是“陵夷極矣”。究其禍端,始于一二士大夫豪橫之家,“致得重罪”,于是他處大多仿效。地方官吏務以挫辱士大夫為能,借此逢迎上官,以得美擢。里巷“奸民”,專以詐財為生,“不于其黨類而于縉紳,以為縉紳不敢與我抗且辯也,一抗且辯,則訴之于官,而彼之折辱更甚矣”。至于學校生員,更被地方官吏視為草芥。即使生員延續明末習氣,仍自相矜重,偶然受到挫辱,于是群起告訐,“或哭于文廟,或相要約不赴試”,然終究不能取勝,“斥逐者累累,因致死傷者亦多”。在地方官的眼中,縉紳尚且如同“奴隸”,何況生員之輩!無奈,生員只得自匿衣巾,詐稱百姓。在錢糧奏銷案的引發下,不唯官員紛紛罷職家居,等同編戶齊民,甚至“不得稱鄉宦”,而且出現了“生員反平民不若”的奇怪現象。在地方百姓的理想世界中,寧可讓自己的兒子成為“書役”,反而將生員視為“朽物”。

這是相當值得重視的秩序變動,說明在新朝政治強勢的沖擊下,在明代相當活躍的士大夫勢力漸趨沉寂。在此大勢之下,即使如山林名士,在清初的境遇亦不甚樂觀。據冒襄的回憶,明代崇禎末年,門戶紛爭,始則草野乘縉紳之威勢以招搖同流,繼則縉紳反借草野之機權以鉗制朝政。當此之時,山林名士與縉紳諸公詩文鼓動,搜獵聲華,“所好生羽毛,所惡成創。一時有司之賢者,率折節來咨謀議”,確乎“何其樂也”!明清鼎革,物換星移,知交零落。在遭遇“橫逆”之世的境況下,明末其樂融融的山林名士,即使“鄉里小兒”,尚且多加揶揄,嘗盡“人所不能忍”。“昔之樂”與“今之苦”一經對比,悲從中來,泣由此下,顯然不難理解。

明清之際,隨著政治局勢的變遷,江南士大夫家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以浙東為例,自新朝大帥浮浙而東之後,“居民龐裂焚蕩踣弊”,尤以“世室名族神明之裔”為甚。這無疑是一種“夷”與“華”之異。在夷夏民族對立之下,舊朝的世家大族隨之衰微,勢所必然。清朝定鼎之後,逐漸開始“置司牧,立學校,科條貫目,若有以行之”,于是那些“昔時喪職之族”,又“為之揚沸決疽”。若是將這些士大夫家族的行徑視為“啟奸而紓憤”,這當然是“過激之論”,但作為曾經盛極一時且享受榮華富貴之樂的士大夫家族,經兩朝鼎革之後遭際如此挫辱,不可不產生一些感傷情緒。

正如明末清初人徐枋所言,士君子生當明盛之時,就會忘記“太平之福”,于是即使發生了“城郭變遷”,亦不足以“經其懷抱”。反之,假如“不幸而更喪亂,遇革除”,那麼,即使“一草一木之微而事關故國”,無不會引發他們“先王弓劍之思焉”。士大夫作為晚明文化“活力”與“多樣性”的倡導者,他們面對歷史的境遇,無論是社會的抑或文化的,無不受到來自新朝力量的挑戰,並且其內部亦開始出現一些分化。換言之,對于經歷了明清之際兩朝鼎革的文人士大夫來說,那些活下來的讀書人,無不覺得這種“天崩地坼”的場景,恍惚做了一場夢。在如何看待這一夢景時,卻各有自己的心思。

明清易代,最為明顯者無過制度變化。如松江府上海縣人姚廷遴,不過是一個下層的讀書人,親身經歷了明清易代這一驚心動魄的場景,以及由此而來的制度變化。為此,他從衣服、仕途體統、罪囚處決、賦役、食用、日用什物六個方面對當時的制度變化作了如實記錄。盡管對明朝制度,尤其是在服飾、飲食乃至日用什物方面,不乏留戀之處,但總體上說,他還是肯定清朝立國以後所帶來的全新變化,亦即“氣運之一變”。他進而認為,這種氣運的變化,基于“聖皇御世”之上,可以讓天下百姓“共享太平”,乃至出現“賢才濟濟”的新氣象。

姚廷遴所謂的“賢才濟濟”,盡管包括從舊朝投順過來的官員,更多的還是指科舉“新發”家族。換言之,一些舊的世家大族伴隨著明朝覆滅而式微,代之而起者則是通過科舉考試而暴發的新的世家大族。以“東吳”為中心的江南地區,尤其推重“世家”。如在明代,諸如宜興之徐、吳、曹、萬諸大族,溧陽之彭、馬、史、狄諸大姓,均屬綿延數百年的“舊家”;入清以後,宜興許氏、溧陽包氏,則屬“新發”。又在明代,昆山巨族當推戴、葉、王、顧、李五姓;入清以後,因為徐元文、徐乾學兄弟三人並中鼎甲,位至八座,家族中的子弟亦陸續登第,“一時貴盛甲天下”,而原先的五大家族則不無“少衰”,于是昆山人造一俗諺雲:“帶葉黃姑李,不如一個大臍。”其中“帶”音“戴”,“黃”音近“王”,“姑”音轉“顧”,“臍”音近“徐”。俗諺所雲,無非是說明朝時鼎盛一時的戴、葉、王、顧、李五大巨族,入清以後,因為衰微而無法再與徐氏家族相提並論。盡管如此,舊家衰微,余威猶在,新發之族,若欲自附巨族之後,難免會招致鄉里之人的嘲諷。

孟子雲:“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又雲:“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世家巨族堪稱國之庇護,民之表率,對于邦國之治亂,民俗之污隆,關系匪淺。自三代以後,由于宗法不立,導致世風日衰,一直為識者所擔憂。所能依賴者,正是那些巨室大族,各能兢兢守其家世,謹其氏族,借此以辨貴賤、別婚姻、遠嫌疑、定昭穆,充其仁孝之心,率其敦睦之行。換言之,通過治家而後著于族,治族而後著于鄉,治鄉而後著于國,治國而後著于天下,最終達臻民俗以厚、治道以成的理想世界,這是傳統儒家的政治模式,亦即家、國、天下三位一體。由是言之,明清易代所導致的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歷程,正好證明明朝舊的社會秩序已經崩壞,隨之而來者則是清初禮教秩序的重整,以及以“新發”科第家族為社會基礎的新秩序的建立。

富不過三代?明朝這些士大夫家族何以難逃衰敗命運

本文節選自陳寶良 著,《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

編輯︰小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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